內容提要：自1929年大危機爆發起，經濟學界就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可是主流的反思卻始終不得要領，總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之類的老生常談上轉圈。
遺 憾的是，對當下次貸危機根源的認識依然如故。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1929年大危機的導火線是有效需求不足；當下次貸危機的導火線卻不再 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度”。其實，資本世界的古典危機與當代危機並無本質不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 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由於危機根源於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內在矛盾，僅用“風險／監管”的分析框架，已經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因此，必須對危機作“ 馬克思的追問”。
如果以2007年初為起點，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已經接近兩年了，迄今不僅尚無緩解跡象，而且進一步惡化的勢頭似乎已經沒 有什麼懸念。當危機還處於萌芽階段時，除了少數不識時務的另類以外（比如宋鴻兵），學界的主流們好像並不在意，多半是漫不經心、輕描淡寫地說幾句“不要大 驚小怪”之類的不著邊際的話；後來眼見危機的動靜越來越大，於是又紛紛三緘其口，知趣地閉上了嘴。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為“有苦難言”還是因為“ 無可奉告”，面對或許是“ 百年一遇”的次貸危機，中國經
濟學界的許多重量級人物始終保持著驚人的沉默，忽然間集體失語。盡管沉默往往是自信的表現，但無論如何，現有的危機理論正在經歷著危機本身的無情拷問。
在這些危機理論中，我最感興趣的，同時也是打算在本文中討論的，就是對次貸危機根源的解讀。
一、主流的解讀
有 關次貸危機根源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流觀點（主要見諸於官方的報刊）；另一類是非主流觀點（主要局限在非官方的學術網站）。由於非主流觀點 通常並不具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學界中的人也往往不屑一顧，所以本文的焦點將集中在主流觀點上。在主流觀點中，有三個重要人物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個人物是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名譽主席，有“金融期貨之父”之稱的梅拉梅德。此公對次貸危機根源的分析不僅“具象”、“直觀”，而且“通俗”、“普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指出，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監管缺位。
梅拉梅德認為，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級房貸債券在發行過程中信息不夠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這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為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其次是政府監管缺位。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這種金融衍生品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私人機構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間，然而這些機構採用的評級標準並不十分可靠。[1]
2008 年春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金融高峰論壇”上，與會的中、美專家的分歧看似不小，其實仍然是梅拉梅德邏輯的展開。在爭論中，部分學者將矛頭指向了金融創新和 金融衍生品，他們認為：正是包括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和債務抵押支持證券（CDO）在內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導致了金融風險在全球的擴散和放 大；在OTC市場上，信用衍生產品能夠不斷“繁衍”，並且很難被監管。因此，金融產品的創新是造成目前“災難”的主要原因。
而紐約銀行梅隆中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總裁胡斌卻認為：次貸危機爆發與金融創新無關，其根本原因是貸款機構放鬆了過去長期遵守的貸款發放、審核的基本標準，此外，信用評級機構也存在過失。[2]
第二個人物是聞名世界的美聯儲前老大——格林斯潘。很多學者認為，格
林斯潘時代的美聯儲應該對當前的次貸危機負責，理由在於：2003年中期
，美聯儲將基準利率降到1%，並維持長達一年之久，由此催生了房地產市
場的泡沫；而現在的困境只不過是那些泡沫的破裂罷了。比如，史丹佛大
學的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一次召開的Jackson Hole會議上，就
譴責美聯儲在2002～2006年間採取了過分寬鬆的政策。[3]
這種譴責當然是格林斯潘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格林斯潘看來，就像太陽
黑子的活動是無法抗拒的一樣，當前的次貸危機也是一個無法抗拒事件的
結果。格林斯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在過去五年的市場樂觀情緒
下，這場危機遲早都會發生。即使不被次級債定價不當的問題引爆，也會
因為其他市場領域的問題而被點燃。他認為，次貸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全
球經濟擴張，正是一段時期以來全球經濟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導致投資者
低估了風險。[4]
一邊是對格林斯潘的非議，另一邊是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護。有人從中看到
了“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的幽靈。按照“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當局者在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私念”很可能成為經濟周期的重要誘因。具體來說，
在任者為了贏得連任或退休時的聲譽，傾向於在當權時採取擴張性的政策
，此時有效需求受到刺激，產出就業得以擴張，但由此導致的泡沫通常要
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現，而當通貨膨脹真正來臨或泡沫真正破滅時，執政
者已經成功連任或已退休了。[3]如此看來，格林斯潘的“私念”或許也
難逃“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的宿命。
第三個人物是美國前財長約翰．史諾大官人。汶川大地震前夕，遠道而來
的約翰．史諾在北京參加“2008年中國首席財務長論壇”時說：“在銀行
的借貸方面，美國的銀行犯了很多的錯誤，創造了太多所謂的金融衍生工
具。”他認為，正是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貸危機”從美國的銀行流
入到了資本市場，流入世界其他的資本市場。所以，“‘次貸危機’的根
源，正是美國的銀行”。[5]
無獨有偶，汶川大地震之後不久，美國投資大亨巴菲特也向媒體表示，次
貸危機的爆發應歸因於那些冒著風險進行抵押借貸的各個銀行。在他看來
，“銀行承擔了太大的風險，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錯誤，沒有必要怪罪他
人”。[6] 應當說，這種分析完全符合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用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湧的話說：“我們看到好像
這麼多大的機構倒閉了，很多人為此扼腕嘆息，其實一點兒不可惜，這些
機構不知道從全世界敲詐了多少錢。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死有餘辜。”
[7]
當然，不論怎樣捉拿元凶，經濟學家給出的說法都多少要與市場經濟沾點
邊，不能太離譜。當年英國的大牌經濟學家傑文斯以太陽黑子的活動來解
釋商業循環的周期，今天恐怕已經沒有人會再拿這個理論來忽悠民眾了。
二、反思的底線
概括以上解讀，次貸危機的根源無非在於“監管缺位”、“政策失誤”、
“低估風險”，也就是說，相對於資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次貸危機的
根源不是內生的，而是外生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經濟學上具有“主
流”色彩的危機理論，在政治上也具有“全球化”的普世價值。
2008年09月23日聯合國代表大會開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成了眾矢之的，
而矛頭所指正是“監管不力”。比如，巴拉圭總統費爾南多．盧戈認為：
美國陷入次貸危機是“不道德投機，罪有應得”；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
籲：反省商業道德，加強金融監管；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強調：“信
貸機構在必要時將遭到懲罰和控制，透明將取代含糊不清”；德國總理安
格拉．默克爾則埋怨：自己早就建議加強金融監管，但美國對此毫無興趣
。[8]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全球的政治精英們與主流經濟學家們有著高度的默
契。問題在於，如果危機根源是外生的，那麼，“危機過後各國央行採取
的補救措施也都尤為及時且愈加嚴厲，但為什麼就是始終不能避免重蹈覆
轍、走出金融動蕩的怪圈呢？”[9]——這才是主流經濟學應當好好反思
的事情。
自1929年大危機爆發起，經濟學界就沒有停止過反思。遺憾的是，主流的
反思卻始終不得要領，總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
”之類的老生常談上轉圈，頂多也就是把這些人為的過失上升到“原罪”
的高度而已。
比如，在追究危機根源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憤然指出：“現
在回顧來看，這其實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聯儲縱容了上世紀90年
代末所創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資產依賴型的美國經濟”。[10]
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護雖然有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顯然要比他的
那些同行清醒的多：“危機遲早都會發生”。當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
了主流經濟學的眼界：危機的根源最終被框定在“投資者低估了風險”的
雷池裡。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投資者會低估風險呢？現代經濟學的標準答案
除了歸咎於人性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對這個追問聳聳肩膀了。看
來，這種將危機根源追溯到人性貪婪的“本體論”，大概也算是主流經濟
學的最高境界了。
危機的元凶一旦捉拿歸案，主流經濟學就急忙宣布立即結案，停止反思，
不得冤枉“無辜”。誰是“無辜”呢？說白了，這個“無辜”就是自由市
場經濟制度。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你可以追究“監管缺位”、“政策失誤
”、“低估風險”背後的人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的貪婪的“
原罪”，但決不允許你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說三道四、有絲毫懷疑。這是
“反思”的底線所在，超越了這個底線，你就會被取消話與資格。正因為
如此，除了少數非主流的學術網站之外，在官方的報刊上，我們很難看到
超越這個底線的話語。
三、“擴大需求”為何成了危機的淵藪
把危機的根源最終鎖定在人性的貪婪上，似乎已經是主流經濟學的“終極
關懷”了。但問題在於，比照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逐利是人類
的天性），我們發現這個“終極關懷”經不起如下追問：同樣都是逐利的
經濟人，為何次貸危機只能發生在資本主宰的世界，而與資本不占統治地
位的時代無緣呢？
與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不同，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從來就不承諾無條件地認可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且，對於人的基因是否有貪婪“原罪”的血統論，
馬克思也並不感冒。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於危機根源的邏
輯，這個邏輯包括以下要點：（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
產過剩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
於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在於資本和勞動收入
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
。那麼，馬克思關於危機根源的邏輯經受得住現實的拷問嗎？
不少人認為，對於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之前的古典經濟危機，馬克
思的理論或許還有較強的解釋力，可是對二戰以後的世界經濟就幾乎不再
有什麼說服力了，因為“此資本主義”已非“彼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
義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具備了克服危機的免疫力。所以，起源於美國的次
貸危機雖然引起了人們對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回憶，但許多經濟學家
卻更多地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區別。
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1929年的大危機，其導火線是有
效需求不足，商品賣不出去，最終引發金融動蕩，股市崩潰。當下的次貸
危機，其導火線卻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於旺盛，以至於
有效需求“過度”（“透支消費”、“寅吃卯糧”已經成了美國當代文化
先進性的標誌）！正是這種“需求過度”造成了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導
致信用崩潰。
自從1825年英國爆發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就與“生產過
剩”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經濟危機這個範疇總是與“生產過剩”這個
關鍵詞形影不離的。可是當下的經濟危機卻出現了新的異化：危機似乎不
再是“生產過剩”惹的禍，而是與“需求過度”發生了連結。如果說，“
生產過剩”曾經是經濟危機的生存土壤，那麼顯而易見，“擴大需求”就
是化解危機的題中之義；可是問題在於：化解危機的“擴大需求”何以又
演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淵藪？
進而言之，為什麼會出現需求“過度”或“透支消費”？只有搞清楚了這
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把握危機的根源。
對於當代市場經濟而言，在供給與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導意義的角色越
來越不是供給，而是需求。一個社會的總需求由投資和消費兩部分構成。
盡管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或不同時期，投資和消費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
作用不盡相同，但一般說來，消費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更具有決定意
義。在美國，由於消費者的支出部分大約占總體經濟活動的2／3，因此，
消費需求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最值得關注的因素。
按照經濟學的常識，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的增長必須以收入水平的提
高為基礎。然而，從收入分配的格局來看，美國居民個人消費的增長顯然
缺乏相應的收入水平支持。資料顯示，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國家干預
的式微、“非標準就業”的擴展（即在總體就業中，“部分時間就業”和
“偶然就業”占越來越大的比例）、工作時間的相對延長，以及國家對社
會福利支出的削弱等，強資本、弱勞工的力量格局愈益在美國顯現，收入
分配的天平越來越向資本一端傾斜。
各種數據表明，美國的個人消費增長缺乏應有的收入基礎，因而消費的進
一步擴張以及對經濟的推對作用是不可持續的。面對不斷擴張的生產能力
，避免出現生產過剩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提高個人消費需求。怎麼
才能提高個人消費需求呢？
從歷史上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採用過以下辦法：
（1）削減產量（比如把牛奶倒進大海），這種辦法既殘酷，又與資本的
逐利本性相悖。故在當今時代，簡單地削減產量已被視為一種愚行。
（2）擴大政府公共支出，這是在私人缺乏消費意願和實力的背景下（窮
人買不起，富人不願買），由政府充當“消費者”和“投資者”。由於19
70年以來的“滯脹”併發，西方政府對這種辦法的效果已頗持懷疑態度。
（3）調整分配格局（比如通過稅收政策來促進購買力），由於這種辦法
本質上是“打富濟貧”，有違自由資本主義信條，所以不到萬不得已，這
種“讓步政策”決不會提上議事日程。
（4）透支消費（比如分期付款、貸款消費、信用卡購物、次級房貸等等
），這種辦法雖然有損於資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費者也提前支付了遠期利
益（即“寅吃卯糧”），故既能為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接受，也能為囊中羞
澀的普通勞動者認可，目前已成為西方極為流行的一種生活方式。
由於抓住了“擴大需求”這個要害，所以從實踐來看，“透支消費”取得
了明顯的效果。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透支消費”的擴展，美國
經濟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時期”，以至於不少經濟學家斷言：市場經濟
的周期波動已不復存在，“經濟周期已經消失”。
在“透支消費”的支撐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居民的個人消費
增速不僅沒有收縮，反而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不僅與大多數
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水平相矛盾（雖然少數高收入者的收入在顯著提高，
但其邊際消費傾向是趨於遞減的），而且在美國經濟史中也實屬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個人消費的增長，居民的個人儲蓄也在不斷下降。
到2005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甚至已經下降為負數，美國全國進入不儲蓄狀
態。據統計，“這20年來美國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從1984年的10.08%到
1995年的4.6%、2004年為1.8%、2005年為-0.4％、2006年為-1％、2007年
為-1.7％，真金白銀越來越少，債務越來越大，形成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
。”[11]
由此可見，美國的普通百姓不但用盡了自己的收入，而且還要透支“未來
的”或“虛擬的”收入以支撐今天的消費（美國的家庭債務在20世紀80年
代舉債高峰期占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80％；到了2000年，這個比重就上升
到98％）。結果，強勁的消費衝破了相對萎縮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個非
理性的“透支消費”悖論。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不僅美國居民在“透支消費”，而且美國政府也在推
行“透支經濟”。眾所周知，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80年代以
來，隨著對外投資速度的持續下降，美國轉而倚重來自國外的投資以支撐
本土經濟的增長。
1985年美國從淨債權國變為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淨債權國長
達70年的歷史。在全球經濟都在為“過剩”而發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
汽車公司開足馬力生產，就能滿足夠世界用一年的汽車需求量），美國之
所以能夠獨善其身，正是在於其“透支消費”與“透支經濟”暫時填補了
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從而掩蓋了本國的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
盾。
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費”畢
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透支消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
”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斷加大瑪啡的注射劑量一
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把當下的危機
延遲到未來爆發罷了。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以至於沒有未來可以透
支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
在美國，“透支消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
話帳單，透支無處不在。而引發這次危機的次級抵押貸款（貸款機構向信
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不過是“透支消費”中的
個案罷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不停止，那麼即便沒有“次貸”問
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四、危機的根源並未超越馬克思的邏輯
現在我將上面的分析簡化如下：次貸危機的病灶在於違約率不斷上升；違
約的原因在於未來預期遭到了沉重打擊；未來預期的悲觀在於“透支消費
”的不可持續；透支的起因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源於有效需求
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內生的制度性矛盾。這樣，一個
馬克思的邏輯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制度的內生矛盾——有效需求
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經濟危機。
其實，以馬克思的邏輯看來，資本主義的古典危機與當代危機並無本質不
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區別在於：在古典危機中，生產過剩直接表現為
有效需求不足，商品賣不出去，最終引發金融動蕩，股市崩潰；而在當代
危機中，生產過剩不再直接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現為有效需求旺
盛，甚至表現為有效需求“過度”（“透支消費”、“寅吃卯糧”）。
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把
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爆發從當下推到了未來。1929年的大危機暴露出了
資本的生存鏈條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嚴重缺陷，從而導致了凱恩斯
革命；當下的次貸危機則進一步告訴人們，用“透支消費”同樣不能根治
“有效需求不足”，在資本統治的制度框架內，任何舉措都不可能根除生
產過剩危機。
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資本的歷史地位和現實作用，而是要說明：由
於危機根源於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內在矛盾，因此，僅用“風險／監管”
的分析框架，已經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
宋鴻兵把次貸危機的本質概括為“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的不可持續”[11]
，而我卻更願意把次貸危機的本質概括為“透支消費”。早在七年前，我
就已經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邏輯作過類似的分析，針對當時美國政府預
防危機的降息舉措，我指出：“不論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馬克思關於資
本主義關基本矛盾的經典分析框架都沒有過時。
坦率地說，格林斯潘力圖阻止衰退的努力不過是在‘和歷史對著幹’，其
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過是延緩衰退的到來。”[12]其實，這個結論不過是
馬克思邏輯的具體展開罷了。
基於次貸危機的教訓，經濟學界的專家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呼籲：“加強監
管”、“不能實行沒有監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
，這種呼籲當然具有很好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不能僅止於此：實行監管當然能夠緩解危機、延遲危
機的爆發，問題在於，即便實行了有效的監管，市場經濟是否就能從此真
正告別“危機”或“周期”呢？如果我們對危機的反思能夠做進一步的“
馬克思主義追問”的話，那麼可以預計，類似次貸危機的災難今後肯定還
會發生，而且，在虛擬經濟嚴重超越真實經濟的大環境下，這種危機將會
越來越頻繁。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得到了完整的展開，其中有一段論述
十分耐人尋味：“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
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
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3]
以馬克思的視野來看，“低估風險”、“政策失誤”、“缺乏監管”之類
的說辭，其實都是危機的表面現象，拿這些表面現象說事，只不過是為了
掩蓋危機的真正原因。經濟學發展到了今天，各種數學模型已經武裝到了
牙齒，為什麼面對危機的根源卻如此曖昧呢？如果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是真
的糊塗，倒也罷了；可有些人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難怪馬克思要把那種
辯護性的現象經濟學譏諷為“庸俗經濟學”。
五、結語：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
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凱恩斯的理論幾乎已經接近於馬克思的邏輯
了，雖然他由於“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最終未能跨出那致命的
一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節點上，凱恩斯停了下來，並將有效需求不
足的根源最終歸於心理因素）。令人遺憾的是，與凱恩斯相比，當下的現
代經濟學不僅沒有多少長進，反而後退了一大步：凱恩斯至少還承認“有
效需求不足”，而現代經濟學卻連這一點都不敢正視，王顧左右，言不及
義，只是一味地用“低估風險”、“政策失誤”、“缺乏監管”之類的數
學模型來掩蓋危機的本質。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這樣做也就罷了，
可我國經濟學界有人也跟著起哄，這就很值得人們深思了。
很多年以前（大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周期消失論”在學界
一度十分流行。雖然時隔不久，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讓這個理論有些難堪
，但以“現代經濟學”自詡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周期未能消失的
根源不在於“經濟周期消失論”有誤，而在於東亞各國自己不爭氣——標
準的說法是“裙帶資本主義”、“壞的市場經濟”惹的禍；他們還振振有
詞地質問：人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怎麼就沒有爆發危機呢？
記得1998年在我參加的一次海峽兩岸東亞金融危機研討會上，這種“質問
”幾乎成了研討會的前提預設。
但好景不長，歷史已經證明並且還將證明，發達的、“好的”市場經濟國
家依然不能倖免。後來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Nasdaq指數暴跌、恩隆
事件，以及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等等，不僅讓這個理論很難堪，簡直就是讓
這個所謂的“經濟周期消失論”從此幾近消失。
次貸危機遲早會過去，資本的遊戲仍將繼續下去。但是，反覆發作的危機
最終會終結資本的遊戲規則。馬克思曾經對市場經濟的危機有過相當深刻
的剖析，即便是放在今天的語境中，其深刻性也依然是現代經濟學所不能
望其項背的。可是，自從以“新古典”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學壟斷話語權以
來，經濟學界幾乎忘卻了對危機根源作馬克思那樣的“終極追問”。
對於現代經濟學來說，這種“終極追問”既是其不願所為的，也是其無力
所為的，更是其不敢去為的。所以，盡管“經濟周期消失論”今天已經不
再那麼張揚了，但學界對危機根源的認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澄清。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來分析危機，本來是我國經濟學的
題中之義，可是一段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越來越被學界淡化、恥
笑，甚至某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忙著宣布：當代“資本主義無政府
狀態被計劃所代替。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自由放任階段的一種競爭態
勢。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國家干預和計劃管
理目標日益加強的條件下，無政府狀態已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
，“經濟有周期波動是難免的，但又不會再釀成大蕭條。”[14]
遺憾的是，這種論點可以蔑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存在，但在次貸危機面
前卻顯得是那麼地缺乏說服力。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自我調控能力的確有所增強，但把這
種增強說成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被計劃所代替”，未免言過其實，因
為這種增強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總體上的無政府狀態。至於說“
經濟有周期波動是難免的，但又不會再釀成大蕭條”，就更是過於樂觀了
。
這就好比說“小地震是難免的”，但有誰敢打保票說小地震“不會釀成大
地震”呢？既然波動“難免”，那麼有誰能百分之百地打包票說“波動”
就一定不會演變成“蕭條”，甚至演變為“大蕭條”呢？
有人說：“實際上，次貸危機的真正實質是，美國金融市場濫用信用衍生
品的創新、預支市場和社會信用……。再通俗一點來說，這其實是資本信
用危機、或者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信用危機。”[15]能這樣認識問
題，已經很不錯了。
我看過很多有關文獻，行內的許多專家學者甚至連這點都不敢承認。但是
，即便這種認識比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進了一大步，我們仍然有必要對次
貸危機作“馬克思的追問”：他們為什麼要“濫用社會信用”？他們不“
濫用”行嗎？如果不要他們“濫用社會信用”，難道要讓他們“顛覆”資
本主義的信用制度不成？對於資本主宰的世界而言，“濫用信用”或“透
支消費”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而已。
格林斯潘關於“危機遲早都會發生”的馬後炮說明，即便是“體制”中的
人也並非全然沒有這種“宿命”意識。問題在於，既然已經意識到“透支
消費”的結果仍然是死路一條，為什麼他們還要玩火自焚呢？這是一個很
值得人們追問的問題。
事實證明，現代經濟學是無法將這個追問進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
“人性貪婪”之類的原罪來救駕。如果將馬克思的追問進行到底，結論必
然會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神聖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就是
資本主義內生的悲劇所在。
經濟學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要不斷地發展和創新，才能立足於現
代經濟學之林；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以新古典為內核的現代經濟學有不
少東西值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吸收和借鑑，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放棄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盲目地、不加區別地跟在別人的後面東施
效顰，亦步亦趨，這就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了。內容提要：自1929年大危機爆發起，經濟學界就沒有停止過對危機根源的反思。可是主流的反思卻始終不得要領，總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之類的老生常談上轉圈。
遺 憾的是，對當下次貸危機根源的認識依然如故。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1929年大危機的導火線是有效需求不足；當下次貸危機的導火線卻不再 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度”。其實，資本世界的古典危機與當代危機並無本質不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 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由於危機根源於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內在矛盾，僅用“風險／監管”的分析框架，已經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因此，必須對危機作“ 馬克思的追問”。
如果以2007年初為起點，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已經接近兩年了，迄今不僅尚無緩解跡象，而且進一步惡化的勢頭似乎已經沒 有什麼懸念。當危機還處於萌芽階段時，除了少數不識時務的另類以外（比如宋鴻兵），學界的主流們好像並不在意，多半是漫不經心、輕描淡寫地說幾句“不要大 驚小怪”之類的不著邊際的話；後來眼見危機的動靜越來越大，於是又紛紛三緘其口，知趣地閉上了嘴。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為“有苦難言”還是因為“ 無可奉告”，面對或許是“ 百年一遇”的次貸危機，中國經
濟學界的許多重量級人物始終保持著驚人的沉默，忽然間集體失語。盡管沉默往往是自信的表現，但無論如何，現有的危機理論正在經歷著危機本身的無情拷問。
在這些危機理論中，我最感興趣的，同時也是打算在本文中討論的，就是對次貸危機根源的解讀。
一、主流的解讀
有 關次貸危機根源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流觀點（主要見諸於官方的報刊）；另一類是非主流觀點（主要局限在非官方的學術網站）。由於非主流觀點 通常並不具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學界中的人也往往不屑一顧，所以本文的焦點將集中在主流觀點上。在主流觀點中，有三個重要人物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個人物是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名譽主席，有“金融期貨之父”之稱的梅拉梅德。此公對次貸危機根源的分析不僅“具象”、“直觀”，而且“通俗”、“普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指出，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在於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監管缺位。
梅拉梅德認為，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級房貸債券在發行過程中信息不夠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這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為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其次是政府監管缺位。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這種金融衍生品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私人機構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間，然而這些機構採用的評級標準並不十分可靠。[1]
2008 年春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金融高峰論壇”上，與會的中、美專家的分歧看似不小，其實仍然是梅拉梅德邏輯的展開。在爭論中，部分學者將矛頭指向了金融創新和 金融衍生品，他們認為：正是包括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和債務抵押支持證券（CDO）在內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導致了金融風險在全球的擴散和放 大；在OTC市場上，信用衍生產品能夠不斷“繁衍”，並且很難被監管。因此，金融產品的創新是造成目前“災難”的主要原因。
而紐約銀行梅隆中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總裁胡斌卻認為：次貸危機爆發與金融創新無關，其根本原因是貸款機構放鬆了過去長期遵守的貸款發放、審核的基本標準，此外，信用評級機構也存在過失。[2]
第二個人物是聞名世界的美聯儲前老大——格林斯潘。很多學者認為，格
林斯潘時代的美聯儲應該對當前的次貸危機負責，理由在於：2003年中期
，美聯儲將基準利率降到1%，並維持長達一年之久，由此催生了房地產市
場的泡沫；而現在的困境只不過是那些泡沫的破裂罷了。比如，史丹佛大
學的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一次召開的Jackson Hole會議上，就
譴責美聯儲在2002～2006年間採取了過分寬鬆的政策。[3]
這種譴責當然是格林斯潘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格林斯潘看來，就像太陽
黑子的活動是無法抗拒的一樣，當前的次貸危機也是一個無法抗拒事件的
結果。格林斯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在過去五年的市場樂觀情緒
下，這場危機遲早都會發生。即使不被次級債定價不當的問題引爆，也會
因為其他市場領域的問題而被點燃。他認為，次貸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全
球經濟擴張，正是一段時期以來全球經濟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導致投資者
低估了風險。[4]
一邊是對格林斯潘的非議，另一邊是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護。有人從中看到
了“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的幽靈。按照“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當局者在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私念”很可能成為經濟周期的重要誘因。具體來說，
在任者為了贏得連任或退休時的聲譽，傾向於在當權時採取擴張性的政策
，此時有效需求受到刺激，產出就業得以擴張，但由此導致的泡沫通常要
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現，而當通貨膨脹真正來臨或泡沫真正破滅時，執政
者已經成功連任或已退休了。[3]如此看來，格林斯潘的“私念”或許也
難逃“政治經濟周期理論”的宿命。
第三個人物是美國前財長約翰．史諾大官人。汶川大地震前夕，遠道而來
的約翰．史諾在北京參加“2008年中國首席財務長論壇”時說：“在銀行
的借貸方面，美國的銀行犯了很多的錯誤，創造了太多所謂的金融衍生工
具。”他認為，正是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貸危機”從美國的銀行流
入到了資本市場，流入世界其他的資本市場。所以，“‘次貸危機’的根
源，正是美國的銀行”。[5]
無獨有偶，汶川大地震之後不久，美國投資大亨巴菲特也向媒體表示，次
貸危機的爆發應歸因於那些冒著風險進行抵押借貸的各個銀行。在他看來
，“銀行承擔了太大的風險，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錯誤，沒有必要怪罪他
人”。[6] 應當說，這種分析完全符合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用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湧的話說：“我們看到好像
這麼多大的機構倒閉了，很多人為此扼腕嘆息，其實一點兒不可惜，這些
機構不知道從全世界敲詐了多少錢。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死有餘辜。”
[7]
當然，不論怎樣捉拿元凶，經濟學家給出的說法都多少要與市場經濟沾點
邊，不能太離譜。當年英國的大牌經濟學家傑文斯以太陽黑子的活動來解
釋商業循環的周期，今天恐怕已經沒有人會再拿這個理論來忽悠民眾了。
二、反思的底線
概括以上解讀，次貸危機的根源無非在於“監管缺位”、“政策失誤”、
“低估風險”，也就是說，相對於資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次貸危機的
根源不是內生的，而是外生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經濟學上具有“主
流”色彩的危機理論，在政治上也具有“全球化”的普世價值。
2008年09月23日聯合國代表大會開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成了眾矢之的，
而矛頭所指正是“監管不力”。比如，巴拉圭總統費爾南多．盧戈認為：
美國陷入次貸危機是“不道德投機，罪有應得”；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
籲：反省商業道德，加強金融監管；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強調：“信
貸機構在必要時將遭到懲罰和控制，透明將取代含糊不清”；德國總理安
格拉．默克爾則埋怨：自己早就建議加強金融監管，但美國對此毫無興趣
。[8]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全球的政治精英們與主流經濟學家們有著高度的默
契。問題在於，如果危機根源是外生的，那麼，“危機過後各國央行採取
的補救措施也都尤為及時且愈加嚴厲，但為什麼就是始終不能避免重蹈覆
轍、走出金融動蕩的怪圈呢？”[9]——這才是主流經濟學應當好好反思
的事情。
自1929年大危機爆發起，經濟學界就沒有停止過反思。遺憾的是，主流的
反思卻始終不得要領，總是在“監管缺位”、“政策失誤”、“低估風險
”之類的老生常談上轉圈，頂多也就是把這些人為的過失上升到“原罪”
的高度而已。
比如，在追究危機根源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憤然指出：“現
在回顧來看，這其實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聯儲縱容了上世紀90年
代末所創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資產依賴型的美國經濟”。[10]
格林斯潘的自我辯護雖然有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顯然要比他的
那些同行清醒的多：“危機遲早都會發生”。當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
了主流經濟學的眼界：危機的根源最終被框定在“投資者低估了風險”的
雷池裡。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投資者會低估風險呢？現代經濟學的標準答案
除了歸咎於人性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對這個追問聳聳肩膀了。看
來，這種將危機根源追溯到人性貪婪的“本體論”，大概也算是主流經濟
學的最高境界了。
危機的元凶一旦捉拿歸案，主流經濟學就急忙宣布立即結案，停止反思，
不得冤枉“無辜”。誰是“無辜”呢？說白了，這個“無辜”就是自由市
場經濟制度。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你可以追究“監管缺位”、“政策失誤
”、“低估風險”背後的人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的貪婪的“
原罪”，但決不允許你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說三道四、有絲毫懷疑。這是
“反思”的底線所在，超越了這個底線，你就會被取消話與資格。正因為
如此，除了少數非主流的學術網站之外，在官方的報刊上，我們很難看到
超越這個底線的話語。
三、“擴大需求”為何成了危機的淵藪
把危機的根源最終鎖定在人性的貪婪上，似乎已經是主流經濟學的“終極
關懷”了。但問題在於，比照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逐利是人類
的天性），我們發現這個“終極關懷”經不起如下追問：同樣都是逐利的
經濟人，為何次貸危機只能發生在資本主宰的世界，而與資本不占統治地
位的時代無緣呢？
與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不同，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從來就不承諾無條件地認可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且，對於人的基因是否有貪婪“原罪”的血統論，
馬克思也並不感冒。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關於危機根源的邏
輯，這個邏輯包括以下要點：（1）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2）生
產過剩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
於群眾的購買力不足；（4）群眾購買力不足的原因在於資本和勞動收入
分配的兩極分化；（5）兩極分化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占有制度
。那麼，馬克思關於危機根源的邏輯經受得住現實的拷問嗎？
不少人認為，對於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之前的古典經濟危機，馬克
思的理論或許還有較強的解釋力，可是對二戰以後的世界經濟就幾乎不再
有什麼說服力了，因為“此資本主義”已非“彼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
義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具備了克服危機的免疫力。所以，起源於美國的次
貸危機雖然引起了人們對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回憶，但許多經濟學家
卻更多地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區別。
表面上看，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大相徑庭：1929年的大危機，其導火線是有
效需求不足，商品賣不出去，最終引發金融動蕩，股市崩潰。當下的次貸
危機，其導火線卻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過於旺盛，以至於
有效需求“過度”（“透支消費”、“寅吃卯糧”已經成了美國當代文化
先進性的標誌）！正是這種“需求過度”造成了違約率不斷上升，最終導
致信用崩潰。
自從1825年英國爆發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就與“生產過
剩”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經濟危機這個範疇總是與“生產過剩”這個
關鍵詞形影不離的。可是當下的經濟危機卻出現了新的異化：危機似乎不
再是“生產過剩”惹的禍，而是與“需求過度”發生了連結。如果說，“
生產過剩”曾經是經濟危機的生存土壤，那麼顯而易見，“擴大需求”就
是化解危機的題中之義；可是問題在於：化解危機的“擴大需求”何以又
演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淵藪？
進而言之，為什麼會出現需求“過度”或“透支消費”？只有搞清楚了這
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把握危機的根源。
對於當代市場經濟而言，在供給與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導意義的角色越
來越不是供給，而是需求。一個社會的總需求由投資和消費兩部分構成。
盡管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或不同時期，投資和消費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
作用不盡相同，但一般說來，消費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更具有決定意
義。在美國，由於消費者的支出部分大約占總體經濟活動的2／3，因此，
消費需求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最值得關注的因素。
按照經濟學的常識，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的增長必須以收入水平的提
高為基礎。然而，從收入分配的格局來看，美國居民個人消費的增長顯然
缺乏相應的收入水平支持。資料顯示，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國家干預
的式微、“非標準就業”的擴展（即在總體就業中，“部分時間就業”和
“偶然就業”占越來越大的比例）、工作時間的相對延長，以及國家對社
會福利支出的削弱等，強資本、弱勞工的力量格局愈益在美國顯現，收入
分配的天平越來越向資本一端傾斜。
各種數據表明，美國的個人消費增長缺乏應有的收入基礎，因而消費的進
一步擴張以及對經濟的推對作用是不可持續的。面對不斷擴張的生產能力
，避免出現生產過剩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提高個人消費需求。怎麼
才能提高個人消費需求呢？
從歷史上看，西方發達國家相繼採用過以下辦法：
（1）削減產量（比如把牛奶倒進大海），這種辦法既殘酷，又與資本的
逐利本性相悖。故在當今時代，簡單地削減產量已被視為一種愚行。
（2）擴大政府公共支出，這是在私人缺乏消費意願和實力的背景下（窮
人買不起，富人不願買），由政府充當“消費者”和“投資者”。由於19
70年以來的“滯脹”併發，西方政府對這種辦法的效果已頗持懷疑態度。
（3）調整分配格局（比如通過稅收政策來促進購買力），由於這種辦法
本質上是“打富濟貧”，有違自由資本主義信條，所以不到萬不得已，這
種“讓步政策”決不會提上議事日程。
（4）透支消費（比如分期付款、貸款消費、信用卡購物、次級房貸等等
），這種辦法雖然有損於資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費者也提前支付了遠期利
益（即“寅吃卯糧”），故既能為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接受，也能為囊中羞
澀的普通勞動者認可，目前已成為西方極為流行的一種生活方式。
由於抓住了“擴大需求”這個要害，所以從實踐來看，“透支消費”取得
了明顯的效果。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透支消費”的擴展，美國
經濟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時期”，以至於不少經濟學家斷言：市場經濟
的周期波動已不復存在，“經濟周期已經消失”。
在“透支消費”的支撐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居民的個人消費
增速不僅沒有收縮，反而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不僅與大多數
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水平相矛盾（雖然少數高收入者的收入在顯著提高，
但其邊際消費傾向是趨於遞減的），而且在美國經濟史中也實屬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個人消費的增長，居民的個人儲蓄也在不斷下降。
到2005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甚至已經下降為負數，美國全國進入不儲蓄狀
態。據統計，“這20年來美國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從1984年的10.08%到
1995年的4.6%、2004年為1.8%、2005年為-0.4％、2006年為-1％、2007年
為-1.7％，真金白銀越來越少，債務越來越大，形成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
。”[11]
由此可見，美國的普通百姓不但用盡了自己的收入，而且還要透支“未來
的”或“虛擬的”收入以支撐今天的消費（美國的家庭債務在20世紀80年
代舉債高峰期占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80％；到了2000年，這個比重就上升
到98％）。結果，強勁的消費衝破了相對萎縮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個非
理性的“透支消費”悖論。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不僅美國居民在“透支消費”，而且美國政府也在推
行“透支經濟”。眾所周知，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80年代以
來，隨著對外投資速度的持續下降，美國轉而倚重來自國外的投資以支撐
本土經濟的增長。
1985年美國從淨債權國變為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淨債權國長
達70年的歷史。在全球經濟都在為“過剩”而發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
汽車公司開足馬力生產，就能滿足夠世界用一年的汽車需求量），美國之
所以能夠獨善其身，正是在於其“透支消費”與“透支經濟”暫時填補了
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從而掩蓋了本國的經濟擴張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
盾。
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內，與“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費”畢
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是，“透支消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
”問題。這就如同為了緩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斷加大瑪啡的注射劑量一
樣，“透支消費”不過是靠透支“未來”來支撐“今天”，把當下的危機
延遲到未來爆發罷了。一旦對未來出現悲觀預期，以至於沒有未來可以透
支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
在美國，“透支消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
話帳單，透支無處不在。而引發這次危機的次級抵押貸款（貸款機構向信
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不過是“透支消費”中的
個案罷了。換言之，只要“透支消費”不停止，那麼即便沒有“次貸”問
題，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四、危機的根源並未超越馬克思的邏輯
現在我將上面的分析簡化如下：次貸危機的病灶在於違約率不斷上升；違
約的原因在於未來預期遭到了沉重打擊；未來預期的悲觀在於“透支消費
”的不可持續；透支的起因是為了緩解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源於有效需求
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內生的制度性矛盾。這樣，一個
馬克思的邏輯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資本制度的內生矛盾——有效需求
不足——生產過剩——透支消費——違約率上升——經濟危機。
其實，以馬克思的邏輯看來，資本主義的古典危機與當代危機並無本質不
同：都是生產過剩危機。區別在於：在古典危機中，生產過剩直接表現為
有效需求不足，商品賣不出去，最終引發金融動蕩，股市崩潰；而在當代
危機中，生產過剩不再直接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現為有效需求旺
盛，甚至表現為有效需求“過度”（“透支消費”、“寅吃卯糧”）。
從古典危機演變為現代危機，只不過是把皮球從供給方踢給了需求方，把
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爆發從當下推到了未來。1929年的大危機暴露出了
資本的生存鏈條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嚴重缺陷，從而導致了凱恩斯
革命；當下的次貸危機則進一步告訴人們，用“透支消費”同樣不能根治
“有效需求不足”，在資本統治的制度框架內，任何舉措都不可能根除生
產過剩危機。
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資本的歷史地位和現實作用，而是要說明：由
於危機根源於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內在矛盾，因此，僅用“風險／監管”
的分析框架，已經很難對其做出本質上的把握。
宋鴻兵把次貸危機的本質概括為“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的不可持續”[11]
，而我卻更願意把次貸危機的本質概括為“透支消費”。早在七年前，我
就已經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邏輯作過類似的分析，針對當時美國政府預
防危機的降息舉措，我指出：“不論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馬克思關於資
本主義關基本矛盾的經典分析框架都沒有過時。
坦率地說，格林斯潘力圖阻止衰退的努力不過是在‘和歷史對著幹’，其
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過是延緩衰退的到來。”[12]其實，這個結論不過是
馬克思邏輯的具體展開罷了。
基於次貸危機的教訓，經濟學界的專家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呼籲：“加強監
管”、“不能實行沒有監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
，這種呼籲當然具有很好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不能僅止於此：實行監管當然能夠緩解危機、延遲危
機的爆發，問題在於，即便實行了有效的監管，市場經濟是否就能從此真
正告別“危機”或“周期”呢？如果我們對危機的反思能夠做進一步的“
馬克思主義追問”的話，那麼可以預計，類似次貸危機的災難今後肯定還
會發生，而且，在虛擬經濟嚴重超越真實經濟的大環境下，這種危機將會
越來越頻繁。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得到了完整的展開，其中有一段論述
十分耐人尋味：“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
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
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3]
以馬克思的視野來看，“低估風險”、“政策失誤”、“缺乏監管”之類
的說辭，其實都是危機的表面現象，拿這些表面現象說事，只不過是為了
掩蓋危機的真正原因。經濟學發展到了今天，各種數學模型已經武裝到了
牙齒，為什麼面對危機的根源卻如此曖昧呢？如果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是真
的糊塗，倒也罷了；可有些人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難怪馬克思要把那種
辯護性的現象經濟學譏諷為“庸俗經濟學”。
五、結語：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
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凱恩斯的理論幾乎已經接近於馬克思的邏輯
了，雖然他由於“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最終未能跨出那致命的
一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節點上，凱恩斯停了下來，並將有效需求不
足的根源最終歸於心理因素）。令人遺憾的是，與凱恩斯相比，當下的現
代經濟學不僅沒有多少長進，反而後退了一大步：凱恩斯至少還承認“有
效需求不足”，而現代經濟學卻連這一點都不敢正視，王顧左右，言不及
義，只是一味地用“低估風險”、“政策失誤”、“缺乏監管”之類的數
學模型來掩蓋危機的本質。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這樣做也就罷了，
可我國經濟學界有人也跟著起哄，這就很值得人們深思了。
很多年以前（大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周期消失論”在學界
一度十分流行。雖然時隔不久，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讓這個理論有些難堪
，但以“現代經濟學”自詡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周期未能消失的
根源不在於“經濟周期消失論”有誤，而在於東亞各國自己不爭氣——標
準的說法是“裙帶資本主義”、“壞的市場經濟”惹的禍；他們還振振有
詞地質問：人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怎麼就沒有爆發危機呢？
記得1998年在我參加的一次海峽兩岸東亞金融危機研討會上，這種“質問
”幾乎成了研討會的前提預設。
但好景不長，歷史已經證明並且還將證明，發達的、“好的”市場經濟國
家依然不能倖免。後來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Nasdaq指數暴跌、恩隆
事件，以及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等等，不僅讓這個理論很難堪，簡直就是讓
這個所謂的“經濟周期消失論”從此幾近消失。
次貸危機遲早會過去，資本的遊戲仍將繼續下去。但是，反覆發作的危機
最終會終結資本的遊戲規則。馬克思曾經對市場經濟的危機有過相當深刻
的剖析，即便是放在今天的語境中，其深刻性也依然是現代經濟學所不能
望其項背的。可是，自從以“新古典”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學壟斷話語權以
來，經濟學界幾乎忘卻了對危機根源作馬克思那樣的“終極追問”。
對於現代經濟學來說，這種“終極追問”既是其不願所為的，也是其無力
所為的，更是其不敢去為的。所以，盡管“經濟周期消失論”今天已經不
再那麼張揚了，但學界對危機根源的認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澄清。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來分析危機，本來是我國經濟學的
題中之義，可是一段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越來越被學界淡化、恥
笑，甚至某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忙著宣布：當代“資本主義無政府
狀態被計劃所代替。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自由放任階段的一種競爭態
勢。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國家干預和計劃管
理目標日益加強的條件下，無政府狀態已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
，“經濟有周期波動是難免的，但又不會再釀成大蕭條。”[14]
遺憾的是，這種論點可以蔑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存在，但在次貸危機面
前卻顯得是那麼地缺乏說服力。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自我調控能力的確有所增強，但把這
種增強說成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被計劃所代替”，未免言過其實，因
為這種增強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總體上的無政府狀態。至於說“
經濟有周期波動是難免的，但又不會再釀成大蕭條”，就更是過於樂觀了
。
這就好比說“小地震是難免的”，但有誰敢打保票說小地震“不會釀成大
地震”呢？既然波動“難免”，那麼有誰能百分之百地打包票說“波動”
就一定不會演變成“蕭條”，甚至演變為“大蕭條”呢？
有人說：“實際上，次貸危機的真正實質是，美國金融市場濫用信用衍生
品的創新、預支市場和社會信用……。再通俗一點來說，這其實是資本信
用危機、或者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信用危機。”[15]能這樣認識問
題，已經很不錯了。
我看過很多有關文獻，行內的許多專家學者甚至連這點都不敢承認。但是
，即便這種認識比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進了一大步，我們仍然有必要對次
貸危機作“馬克思的追問”：他們為什麼要“濫用社會信用”？他們不“
濫用”行嗎？如果不要他們“濫用社會信用”，難道要讓他們“顛覆”資
本主義的信用制度不成？對於資本主宰的世界而言，“濫用信用”或“透
支消費”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而已。
格林斯潘關於“危機遲早都會發生”的馬後炮說明，即便是“體制”中的
人也並非全然沒有這種“宿命”意識。問題在於，既然已經意識到“透支
消費”的結果仍然是死路一條，為什麼他們還要玩火自焚呢？這是一個很
值得人們追問的問題。
事實證明，現代經濟學是無法將這個追問進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
“人性貪婪”之類的原罪來救駕。如果將馬克思的追問進行到底，結論必
然會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神聖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這就是
資本主義內生的悲劇所在。
經濟學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要不斷地發展和創新，才能立足於現
代經濟學之林；在與時俱進的過程中，以新古典為內核的現代經濟學有不
少東西值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吸收和借鑑，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放棄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盲目地、不加區別地跟在別人的後面東施
效顰，亦步亦趨，這就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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