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28

“國際貨幣基金”才是最凶惡的經濟殺手

文□金寶瑜
《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書的中文譯本在台灣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了﹐這是件大事。今年1月20日的《中時開卷周報》又登載了戴綺薇寫的書評﹐想必會進一步引起台灣讀者的興趣。此書在2004年出版後﹐受到美國各界的廣泛注意﹐它的作者﹣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過去兩年多來被邀在各地演講。昨天﹙6月5日﹚剛好在電視上看到他的訪談﹙Democracy Now節目中﹚。約翰.柏金斯的另一本書﹣美帝國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剛剛出版。柏金斯決定寫《經濟殺手的告白》是因為911恐怖事件使他痛思﹐並引起他良心上的譴責﹐因此決定將他替美國政府所幹的惡事告諸於世﹐讓一般人理解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會仇恨美國。柏金斯受到他的讀者和聽眾熱烈的響應﹐可能是這些美國人在911事件之後有所反省﹐想瞭解美國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作了什麼樣的惡事而招恨。 

美國利用一批專業人員﹐其中包括律師﹑投資顧問﹑和像柏金斯這樣的經濟分析家﹐到一些發展落後國家去為當地政府提供各種公共建設的投資計畫﹐這些專家們故意推荐過於龐大的﹑要耗費大量的資金的計畫。發展中國家為了完成計畫﹐必須要向美國或由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借債﹐還不了債﹐就得服貼的受美國濟上和政 治上的控制和擺佈。這些國家借到的錢轉個賬就進入了美國包下工程的跨國公司的賬戶﹐就像柏金斯工作的發電廠建設公司。這些與柏金斯相似的專業人員表面上在 某某私人資訊公司工作﹐但暗底下拿的是美國政府的優厚的薪資﹐這樣作是為了偽裝他們在專業上的“客觀公正性”﹐也是因為如果出了什麼事美國政府可以推卻責 任。像目前義大利政府起訴美國中央情報局二十六個人在那邊非法綁架案子﹐這是美國常幹的事﹐但是直接牽連到美國政府﹐讓美國很沒面子。

柏金斯在昨日訪談中說﹐目前在伊拉克美國的軍隊所不能作的事﹐像暗殺某某人﹐就僱用專業的私人公司來幹。柏金斯還認得幾個現今在伊拉克的私人暗殺專業者﹐因 為柏金斯一類的經濟殺手們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也就是說如果經濟殺手無法用威脅利誘來取得某個領袖的合作﹐美國政府下一步就策劃僱用這些人把他們暗殺掉。 《經濟殺手的告白》書中所說的厄瓜多爾的總統羅爾多斯﹐和巴拿馬的英雄杜里菏都是為了保衛他們國家的主權不妥協而被這些混棍給暗殺了。

嚴格說來﹐像柏金斯這樣的一批人也還只能算得上是幫兇﹐美國政府當然是主謀﹐而主要的經濟殺手是由美國所控制的這些國際金融組織﹐其中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和 世界銀行﹐這兩組織以“國際”為名﹐但實際上卻是為跨國壟斷資本謀利服務。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最具殺傷力﹐因此可以說它是最凶惡的頭號 經濟殺手。


為什麼呢﹖為什麼說國際貨幣基金是由美國所控制的呢﹖我們不是常常聽說當一個落後國家面臨外債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都會來拯救它們嗎﹖它怎麼卻會是殺手呢﹖而且是最凶惡的殺手﹖

我們要瞭解國際貨幣基金如今是一個由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控制的經濟殺手﹐就必須要瞭解這個組織從成立到現今的歷史發展。下面的一些論述讀起來有些繁瑣 ﹐而且有時好像離開了本題﹐但是國際貨幣基金戰後的發展﹐和它對世界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作的貢獻﹐很值得我們深入研討﹐因此這段歷史無法省略。 

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的背景和它的最初宗旨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之初﹐它的宗旨並非要成為一個殺手。今天變成了殺手和二次大戰後數十年來﹙特別是近四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演變有著密切的關連。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英﹑法 等資本主義大國就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 (New Hampshire)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 召開國際金融會議。在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和世界復興發展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簡稱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次會議是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名義召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是協調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而安全理事會則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但是美﹑英各大國認為聯合國的政策﹐要靠一國一票來決定﹐因此綁手綁腳﹐它們就把“國際貨幣基金”的決議改為以參加基金國家的股份大小來決定票數的高低。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的初旨是為了建立一個固定匯率系統﹐用基金來維持各國貨幣之間兌換率的固定﹐以便助於世界貿易的發展。大戰前﹐在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 資本主義大國因為要應付國內生產過剩﹑市場蕭條的危機﹐各國都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限額來抵制外貨﹐保護本國市場。在關稅和限額之外﹐它們也相爭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抵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以及將本國貨幣貶值都是為了解決本國巿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些保護本國市場的措施不但不能幫助解決危機 ﹐反而為因各國貨幣之間匯率的不穩定﹐和過高的關稅而造成國與國之間商品貿易的一片紊亂。這種為了爭奪市場所導致的惡性競爭﹐導致全世界貿易的停滯﹐更進 一步加深了危機﹐也更激化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 

1944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就是為了穩定匯率﹐而1947年成立的“關稅貿易總協”﹙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則是為了削減進口關稅。 

國際貨幣基金與固定匯率 (1944 - 1971) 
一 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 
國際貨基金在1944年 成立時﹐有四十四個會員國。在國際貨幣基金規定下﹐每一個會員國在入會時都分配到一個存款的配額﹐配額的大小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來決定。每個會員國將相等於這個配額的黃金或外匯存入基金。在五十年代初時﹐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也被允許參加貨幣基金。那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配額佔總配額的57.6%。其中美國佔19.3% ﹐英國佔6.7%﹐西德佔5.8%﹐法國佔4.8%﹐日本佔4.6%。 各國在基金的存款就是它們的股份﹐而貨幣基金的政策是由會員國投票來定﹐各國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據它們的股份來決定﹐因此不像聯合國的一國一票。在基金中 少數資本主義大國的股份佔有一半以上﹐因此它們就擁有半數以上的票數﹐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少數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就掌握了貨幣基金政策的決定權。而且根據基金的規定重要決策要85% 的股份才能通過﹐而美國當時佔有近20%的股權﹙今天還有15%以上的股權﹚﹐這個規定就保障了美國所獨有的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的設計就是一個保障少數大國權益的組織﹐而且只有美國一國掌有否決權。(Korner, 43) 

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在名譽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隸屬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實際操作上﹐聯合國早已無權過問。在聯合國的憲章中規定國家不分大小﹐每一個國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權。雖然在安全理事會內﹐永久會員有否決權﹐但是在大會中聯合國的這種一國一票的制度﹐使資本主義大國取得控制權相當困難。美歐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持有大多數股份﹐因此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的的決定權。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 構的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書長都不准出席致詞。 (Dasgupta ﹐73) 

國際貨幣基金制定了一套維持固定匯率的規則﹐固定匯率的制定是由美元與黃金維持一個固定的比率﹐當時美國將一兩黃金定價為三十五美元。每一個會員國的貨幣的價格也都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率﹐如此來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的比率﹐就是匯率。這個匯率一但決定下來就不能隨意更改﹐如果因為貿易不平衡有必要調整時﹐必 須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許可。否則每個會員國都必須維持它的貨幣與美元之間匯率上下不超過1 % 的波動。 如果某一國的貨幣升值超過1%時﹐這個國家必須拋售它本國的貨幣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國的貨幣貶值超過1% 時﹐這國必須用它的外匯儲備買回本國貨幣﹐使本國貨幣的貶值不超過1%的限度。當一個國家需要買回本國貨幣時﹐可以先用它在基金的存款﹐如果存款不足可以向基金貸款。 


二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與美國跨國公司的擴張 
國際貨幣基金建立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由美元與其它貨幣之間的固定比例來維持固定匯率﹐美元由美國政府擔保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黃金﹐而變成了世界貨幣。在布列敦森林會議中﹐英國的代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國的代表懷特﹙Harry Dexter White﹚ 對未來國際貿易流通中所採用的支付媒介有不同的意見。會議中﹐凱恩斯提出為了保障貿易的擴張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數量的限制﹙像金本位時要受黃金數量的多少為限制﹚﹐基金應該創出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凱恩斯將他所構想的國際貨幣命名為Bancor。他認為這種國際貨幣的數量可隨貿易量的大小來調整﹐就像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銀行隨著經濟的情況來調整一樣。

美國代表懷特同意凱恩斯對世界貿易中需要有一個被所有國家共認的交易媒介的這個構想﹐但是他認為大可不必再創一種新貨幣﹐美元即可當作國際貨幣來使用。戰後的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大不如前﹐而美國在大戰中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因戰爭物資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大英帝國沒落﹐英鎊失去了過去的地位﹐就是 連英國這位經濟學的祖師爺的意見也變得沒份量。美國就在這次會議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權地位來影響會議所作的決定﹙Wachtel, 48, 51)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除了它的經濟實力以外﹐也因為美國政府承諾隨時接受它國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而且大戰剛結束時美國持有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黃金存量﹐所以沒有國家會懷疑有一天美國會拒絕接受美元兌換黃金。此後美元就代替了黃金成為世界通用的貨幣。 

當會員國遇到因貿易逆差而引起外匯短缺時﹐就可以向基金借外幣來緩衝﹐因此不必即刻將自己的貨幣貶值﹐直到外匯有盈餘時再償還。這就奠定了基金的融資功能。國際貨幣基金的這種融資功能到了後來﹐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因貿易逆差所造成的外匯短缺派上了用場。

當美元變成世界貨幣後﹐美國得到很大的好處。美國的資本家可以拿著他們本國的貨幣到世界各國投資。大戰剛結束的十年內﹐歐洲和日本都在重建﹐各種物資和消費 品都短缺﹐美國在貿易上大量出超。美國跨國公司用美元在世界各國的投資﹐並沒有留在當地﹐這些國外的美元又經這些國家從美國進口而回到美國。在這十年內美國基本上是用貿易上的順差來增加它的對外投資﹐因此不存在美國境外美元過多的問題。 

三美國國際收支赤字﹑黃金擠兌﹑與固定匯率解體 
五十年代中後﹐美國在國際收支產生逆差。這時美國在貿易上雖然仍然保持順差﹐但是這時它的貿易順差額已不足抵過美國因繼續擴大國外投資﹐和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軍事基地的開支而導致資本帳上的逆差﹐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不斷隨著它的國際收支的逆差增加。到了1958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總合﹐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兌換一啢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儲存。到了1959 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戰後的記錄﹙除了1950 年因韓戰引起的高入超外﹚。因此﹐美國在它境外累積的美元持續增加﹐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更從它的貿易順差逐漸減少﹐轉變為逆差。

從五十年代末開始持續到六十年代﹐這十幾年中﹐發生了好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固定匯率因為美國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發生動搖﹐美國國際收支的 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歐洲和日本戰後的發展﹐美國的工業生產已經失去戰爭剛結束時的絕對優勢。除此之外﹐到了六十年代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短暫的商品需求高出供 給時期已經過去。二次大戰對生產設備的摧毀到六十年代不但已經恢復﹐而且資本主義大國—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產設備遠超過戰前﹐生產設備的產能超過需 求的矛盾是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原因﹐此時又再次變得明顯﹐大國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也就跟著激烈起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美國前一段的優勢逐漸消失。在1964 年到 1968 年間﹐美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時期德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國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從1952 年到 1968 年﹐美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總出口額的比率從35% 降到 22%。(Johnson ﹐ 225)

1964 年 開始﹐美國的物價上漲率增加﹐其中部份原因是美國開始擴張它在越南的侵略戰爭﹐在詹森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在軍事擴張之餘﹐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財政 上赤字的速增。此時美國的經濟達到戰後頂峰﹐失業率低﹐在充份就業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再能增加國民總生產﹐只會造成物價上漲。美國國內物價上漲﹐使得美 元的實際購買力與它國貨幣相比下降﹐再加上美國國外美元持續增加﹐更進一步造成美元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壓力。美元在自由市場上已經貶值到每啢黃金四十美元﹐ 也就是美元相對其它貨幣﹙像德國的馬克﹑法國的法郎﹑英國英鎊等﹚貶值超過1%﹐按照基金的規定美國有義務用外匯或黃金買回自己的貨幣。但美國不履它的責任﹐其它國家為了保持它們的貨幣不升值﹐雖然不情願卻不得不繼續收購美元。

但是在固定匯率下﹐美元相對其它貨幣的官定價格不變﹐因此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比它的官定價格要低﹐也就是說美元的官價高估美元的價值﹙over-valued)。 美元過高的官價使美國的出口更加困難﹐並同時刺激了它的進口。美元的官價過高雖然不利於它出口﹐但是卻有利於它的跨國公司在國外投資。因為按照官價美元可 以換得多過於它實際價值的其它國家的貨幣。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六十年代增加的很快﹐從六十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億美元﹐增加到六十年代後半每年平 均三十三億美元。到1971 年時﹐更達到四十四億美元。但是美國對外投資的增加又進一步擴大了它境外的美元存量﹐也就更使其它國家憂慮美國停止接受美元兌換黃金遲早會到來。

這樣一個完全不穩定的固定匯率體系因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辦法﹐只有繼續拖延﹐到了六十年代的後期﹐這時美國因侵越戰爭的龐大軍事支出﹐使得它在國際收支經 常帳中的逆差加劇。美國對歐洲國家每一年在貿易上的逆差﹐就等於歐洲對美國侵越戰爭在經濟上的支持﹐也就是說美國靠欠外債來支援越戰﹐一些歐洲國家﹙特別 是法國﹚對這樣的現實非常不滿﹐開始提出反對越南戰爭的輿論。在六十年代末﹐法國總統戴高樂更帶頭攻擊美元﹐擠兌黃金再度開始。這次法國能拿到許多美元是 因為美國在南越的軍費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員貪污去了﹐然後再把他們由貪污得來的美元存進前殖民宗主國法國銀行的私人帳戶里。法國拿到這些美元向就美國擠 兌黃金。美國黃金儲存量從1960 年時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一百億美元﹐僅剩下1959年的一半。﹙Wachtel, 72﹣75﹚美國雖然用各方面的威脅來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國家兌換黃金﹐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元與黃金原定價格再也維持不下去。

最後到1971 年時﹐美元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兩黃金的原定價格。1971 年 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美國停止接受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並且將美國進口商品項目中的一半在原進口稅之上再課加10%的臨時進口關稅﹐同時又增加了農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美國這種完全出於自身利益的單方面決定﹐使所有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變成不可兌換的和價值不定的紙鈔。此後﹐在1971到1973 間﹐資本主義大國用各種辦法來挽救固定匯率而不得成功﹐終於在 1973 年﹐國際貨幣基金正式宣佈固定匯率解體。從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之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通暢﹐經濟成長迅速﹐資本積累順利。到了固定匯率制度解體後﹐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維持固定匯率的功能在1971年 時終止。原因是戰後的固定匯率是靠美元與黃金一定的交換率﹙每三十五美元對換一兩黃金﹚﹐和美國承諾各國中央銀行所持有的美元可以隨時向美國兌換黃金來維 繫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時﹐美國的國際收支轉為逆差﹐增加了美國境外美元的數額和美元貶值的壓力﹐從而引起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美元擠 兌使美國失去大量黃金﹐如此繼續下去美國黃金的庫存將枯竭﹐於是美國在1971 年單方面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固定匯率從此解體。 

固定匯率解體後的國際貨幣基金 ﹙1973 – 現今 ﹚ 
從上面所說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是為了用固定匯率來促使國際貿易成長﹐以便利於資本在國際間循環和增值。到七十年代初雖然固定匯率解體﹐但是國際貨幣基 金作為協助國際資本積累的功能並沒有改變﹐只是在形式上和作法上很不相同。從七十年代初到今日﹐貨幣基金的功能基本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保持國際間資本 的流通﹐另一方面是搶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並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的國家。而這兩方面又是互相關聯和互相牽制的。國際貨幣在這兩方面的功能可以 從下面這段歷史的發展來瞭解。

一 石油加價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 
1973 年 10 月﹐美國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產油國家的不滿﹐它們聯合了其它石油輸出國家﹐用限制石油生產和出口﹐來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價格。從1973 年到次年四月之間﹐每桶石油的價格從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漲了四倍。石油加價就使得本來已經因生產過剩帶來的世界經濟蕭條的進入了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大國自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資本國家都進入經濟蕭條﹐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國的國民總生產下降更多﹐美國的國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國下降2%。在國民所得下降之外更加上物價暴漲﹐在1973年和1974年美國消費者的商品和勞物的零售物價指數上漲5.6%和11.5%﹑日本為11.8% 和21.7%﹑德國較低為7.1%和7.3%﹑英國為8.5%和15.2%﹑法國為7.1%和13.2%﹑義大利則為10.8%和19.6%。

1979 年時﹐由美國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國王被回教的基本教義派的勢力趕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礙﹐石油出口價格第二次上漲﹐從 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 1980年 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國﹑歐洲﹑日本都依賴進口石油﹐石油的價格的低與高不但與汽車業的興與衰有密切的關係﹐而 且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其它工業甚至於農業都依靠石油為能源。高油價就會提高生產成本。石油加價後﹐引起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與汽車相關連的產業的 危機﹐因此也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難。上面說過﹐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的生產過剩再次出現﹐而且看不到任何轉機。七十年 代初石油加價後﹐大量外匯花在石油進口上﹐就更突顯了需求不足的問題﹐加重了當時已經進入蕭條的世界經濟危害。

在第一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經濟滯脹的新問題﹐即在經濟蕭條的同時物價高漲。經濟滯脹對各資本主義大國的政府來說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經濟蕭 條和物價上漲使得戰後執政者所採用的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失去功效。經濟學家找各種原因來解釋經濟滯脹這個新現象﹐但是一個常被忽略的經濟滯脹的原 因就是七十年代歐洲美元擴充過快﹐而使得國際支付媒介過於充沛。歐洲美元是在歐洲的美國銀行分行或歐洲銀行的美元存款﹐這些存款多半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 這些跨國公司將它們在歐洲投資要用的美元﹙不換成當地貨幣﹚直接存入這些銀行。這些跨國銀行接受美元存款﹐也用美元為單位來貸款﹐因此歐洲美元就成了歐洲 貨幣流通量的一部份﹐不但如此﹐因為這些跨國銀行可以將歐洲美元隨時轉到美國﹐所以歐洲美元跟美元一樣是世界貨幣的一部份。但是歐洲美元不受當地歐洲國家 中央銀行的管制﹐因此被稱為沒有國家的貨幣﹙stateless money﹚。它沒有存款準備金的限制﹐所以快速增長。自固定美元解體後﹐歐洲美元每年增長25%﹙此時貿易額每年只增加4%﹚。到1984年時﹐歐洲美元流通量已高達一兆。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變成世界貨幣時﹐各國之間的貿易交易所需的貨幣數額決定於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為支付逆差而流向國外﹐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易﹙和外匯儲備﹚的貨幣供給額。從1944 年到1971年 間﹐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在這一段時期內﹐美國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國際收支逆差累積的總額。美國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 其餘就是作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固定匯率的體系之下﹐每過一段日子﹐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過大時﹐都會發生美元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危機﹐這一點前面已 經討論過。因此在固定匯率時期﹐世界貨幣流通量受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數量的限制﹐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又受可能發生的擠兌黃金的危機的約束。但是在固定 匯率解體後所有的這些限制都不存在了﹐因此用作為世界貿易和投資所用的媒介快速增加。這就是七十年代物價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落後國家的外債。 
什麼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對國際資本流通起了什麼作用﹖石油美元再循環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關係如何﹖

石油加價後跨國銀行收到大筆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美元存款﹐這時各大跨國公司因為世界經濟的生產過剩﹐景氣不佳所以缺乏投資的興趣。跨國銀行若無法將錢貸出去﹐卻要付利息給存款的石油出口國家﹐則會面臨虧損﹐因此這些銀行用盡各種技巧將錢轉手貸給第三世界國家。

七十年代初石油加價之後﹐發展落後的石油進口國家所需外匯增加﹐這時它們所需的進口糧食也加價﹐因此而大幅增加了外匯的支出。另外﹐此時因為全世界經濟的危 機﹐先進國家從這些國家進口的原物料下降﹐價格也跟著下降﹐導致外匯收入欠缺。這時這些銀行趁機以低利率將美元存款大筆大筆的貸給這些急需外匯的落後國 家<註1>。這些國家的政府一方面外匯短缺﹐另一方面受了低利率的吸引﹐和像柏金斯這些所謂專家們大力推荐的過於龐大的工程﹐就借了大筆大筆 的外債。

石油加價後﹐國際資本流通產生了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大國將大量外匯用來支付石油進口﹐就減少了其它物資和商品的進口﹐而石油進口國家一下收了這麼多美元﹐這 時像柏金斯這一批人就用各種辦法要沙烏地阿拉國的王室來兜售各種大的工程﹐柏金斯書中特別有這一段的記載。同時這些腐敗的王室也用他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換來 的美元大事揮霍﹐包括買浴室的金馬桶。但是錢太多了﹐再怎樣揮霍還是一時花不完。因此就存進跨國銀行﹐上面談過﹐這時要借錢的公司缺無﹐像跨國銀行貸不出 去的存款就死在那邊﹐活動不起來。這些銀行找到了貸款給落後國家這條出路。暫且不管將來這些國家是否還得了債﹐先解決它們目前的困境再說。

跨國銀行將錢貸給落後國家﹐國際間的資本流通就活絡起來。這些國家就可以向資本主義大國進口﹐包擴像由柏金斯一“專家”推荐的各樣各類的大形建設。因此錢從 資本主義大國支付石油進口出去﹐轉了個大圈又回到原地。這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減緩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卻陷第三世界國家於外債的深淵。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拖延了十年﹐但終於在八十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爆發。 

三 八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石油美元再循環延緩下來的危機終於在八十年代爆發了。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貶值的危脅。1980年﹐吳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註2>﹐他上台後採用貨幣學派的理論﹐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銀根緊縮緊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接近20%。美國利率上漲帶動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就提高已經貸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十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得外債負擔非常沉重。以巴西為例﹐貸款利率每上長1%﹐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的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兩三年內﹐貸款利率上長了10%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對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債的國家所增加的負擔。根據摩根信託保証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計﹕ 1982年時﹐拉丁洲的幾個國家﹐外債利息負擔以他們的支付外債的能力來說都非常沈重。每年外債利息支付佔由出口所得的外匯總額的比例不斷上升﹐達到30% 到45%之間 (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年 10月) 。從 1979 年到 1982 年的利率上長的三年中﹐發展落後國家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時﹐波蘭就已經不能繼續支付外債﹐次年 8月﹐墨西哥也宣佈它付不出當月的本金和利息﹐隨後其它欠債國也宣佈不能繼續支付貸款。

在利率高漲下﹐落後國家的外債快速增加﹐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跨國銀行﹐其他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及其它歐洲的跨國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金融組織。到了八十年代初﹐假設拉丁美洲的三個最大債務國一年不付利息的話﹐美國最大五家銀行的毛利潤就下降75%。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是它們資本額的兩倍﹐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不但美國最大的九家銀行將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破產。到了1981-82年﹐當欠債國支付利息和本金發生問題時﹐金融危機就開始了﹐這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olcker﹐198﹚因此八十年代的這次危機其實並不是一般所說的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而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顯示出來﹐而危機的集中點是跨國銀行因債務的拖欠而面臨破產。

四 國際貨幣基金搶救八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在這樣緊急的狀況下﹐美國政府聯合歐洲大國和日本各國趕快聯合起來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力量來協助這些銀行﹐由國際貨幣基金向這些國家討債來避免資本主義世界 金融系統的崩潰。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趕緊先替國際貨幣基金融資﹐它們用國家稅收的錢轉帳給基金﹐成為它們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 時﹐美國總統雷根向國會要求撥款八十四億美元﹐作為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增資之用。國際貨幣基金就用來自各大國的新增加的資金貸款給欠債國﹐這些國家再用 新借到的錢來償還給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跨國銀行。因此﹐美元兜了個大圈子就從美國付稅人的的戶頭轉帳幾次到了這些銀行的戶頭裡。有人說﹐實際上這些錢 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巿﹐只是轉了幾次賬。從表面上看﹐基金貸款給這些國家好像是援助它們﹐但是實際上是美國的付稅人拯救了跨國銀行﹐使這些銀行逃過了倒閉的 危機。
銀 行拿回了錢﹐註銷呆債﹐資本主義暫時解除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剩下來的問題就由國際貨幣基金來處理了。經過這個轉賬的程序﹐欠債的落後國家的債主就從跨國 大銀行換成了國際貨幣基金。跨國銀行無法向欠債國逼債﹐但是國際貨幣基金卻完全可以。國際貨幣基金知道無法立即要這些國家償還所有的債﹐因此在貸款給它們 時將還債期限延長﹐但是當落後國家接受基金貸款時﹐就被強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中的各項條件。在1983年時﹐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給二十幾個國家﹐這些國家與基金接受基金的制裁﹐它們分別簽署了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同意書。  

五 國際貨幣基金與結構性調整措施與危機的轉嫁
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對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干涉的範圍極廣﹐它的內容一般包括下面幾項﹕
*負債國要將它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賺取外匯﹐用所得的外匯來還債。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要它們削減對貧窮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電上的補助﹐以及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各項的開支。用節制政府開支來抑制物價上升。
*提高國有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像郵電和交通﹚。
*控制通貨膨脹﹐縮緊銀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資上漲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對將外資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規定。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資收買﹐其中包括協助外資用債券換股權。
*取消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和進口限額並降低進口稅。

調整的措施不但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譬如債務國必須要根據簽署的條款來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有關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稅收﹐也直接干涉欠債國的 貨幣政策﹐要它們用緊銀根來控制通貨膨脹。這些國家也必須開放市場和優待外國投資。措施的條文中還要欠債國的政府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許多欠債國在國有企 業私有化後就用廉價賣給外資。外資常常用在債券市場上買來的債券來收購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在債券市場上一百萬元的債券﹐五十萬或甚致於二十或三十萬就可 以買到。在這樣的交易下﹐外資用廉價買下了大批原國有企業。在調整措施中國際貨幣基金更要欠債國取消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和開放進口﹐本來這些國家的外匯就已 經不足了﹐這樣的措施只有使它們更無法控制外匯的支出。在調整措施中借控制物價上漲為名來壓制工資的調整﹐更說明了接受了“結構性調整措施”後﹐一個國家 就等於喪失了它們的經濟主權和政治主權。 

國際貨幣基金在資本主義大國的支持下﹐用各種的壓榨的手段向第三世界國家逼債﹐但這些國家所欠的債卻只增不減。從1982 年到1990 年 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 等項﹚﹐從這一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 千一百八十億美元。以1948年幣值來計算﹐相等於六個美國在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1990 年﹐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 xv-xvi)

 六 國際貨幣基金與帝國主義全球化 
到 了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日趨嚴重。國際壟斷資本急需向外擴張﹐國際貨幣基金就利用發展落後國因外債所逼而簽下的這些調整的措施來為國際壟斷資本闢路。國際貨幣基金全力推展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國際貨幣基金在固定匯率解體後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毫不過份。

從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幾個拉美國家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 危機﹐它們被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走頭無路﹐跨國資本正等待著將這些國家的市場打開﹐墨西哥的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十年代中﹐墨西哥總統Miguel de la Madrid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Madrid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於一個很有聲望的政治家庭﹙被稱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於哈佛大學﹐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Salinas在1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他繼續和擴大了前任總統的經濟改革。

從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將它的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從1982 到1992﹐ 墨西哥將大批國營企業拍賣﹐在這幾年中﹐墨西哥的國營企業從一千兩百家降到兩百六十家﹐這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業佔墨西哥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 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鋼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和電視廣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煙草專 賣等。( Leon﹐167-68﹚Leon對墨西哥大量出賣國有企業大為讚揚﹐把墨西哥總統Salina當政時的私有化說成是他任內最偉大的成就。這些企業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為了還債而拍賣的﹐原來國有的企業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私有化﹐國有企業就在債券換股權下轉變為外資企業。
  
     1992年時﹐美國的前聯邦準備銀行的主席吳克﹙Volcker﹚ 對這一段的展在書中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甚至它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它們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無效率的經營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或抵制外資企業...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其它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和公司與當地資本合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屬於敏感性的石油探採和石化工業。” (Volcker, 208-209)
  
     墨 西哥在戰後的幾十年中希望能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曾經實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是美國與德國早年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用保護貿易來阻擋先進英國工業 品的競爭﹐以便協助本國工業的發展。在國際壟斷資本和它們背後的帝國支持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這個殺手﹐把進口替代發展策略澈底消毀了。墨西哥的經濟陷入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它的個人平均真實所得從1981年外債危機前到1986 年的五年之間下降10% ﹐實質工資﹙除去70%的物價上漲外﹚下降了30% ﹙Krugman, 41﹚。
從1990 年到 1994年的四年中﹐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家稱這四年是墨西哥的經濟奇跡﹐但是它的經濟成長率也僅為 2.8%﹐剛超過人口成長率。根據墨西哥本國的統計﹐到了1994 年﹐它的經濟還沒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Krugman﹐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與美國和加拿大簽定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將墨西哥的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1994 年12月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一週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對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記憶﹐如今已經模糊了﹐這些年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但是就在柯林頓宣佈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九天之後﹐墨西哥有史以來最嚴的危機就爆發了。墨西哥尚未從八十 年代初的危機恢復就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機﹕披索貶值﹐資本外逃﹐通貨膨脹﹐小農破產﹐利率上升﹐許多本國企業維持不下去而破產﹐失業增加﹐工資下降。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條約簽訂之後﹐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與美國的貿易增加了一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這些貿易的數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起十年前又下降了。華爾街報的一篇報導說﹕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後﹐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並說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發展的報告﹐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這次危機前每七人中一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1996 - 1999﹚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華爾街報﹐1999年3月8日﹐A-1﹚

除了墨西哥之外﹐其它拉美國家在所謂外債危機之後﹐繼續受著外債的逼迫。像巴西在1994年又面臨付不出外債的危機﹐再次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整頓。結果巴西的外債從1994年底的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兩千七百億美元。在這五年中巴西付了一千兩百二十六億美元﹐但是它的外債反而增加了一千兩百二十二億美元。(Foreign Debt Tribunal – Verdict, Latin American Report) 根據另一個報告﹐到2002年10月﹐巴西總統大選即將來臨時﹐巴西的外債又增加到五千億美元﹐這時國際貨幣基金找每一個總統侯選人會談﹐並私下與每個人達成協議﹐如果當選﹐一定要履行還償巴西債務的職責。(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2002 年10月 18日)
從八十年代初的危機之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危機接二連三的沒有停過﹐他們的人民持續的受到難以忍受的苦難。在墨西哥1994到1995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後﹐ 2001 和2002年間﹐阿根廷也同樣經歷他們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整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個人實值所得到了2002年時與八十年代初相比﹐完全沒有增加。(Hausmann) 

七 二十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亞洲爆發國際貨幣基金再度出馬
從八十年代﹙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日幣升值之後﹚起﹐跨國壟斷資本就從經濟衰退的拉美國家轉向亞洲國家。除了日資以外﹐美國和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西歐資本也到東歐﹐和在蘇聯解體後來到俄羅斯投資﹐到了1992年之後﹐各國資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買當地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和投資到拉美國家的證券市場。到了九十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國家的經濟尚未從八十年代的危機中恢復過來﹐1994-95 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從1995年到 1997之間﹐外資來到亞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投資﹐大部份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國公司在當地設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國公司直接供給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資本﹑機器設備﹑重要的零件﹑和技術 ﹐這些分公司再將生產分包給當地的公司。日本到東亞和東南亞的投資暫時舒解了它本國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也暫時為它的資本解決了因物價上漲而成本提高的問 題。東南亞國家從日本大量進口機器設備和零件﹐加工後將一部份製成品輸出到日本﹐更將其它大部分製成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
從 這一段的發展看來﹐基本上九十年代末的世界資本的危機和八十年代的危機一樣﹐主要是起於資本主義大國國內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和它們之間不平衡的發展而引 起的問題。日本在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就隱藏著生產設備嚴重的過剩。到了八十年代中﹐日本一方面因為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另一方面因為日本與美國 和歐洲之間的貿易爭執越來越嚴重﹐日本的跨國壟斷資本利用日幣升值的機會﹐把大量資本投向東南亞國家﹐這也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蔓延到亞洲其他地 區。落後國家所遭受到的災害主要都是因為它們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時﹐它們就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過給落後所造成 的。
從 八十年代中開始﹐亞洲國家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亞洲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 元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鬆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 固定匯率﹐這些國家就必須提高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勵外資繼續流入。外資流入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外匯存底數額增大就更保證了外資的安全﹐外資不斷流入﹐也就可以維持本國貨幣不貶值。
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一段時間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時也不例外。這里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所帶 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上加樂觀﹐就得出了什麼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一類的毫無根據的預測。在這一片樂觀的背後 就隱藏著危機﹐因為維持外資高報酬和安心的條件﹐像高利率﹑匯率釘緊美元﹑取消外匯管制等﹐也就是經濟不可能穩定發展的原因。
從大量資本在亞洲的流入和流出來看﹐也就不難暸解1997年之前和之後亞洲經濟的大幅度的變動。1996年時﹐有九百三十億美元流入亞洲﹐1997年時僅有一百三十億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一千零五十億美元流出﹐也就是說資本的淨流出將近九百億美元。資本的流出並不完全是外資﹐本國資本到這緊要關頭也同樣逃走避難。
到 了八十年代底和九十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很大部份都屬投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買股票不是因為公司經營的好可望分紅拿股息 ﹐而是因為期待股票漲價可以賣了賺錢﹐或者買房地產不是為自己住﹐而是為將來可以賣了賺錢。因此越買就越漲價﹐這時美國的各種基金(Mutual Funds) 來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30% 到 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越多人眼睛瞪著這個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錢投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氣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氣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了1997年 8月 時﹐這個大氣泡果然爆炸了。泰國的泰銖最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相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 及到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但是為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和搶救香港的金融﹐中國也花去了大筆外匯。所有受到大規模危機災害的這些國家都是八十年代來不甘落人之後﹐趕緊登上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列車的國家。在這次危機之後﹐中國逐漸越來越依靠外國資本 ﹑技術﹑和出口市場的發展﹐中國加入了國際貿易組織後﹐就更進一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近幾年來中國發展更顯示出它也將會與其它發展落後國家 一樣﹐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機時﹐由資本主義大國轉嫁過來的災害。
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繼續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1998的上半年﹐俄羅斯的股票市場指數下降百分之六十。同時﹐俄羅斯面臨不能支付外債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盧布再度貶值的危機。如果俄羅斯破產﹐危機就必然會進一步繼續擴大。
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並借助國際貨幣基金融資給俄羅斯﹐使俄羅斯逃過了破產的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同時對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作了承諾。
在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改革中﹐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因此造成更多的當地的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債務下而被迫破產﹐甚至 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用結構調整措施中新制定的破產法下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這些國家中的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私有化 ﹐也有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在 這次的危機中﹐幾個新的亞洲小老虎﹙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這幾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從八十年代開始一致認同要向南韓和台灣學習﹐ 用加工出口作為發展經濟的策略﹐它們爭先恐後的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來適合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之內 ﹐但是卻給人民帶來前所未有過的苦難。南韓和台灣這兩個上了年紀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南韓在這幾十年來由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型資本之中﹐也有好多個經不起打擊而破產﹐被外資收買。台灣在危機剛過時﹐好像受的打擊不大﹐主要是因為台灣沒有外債﹐所以沒有馬上受到國際壟斷資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的制裁﹐不必被強迫接受結構調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經慶幸台灣躲過了這次的危機。但是兩三年後﹐在整個世界經濟重整下﹐台灣也必須作進一步調整﹐使得它的許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從亞洲開始的危機爆蔓延到俄羅斯再蔓延到巴西﹐國際貨幣基金也就從亞洲到其它各地用貸款作為條件﹐逼著欠債國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中的一切條件。泰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硬性規定下﹐它的政府的財政收支必須要保持相當於國民所得1%的盈餘﹐因此泰國只好大力削減社會福利﹐並將零售稅提高到百分之50% (Wall Street Journal, 1999年 2月 2日﹐ A1) 。國際貨幣基對其它需要借款的國家也作相似的規定﹐除了要它們保持財政上的盈餘外﹐更要欠債國家將國內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將利率提到高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斷絕了所有當地資本借款的機會。

 八 亞洲國家被迫簽訂更苛刻的結構調整措施
在對付亞洲的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受援”國家所提出的條件更為苛刻﹐我們可以從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在結構調整措施中所開出的條件看出來﹐基金對其它國家 ﹐像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所開出的條件也相似。從這些條件中﹐應該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到底是代表誰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表面上作為一個中性的國際組織的假貌﹐在這次危機中全部被揭穿了。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剩餘的產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就必須承受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加工出口這樣策略所帶來的後果。1997年 ﹐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奇蹟這樣無憑據的神話﹐也揭穿了落後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 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它們經濟的謊言。這次危機之後﹐這種以出口來帶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受到極大的挑戰。除了金融投資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危害 以外﹐這些國家在十年間﹐用大量資金所建的工廠都屬多餘的設備﹐當世界經濟進入危機﹐落後國家的生產就最先受到影響。危機之後﹐生產出來的商品無處可以銷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滯銷下受到資本主義帝國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場的只有關閉工廠。但是當初建廠時所借的外債照樣得本上加利償還。
這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開出落後國家結構調整措施的條件要比八十年代時的更加苛刻。在南韓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中﹐南韓政府除了要制行一般的財政上的調整和貨幣 的緊縮外﹐還得再放鬆對外資的限制﹐並得協助外資收買本國的企業﹐除此之外南韓政府更要負責加強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便給企業主在雇用勞工時更大的權力。

南韓所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除了在八十年代危機爆發後欠債國所接受的各項條件外﹐更加上了以下幾點﹕

*協助外國公司收買南韓企業 ﹙包括兼并﹚
*修改破產法 ﹙以便促使南韓企業破產﹚
*取消利息的上限
*1997 年底前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債券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股票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對日本進口的限制
*1998 年1 月取消南韓公司從國外借款的限制
*1998 年1 月開除兩個有問題商業銀行的經理並公佈有關外資收買南
 韓金融企業的條例
*公佈金融改革法案﹐加強對銀行的監督﹐並規定公司必須作綜合資產
 負債報表
*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
﹙華爾街日報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頁﹚
在亞洲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貨幣貶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經營破產。勞動人民本來在一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生。根據世界銀行自己的報告﹐在三年的危機中﹐世 界上生活在絕對貧窮線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兩億人。

總結﹕國際貨幣基金是最凶惡的殺手
 從這篇簡略的報告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在七十年代初固定匯率解體後﹐它的促進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功能就在於挽救資本主義危機﹐和將危機所造成的 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對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大帝國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的確有極大的功勞﹐它能使壟斷資本既使在危機還能繼續獲得高利。但是對發展落後的國家 來說它是個不折不扣的﹐而且是最凶惡的殺手。
在 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時﹐石油美元再循環延緩了危機﹐到危機不再能拖延時﹐國積貨幣基金使危機借外債的形式在落後國家爆發。在爆發時的過程中﹐災害由落後國 家貧困的人民來負擔。我們需要瞭解八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不是由第三世界外債危機而引起的﹐那次的危機是國際貨幣基金要解救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危機而轉嫁給落後國家的。同樣的道理﹐九十年代末在亞洲爆的危機也不是什麼因亞洲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健全而引起的危機﹐這最近一次的危機也同樣是國際壟斷資本為了解決它們 的產能過剩﹐而把危機轉嫁給亞洲國家的。
在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過程中﹐美國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危機爆發了出來﹐國際金融資本卻不必負擔損失﹐它們在帝國的保護下﹐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中介來將負擔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在1974 年到1976 之間﹐因為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所以石油的真實價格﹙以其他貨幣計算﹚並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家公債也跟著美元的貶值而降價了。﹙Kapstein, 63﹚在帝國主義的世界裡﹐落後國家若跟著帝國走﹐只會輸不會贏。既使握有最珍貴的資源的石油出口國家也是如此。當然這些國家的王室和貴族受益不淺﹐所以他們甘心情願的為帝國服務。
結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一方面是針對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目的是為了解除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制定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權﹐削減這個階級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們 不能繼續藉助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和抗衡。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盡力減少進口﹐並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們出口換來的外匯還債。拉丁美洲國家雖然經過了三十年的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能自力更生。他們的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和零件很多都還是依 靠進口﹐沒有外匯進口時﹐生產就不能繼續。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結構調整措施取消了落後國家對本國經濟的保護﹐落後國家在被迫削減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限制 ﹐更放寬對外資的限制﹐並且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他們放棄了戰後幾十年來用進口替代想要達成較為自主的發展策略。
在 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被外資收買之後﹐國內資本更進一步失去與外資競爭的能力。資本主義大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把這些國家保護本地資本的措施解體﹐ 用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來削減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保護他們本國市場的力量。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強大力量﹐相比之下認識到 自己力量的簿弱﹐這個階級看到為了他們的利益﹐甚致於他們本身的存亡﹙見《經濟殺手的告白》書中的例子。﹚﹐他們威脅利誘下選擇了跟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取得國際資本的信任﹐放棄了前一時期自主發展企圖﹐積極的加入了帝國主義全球化﹐協助帝國來壓榨他們自己的人民。
結構調整措施中的條款最主要還是針對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當地政府履行這些條款時的真正犧牲者。在每一次危機後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之後﹐這些國家的 經濟只有更加蕭條。在進口受到限制之下﹐許多工業停止生產﹐工人大批失業﹐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在經濟重整的過程中 ﹐這些國家為了爭取外匯﹐在世界金融貿易組織的督導下﹐由國家輔助大型商業性的現代化的農場﹐來發展農業出口﹐農村中的許多小農因此破產。農民在農村中失 去謀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沒有他們能維持最基本生活的條件。本地小資本的經營也因為利率提高而負擔加重﹐他們常常在週轉困難下被迫破產﹐ 再加上一般人購買力低落﹐小資本的經營和生存就更加困難。上世紀末的危機至今已有十年了﹐在受到危機波及的亞洲國家的勞動人民的生活還是陷在困苦之中﹐他 們的統制階級又要他們縮減工資﹐以便與勞動力更廉價的中國兢爭。
國際貨幣基金是今日帝國的最凶惡的殺手﹐這個殺手配合了其它“國際組織”﹙像WTO﹚使國際壟斷資本能在危機中繼續擴張﹐沒有這個殺手﹐各大帝國要維持它們對世界的控制是很困難的。

註﹕
1.當當時因為通貨膨脹率低﹐所以真實利率低。

2.吳克跟繼任他的葛林思潘同樣的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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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篇文章你看完之後有何想法?

有人可能會說這麼遠的事關我屁事
有人可能會說有為者當亦若是(若有人心想吾可取而代之請一定要讓我認識認識)

不管你是怎樣想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遠在天邊
甚至一輩子都遇不到的人影響著你我的生活
他們的一個決定
就註定你這輩子是過怎樣的生活
這麼嚴重的事你一定要知道

我第一次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真正在做的事是從有點像陰謀論的書-顫慄金融史知道的
印象最深的是裡面提到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但沒有協助亞洲國家重新站起
反而趁人之危的大肆掠奪

過程當中有些國家因為太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
因此遭受十數年的經濟蕭條
有些國家因為看到經濟趨勢不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要走自己的路
因此迅速從經濟打擊當中崛起

當然
第一次看到只覺得這本書根本是個陰謀論偏執狂所寫
只當小說來看

之後又不斷接觸這方面訊息
才瞭解到
原來這些訊息不是空穴來風
而是確有其事
這些制定遊戲規則的人在騙不懂遊戲規則的人一起加入這遊戲
一個不斷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遊戲

富者就是掌握國家的少數大家族
貧者就是被國家不斷壓榨的百姓


回過頭來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生活當中有許多莫名其妙的規則要遵守?
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些規則背後的真正原因和背後動機?

事實上
我們生活當中有太多規則是這些遠在天邊的人所設計
當你看不穿他們的遊戲規則時
你就只能被動的接受並付出高額的代價

反之
若你能多去思考生活當中的為什麼
會幫助你更容易看到背後隱藏的真相
並進而跳出這些陷阱當中

Source

財經漫遊-經濟成長 又怎麼樣?

假如你今年的薪水,只有去年的二%,會怎樣?可能活不太下去。但如果你是銀行執行長,卻可以繼續高居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公布歐美大銀行執行長的收入,發現高盛執行長布蘭范恩去年的所得,居然比前年整整少了九八%,跟金融風暴蔓延全球前的二○○七年相比,更只剩下零頭而已。
      但零頭又怎樣。他去年的所得其實高達八十六萬美元,換算成台幣,將近三千萬,還是硬比絕大多數美國──更別談別的窮國──家庭一輩子所能看到的存款,高 出不知道多少倍。不只有他,一家家在金融風暴中灰頭土臉的銀行,儘管好景大不如前,CEO們還是動輒好幾千萬台幣落袋。肥貓瘦了,還是肥貓。
      這也就是為什麼,關心貧富差距惡化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難以嚥下自己收入相較之下少得可憐的事實。試想想,假如這些人年復一年,錢都賺這麼多,而且超 出一般家庭那麼遠,貧富差距想縮小,談何容易?更讓人擔心的是,假如這些人炒豪宅,拉高了房價,搞奢華,為孩子們立下壞典範,我們該如何對應?
      對應,絕不是在數字上動腦筋,在解讀上做文章。先前,主計處的資料顯示去年台灣最有錢的家庭,所得是最低的六十六倍,怵目驚心。但前天的經建會,卻儼然 成了場官員們努力「讓人民感覺良好」的腦力激盪大會。薛承泰認為這樣比,不公平,因為最高所得前二○%戶數,人口通常較多,平均有四.三人,最低二○%戶 數中的人口較少,只有一.八九人,人多賺得多,所得差距當然大;他還說,年齡結構也差很大──低所得家庭中有一半的人,是較無賺錢能力的六五歲以上人口, 而相對最高所得的組別中,六五歲以上者都不到一○%。彭淮南也認為,應該把現在這種用「家戶所得」的調查方法,該為採用「每人所得」,就可以把貧富差距 「縮小」。
      在統計方法上,這些建議聽起來有點道理,但在現實中,根本不實際。首先,包括聯合國在內,全球財富統計大多以家庭為單位,理由無他:這本來就是合理的 ──看看那些明明沒工作,卻生活奢華、出手闊綽企業家太太與第二代,就能明白這道理。至於年齡結構,固然是官員們眼中貧富差距統計惡化的「果」,也是 「因」──看看有多少老人家庭,是因為長期貧困、無法好好培養下一代而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也能明白這簡單的道理,也自然會憂心國家的貧富差距惡化。
     不明白這道理的官員,當然無法正確對應人民的憂心。例如李述德,反而替有錢人抱不平地說,去年所得最高家庭所繳的稅,占總稅收的四成三,低收入(那些適用六%以下稅率)的,對稅收貢獻只占七%,換言之,有錢人並不是沒在繳稅,沒貢獻的,是窮人。
      這不是裝天真,就是真糊塗。全世界正在苦惱的,正是少數有錢人因為財富越滾越快,所以稅收貢獻度愈來愈高;窮人沒法繳更多稅,正是因為收入停滯不前。這 還不談主計處數字所代表的,其實不是「貧富」差距,只是「所得」差距,若要追究,多年來有多少富人聘請了很厲害的會計師替他們把財富藏起來,以至於如今壓 根不必報稅?有多少富人就算繳了稅,仍然以一般家庭望塵莫及的速度在累積財富?
     累積財富,當然天經地義。過去四小龍,現在的四金磚,全都是在人民想要累積財富的驅策中成長的。但很多研究已發現,當經濟有了成績,財富累積到能在全球排名前段班時,財富是否合理地分配、肥貓們的財富是否取之有道,往往才是人民更關心的課題。
      這個課題,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但至少我們需要官員們的覺醒,從「成長跑步機」上跳下來,別再帶領人民在追求經濟成長中疲於奔命;相反的,投入更多心力 檢討所有造成貧富差距惡化的制度──例如稅制,為什麼直到今天,工人們辛苦上班的所得要課稅,肥貓們交易股票的所得卻不必繳半毛錢?
     別在數字遊戲中自我感覺良好,面對人民的焦慮吧。
(作者
  • 沈雲驄

  • 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經濟衰退英國人變窮 夜總會生意慘澹不少倒閉

    2010年08月25日 17:18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8月25日電
    據“中央社”25日報道,英國夜店因為失業人數升高而不斷關門歇業,加上超市低價酒飲的吸引,更多夜店常客選擇留在家裏不出門。    

    英國最大俱樂部業者-Luminar Group HoldingsPlc表示,自今年2月以來至少關閉11家店,股價年來累跌74%。北英格蘭夜店業者-Brook Leisure HoldingsLtd.表示,在過去的4個月裏被迫結束2傢俱樂部與1家酒吧生意。    

    倫敦俱樂部Matter與Fabric的共同創辦人暨董事總經理勒斯裏(Cameron Leslie)表示:“今年特別辛苦。大學生是我們的目標族群,然而失業問題造成我們的業績壓力。”    

    經濟衰退,可支配收入不斷減少,造成英國夜店數量下滑。夜店通常收取入場費,仰賴折價入場券與促銷飲料來吸引常客駐足。根據市調機構CGA Strategy數據顯示,英國俱樂部數量自2006年以來減少21%或622家。    

    倫敦Mintel International飲料業分析師佛塞斯(Jonny Forsyth)表示:“在過去5、6年裏,這樣的情況持續發生,但是經濟衰退更加速發展。突然間年輕人沒有出門玩樂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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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CM》經濟觀察─英國7月通脹下降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FXCM) 2010-08-20 00:43:24


    英國統計局公布,7月份通貨膨脹率由6月份的3.2%降至3.1%,符合經濟學家的預期。英國7月份通膨脹下降,表明物價增速正逐漸向英國央行的目標水平 回落。7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較前月下降0.2%,6月份為上升0.1%。經濟學家此前預計7月份CPI較前月下降0.1%。7月核心通貨膨脹率 由6月份的3.1%降至2.6%,創去年11月以來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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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二度衰退風險大增 英鎊貶至1個月新低

    【大紀元8月25日訊】(據台視新聞報導)

    英國央行 (BoE) 官員 Martin Weale 周二 (24 日) 警告,英國經濟很可能陷入二度衰退,而央行發布的今年及明年經濟成長預估,或許皆過度樂觀。消息刺激英鎊下貶至 1 個月新低,英國公債殖利率則創空前新低。 


    新加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 Weale,於《泰晤士報》專訪中表示,英國經濟面臨再度衰退的「實質風險」。而根據央行最新預測,未來 4 季英國經濟萎縮的機率大增。  此外,出現新一波金融危機的風險也「不容小覷」。消息傳出後,周二英鎊應聲下貶至 1.5373 美元,創 7 月 23 日以來最低水準;兌歐元亦貶 0.6% 至 82.05 便士。英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則下挫近 10 個基點,降至空前新低 2.839%。 

    英國《獨立報》指出,由於 Weale 的發言讓通膨上升疑慮降溫,並暗示利率維持在目前空前新低水準的時間還會更長,使得周二英國公債殖利率收在 2.884%,為史上最低紀錄。  Weale 在訪問中指出,英國經濟未來可能面臨危險,包括失業率再度攀升、房價下滑以及新一波銀行體系危機。而後者「可以是主權債信危機,或是民間新一波流動性危機」。  Weale 並預警,消費者需求恐較往常水準清淡,儲蓄率可能較原先預期高得多;另外投資支出恐較原本期望來得低落,出口表現也可能不如預期。 

    Weale 還表示,央行預估明年及後年的經濟成長率可達 2.8% 及 3.2%,恐怕過度樂觀。而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將在 2 年內,回復至央行的低於 2% 目標,因能源價格走揚等暫時性因素,正開始減緩。
    (http://www.dajiyuan.com) 美東時間: 2010-08-24 22:29:11 PM 【萬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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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英明年底經濟才復甦

    20100826 22:00:11 小型字 中型字 大型字

    (中央社記者黃貞貞倫敦26日專電)英國Co-operative(Co-op)集團執行長馬克斯(Peter Marks)警告,英國的經濟最快要到2011年底才會復甦。

    Co-op集團旗下經營的事業不僅包括零售,還有銀行、農業及旅遊,年營運額達140億英鎊(1英鎊=49.3740194台幣),是英國重量級企業。

    馬克斯今天公布今年2月到7月會計年度前半年財報,稅前獲利下跌31%,達1億6920萬英鎊,營運獲利成長14%,達3.07億英鎊。

    馬克斯說,「如我們所預料,2010年到目前為止都充滿挑戰,同時我們認為,最快要等到2011年底才會看到經濟復甦。」

    Co-op集團表現最差的是旅遊事業,獲利大跌70%,銷售金額減少近7%,達1.36億英鎊。

    馬克斯說,今年先是下大雪影響民眾訂旅遊行程的時間,之後又發生智利地震,曼谷血腥示威,希臘暴動,英航罷工,再加上冰島火山灰,都對旅遊業造成衝擊。

    他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專注在服務因經濟衰退受到衝擊的的會員和顧客。」

    Co-op集團的會員超過500萬人,員工人數也逾12萬人。990826 

    後ECFA時期-向顧客借點子 挖掘8大商機

    • 2010-08-27
    • 工商時報
    • 【陳子昂】
         經濟部調查,台商進行海外投資的製造業者,逾82%是在中國投資,除地緣關係、語言及文化相通,尚考量中國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人工成本低廉及配合國外客戶需求,加上中國為招商引資的租稅優惠,提供具競爭優勢的經營環境。
         1980年代後期以來,前往中國投資的台商,多半為勞力密集度高、技術密集度低或高污染之產業。但近2年,這些產業的台商面臨經營環境日趨嚴苛與營業獲利大幅削減之雙重衝擊。他們為了保持優勢,多半選擇移往內陸或東北之城市發展,複製十幾年前到華南投資的模式。
         但一切從頭開始,對到當地投資的第一代台商而言,又得重新建立關係、談合作契約、整地、建廠、招工、接單、經營等布局,許多人希望委由第二代接手,或部分台商第二代不願接手上一代的企業,也就開始興起「產業轉型升級」的打算。
         展望未來5年,在全球趨勢及掌握中國內需市場的驅動下,如何結合兩岸產業政策與研發能量,協助台商加強自主創新、轉型升級、節能減碳及永續經營等,都將是重要課題。
         10把利刃
         迫使台商急思生存之道
         觀察台灣過去200餘年產業發展,可發現樟腦、茶葉與蔗糖等天然資 源產值居世界第一;進入1960至1980年代,紡織品、彩色電視機、傘、鞋、自行車等傳統產業產值居世界第一;邁入1980年代電腦化時代,台灣生產的 個人電腦、電腦周週邊和關鍵零組件,產值均多年蟬聯世界第一。直至1990年代,台商面臨新台幣升值、勞動薪資及土地成本高漲,才陸續將廠房遷移至大陸或 東南亞地區。
         但2008年起,大陸台商陸續面臨:
         ─5大政策衝擊:調降出口退稅、實施勞動合同法、兩稅合一且內外資所得稅一致、開徵土地使用稅、環保限制與加強出口企業環保監管。
         ─4大環境變化:人民幣升值、工資成本與原物料價格高漲,導致缺電、缺工和罷工、南方雪災、四川大地震。
         ─1大市場危機:金融風暴導致美歐消費景氣低迷,全球資訊科技支出緊縮。
         前述這10把利刃在短短一年內陸續揮向台商,迫使台商思考生存之道,與下一個10年的產業布局。
         創新
         來自產業與市場趨勢觀測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長期觀察日本經濟變化,過去20年經歷巨大變動,匯率連升4次,從1美元對360日圓,升值到對84日圓,幅度高達4倍。同樣產品賣到美國,卻只能收到1/4的日圓。
         為求生存,日本必須拿出顧客願意付4倍價錢來買的東西,其中關鍵就是「創新」。唯有創新,日本才能把汽車、消費性電子、工具機做到全世界非買不可。
         但大前研一也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人喜歡做土地開發、買賣,沒有太多人喜歡真正在研發、製程、行銷、品牌等事情下苦工。賺錢後,也很少會投資在改善產品、製程,反而會把錢存起來買土地,做開發、開餐館。
         但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伴隨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都可能短期內讓企業利基盡失。因此,好的管理者應該往下面想幾步,下一場仗,需要在行銷、品牌、設計上創新,也需要到第一線接觸終端客戶,真正探知市場需求,開發自己的規格。
         要做到這些,必須準備將營收的25%重新投入市場。日本企業過去20年強起來的企業,都是投資營收25%在美國市場,建立品牌、行銷管道、顧客關係。
         談到創新,台商真的準備好了嗎?
         據英國經濟學人(EIU)2007年5月調查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創新力排名,評選指標含專利數、研發支出比例、企業教育訓練、科技技術、公 共建設等。經訪談全球485位金融、ICT、製造、醫療、生技等企業高階主管,台灣的創新力在2002至2006年全球排名第8,但預估2007至 2011年全球排名將進步至第6。
         台灣既然在創新力上具優勢,那在中國的台商又如何掌握創新力?想創新,先向顧客借腦袋。實驗室裡的發明家不再是唯一的英雄,愈來愈多廠商把顧客當成產品創新的另個救星。
         稍早,工研院產業學院訪查台灣100多位研發主管,就未來研發管理,在任務、知識、技能、特質上,找出他們認為最重要的5項職能和困難度最高的5項職能。經調查發現,最重要和最困難的職能都是分析產業與市場趨勢,且在知識上最重要的職能亦是市場資訊。
         由此可見,台商如果想掌握創新力,最直接有效方法是,讓員工培養「市場嗅覺」,無時無刻觀察市場脈動與消費者/客戶的需求,主動探求客戶的需求與市場潮流,再將這些產品與市場趨勢的訊息反饋給研發部門,讓研發部門同時掌握技術策略與市場趨勢。
         綜言之,台商在建構創新所需資訊時,要讓公司全體員工多觀察、多發問、鼓勵好奇心、培養市場嗅覺。
         8大商機等著台商挖掘
         要能「想像」未來、「看見」未來,這是台商走向創新時代急待培養的核心能力。
         對照2015年全球6項重大趨勢:人口結構轉變、全球化風潮、網路化世界、跨領域科技整合、環保與精敏製造、資源使用效能提升。台商若能掌握全球趨勢,結合兩岸產業政策、研發能量與自身核心資源,將可創造下列新商機:
         1.兩岸三地高齡化、少子化商機;
         2.單身經濟興起並帶動寂寞商機;
         3.各國貿易保護措施對台商的衝擊;
         4.網路世界及網路化商機;
         5.多領域技術整合造就高值化產業;
         6.掌握綠色環保與彈性,製造業才有競爭力;
         7.綠色能源與資源效能提升的商機;
         8.節能減碳開創新商機。
         台商對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在於追求企業成長,拉開與競爭對手的距離,或保持一定程度的領先優勢。當然,一切成長的動力,來自既有資源的建構基礎。尋求最恰當有效的成長方向和進入新創事業方式,形成資源再生的循環動能,以符合全球趨勢並確保企業成長活力。
         台商長期以來在中國建立的產業群聚、緊密的供應鏈關係,以及廠商間信賴感的互動,均可協助台商伺機而動,進入新事業、新產品的評估、投資與開發。
         進行轉型升級時,台商除要評估自己所掌握的資源(技術/關鍵材料、人才/團隊、資金)與能力建構程度,還要發展一套適合自己發揮的策略和 方向。因為台商如果不進行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在5至10年內,勢將面臨新商機的流失及中國民營企業的強力競爭及取代壓力。(本文作者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大陸市場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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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26

    Figures show 20% increase in net migration to UK

    Rise fuelled by growing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data from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reveals
    • guardian.co.uk,
    • Article history
      Birmingham University, which Stonewall’s guide scores highly for LGBT students
       

      The rise in net migration to Britain has been fuell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o study in the UK. Photograph: 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Net migration to Britain rose by 20% to 196,000 last year, fuelled by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K to study and a 13% fall in the number of Britons leaving to live abroad.

      The net migration figures, published by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reveal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o live in Britain compared with those moving abroad increased by 33,000 from the 2008 total of 163,000.

      The increase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coalition ministers to introduce a permanent cap on immigration that brings net migration numbers down to their stated aim of "tens of thousands a year rather than hundreds of thousands".

      "These figures show that Labour's immigration legacy is even worse than anyone feared," the immigration minister, Damian Green said.

      "The task facing the new government is to bear down on all routes of immigration. We can now see how necessary our proposed limit on economic immigration is.

      "This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ction on other routes of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We will be unveiling these over the coming months."

      The annual statistics also show a further fall in the number of asylum seekers coming to Britain – down from 25,930 in 2008 to 24,485.

      The number of people removed voluntarily or forcibly deported also fell, down 1% compared with 2008.

      The ONS figures highlight one legacy from the surge of immigration in the mid-2000s, with the proportion of new babies born to mothers born outside the UK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24.7%.

      Pakistan, Poland and India top the list for mothers countries' of origin. Newham, in east London,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such births – more than 75%.

      The quarterly immigration and asylum figures for the 12 months to June show sharp falls in the number people coming to work in Britain under the points-based immigration system.

      The number of tier one and tier two highly-skilled and skilled visas issued fell from 107,125 to 94,550 during the period. The number of temporary employment visas fell by 17% to 66,495.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Poles and other eastern Europeans coming to work in Britain between April and June this year stood at 28,645 – about the same level as last year but half the number of arrivals in 2008.

      But while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o work in Britain has continued to fall amid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rise in the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2009 has continued into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10.

      The data shows that 362,015 tier four student visas under the points-based system were issued in the 12 months to June 2010 – a rise of 35% on the previous year.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Britons going to live abroad for 12 months or more has moderated the increase in the net migration figure.

      The ONS estimate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to live overseas fell from a peak of 427,000 in 2008 to 371,000 in 2009.

      Separate Home Office figures show that the decline in new asylum applications to Britain has also continued this year, with a 29% fall between April and June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09.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is was accounted for by a decline in applications from Zimbabwe.

      A total of 6,100 failed asylum seekers and illegal entrants were held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res last year, including 115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The latest snapshot figures show that only five children were being held in detention under immigration powers on 30 June.

      The coalition has pledged to end the detention of children for immigration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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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S:英國大砍預算支出,窮人受害最深

    • 2010-08-25 14:57
    • 時報資訊
    • 【時報-記者柯婉琇綜合外電報導】
     IFS財政研究所周三發表最新報告指出,英國聯合政府於6月提出的預算案,將使該國低收入戶首當其衝,受害最深,直接反駁英國財政部長歐斯朋表示這是個先進計畫的主張。  IFS的報告和英國聯合政府唱反調,將使英國政府更難為其刪減25~40%支出的計畫取得大眾支持。各工會表示,這項計畫將使數十萬計的工作消失。IFS主張,低收入勞動人口將是這個預算案最大的受害者,而這點將使該預算不易贏得民心。

    IFS表示,一旦實施該預算支出刪減計畫,低收入勞動人口家戶將蒙受最大的損失,因為一部份來自於稅制和福利的收入出現變化。損失最少則是中高收入無子女勞動人口家戶。
    歐斯朋6月提出相當嚴苛的預算案,誓在5年內藉由大砍支出及增加稅收,將11%的預算赤字降低到幾近零的水準。歐斯朋主張這個計畫是先進的,並提出分析報告指出,該計畫對富人的影響將遠高於對窮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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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離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

    2010-08-25 《環球》雜志
    中國離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

    《環球》雜志記者/陳昕曄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GDP排名上逐年超過發達國家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升至世界第三。今年8月16日,據日本政府 公布的數據,日本二季度GDP僅環比增長0.1%,為1.288萬億美元,而中國二季度GDP則報1.337萬億美元,已經明顯超過日本。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桂冠,金融危機中率先複蘇的高增長,再加上北京、上海、廣州等現代大都市的繁華景象,使一些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中國已經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然而更多的數據,更明顯的事實表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差距。

    什麼是發達國家?國際上通行的判斷標准並非總量而是人均,1995的標准是人均GDP8000美元,2005年則提高為1萬美元。目前,被認定為發達國家 的共有40多個國家。其他150多個國家,統稱為發展中國家;其中人均GDP不到765美元的49個國家,又被聯合國稱為“最不發達國家”。

    中國人對GDP有著特殊的情結,因為GDP總量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而強國,則是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的夢想。曾任經合組織經濟部主任的麥迪森,出 版過《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對于中國長期以來的GDP有一個估算。為了盡量減少匯率和通貨膨脹等因素對統計真實的經濟規模的影響,採取了購買力平價 的計算方式,並創造出“1990年國際元”作為衡量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單位。

    按照麥迪森的測算,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在經濟上的表現相當出色。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排名世界第一。1820年中國的 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英國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額;另據美國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 供的數字,1830年中國制造業產量占世界制造業生產量的29.8%,略低于整個歐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國和日本分別所占9.5%和2.8%的 份額。

    但中國的人均GDP並不占優勢。根據另一位研究中國古代GDP的先驅貝洛赫的研究成果,1840年中國的人均GDP下降到206美元,同期英國為447美 元,法國為310美元,日本為l78美元。麥迪森的估算要樂觀得多,按199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中國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到l000年為450美 元,1300年到1820年為600美元。

    麥迪森給出的數字表明,1880年中國和美國占世界GDP總量的份額是相同的,均為14%,自此之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的份額一路下滑,1913年中 國為8.9%,美國為19.1%;1950年,中國4.5%,美國21.2%;1973年中國4.6%,美國22%。一升一降,其間原因首推清朝的盲目自 大,士大夫的虛驕與守舊,以天朝大國自居,卻不見西方世界已經進行了工業革命,紛紛崛起的變局。先有妄自尊大,不思變革,後有列強侵略、內戰連年,于是中 國一再錯失發展機遇。

    中國經濟現代化曾經錯失三次歷史性機遇,第一次是1793年錯失第一次工業革命擴散的機遇;第二次是1842年至1860年錯失第二次工業革命起步的機 遇;第三次機遇,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轉移時期。這次機遇的錯失,使中國與 日本的經濟差距明顯拉大。

    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新的起點,中國開始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新進程。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志,中國抓住了全球化的機遇,加入全球產業鏈,成為“世 界工廠”,為世界提供了廉價豐富的產品;同時,也解決了大量農村人口的就業,提高了民眾生活水平,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然而,如果說GDP總量反映了一國或 是一個區域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那麼從總量上看,中國的經濟實力的確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而人均GDP則反映了一國或是一個區域的富裕程度,那麼我們可以 清楚地看到中國民眾依然很不富裕。

    中國目前的人均GDP是多少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4月發布的2009年世界各國人均GDP數據,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 3677.86美元,排名第97位,美國為46380.91美元,德國是40874.64美元,日本為39731.04美元。按此計算,中國的人均GDP 是美國的8%,德國的9%,日本的9.2%。

    按照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中國還有1.5億人達不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准,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後面的因素更准確地反映了中國的現實,也就是中國 是一個人均GDP排名落後,還有大量的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按照中國人收入1300元人民幣的貧困標准線,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這都是中國 的現實。

    這一現實的背後也有一系列數據:

    從經濟發展布局看,結構性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不平衡,中國在第一、二產業集中了過多的勞動力資源,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2008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15,高于法國、瑞士、美國,也高于羅馬尼亞、印度和馬來西亞等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從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看,中國公共福利事業仍有待發展和完善,公共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社會保障任務艱巨,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達886萬人,超過澳州人口的1/3;

    從貿易結構看,中國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出口中消耗資源和人力的貨物貿易比重大,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服務貿易比重小。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農 業、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國分別為2%、23%和75%,日本分別為1%、31%和68%,德國分別為1%、30%和69%。由于農業所 占比重已經很少,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國內主要從事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服務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發達國家單位產值能 耗僅相當于20世紀70年代的50%左右,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依靠知識和技術。

    數據或許很抽象,但是如果你離開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到中國西部、中國的農村去看一看;如果,你再到美國或者日本的農村去比較一下,一定可以發 現其差距所在。在2005年,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指出,2002年中國綜合經濟現代化指數在世界108個國家中排在第69位。如果把人均GDP和經 濟結構的綜合年代差理解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年代差距,那麼,2002年,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相當于1858年的英國、1892年的美國、 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韓國經濟現代化水平。

    30年改革開放,中國開始了強國之路,然而還有另一條更為長遠的路,就是富民。回首百年前的歷史,中國的GDP也曾世界第一,但卻在“老子天下第一”的虛 驕中,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今天的世界又一次在變革之中,經濟危機使各國在遭遇困境的同時,也在謀求變革,尋求新能源、新生物技術、新IT技術的 突破,改革福利體系,世界的新的政經格局正在形成之中;而中國也在面臨新的改革關頭,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至關重要。在此時,中國民眾與政府更需要清醒地定位 自身,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道路仍然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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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恐陷雙重衰退 英鎊貶至1個月新低

    (倫敦25日訊)英國央行(BoE)官員馬汀週二警告,英國經濟很可能陷入雙重衰退,而央行發布的今年及明年經濟成長預估,或許過度樂觀。
    新加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馬汀接受《泰晤士報》專訪時指出,英國經濟面臨再度衰退的“實質風險”。
    根據央行最新預測,未來4季英國經濟萎縮的機率大增,或將出現新一波金融危機。
    消息傳出后,週二英鎊應聲下貶至1.5373美元(約4.84令吉),創7月23日來最低水準。
    美芝加哥聯準銀行總裁伊凡斯也指出,過去數月經濟訊息顯示,美經濟陷入“雙重衰退”風險增高。但他不預期雙重衰退會真正發生。
    英國《獨立報》報導,馬汀的發言讓通膨上升疑慮降溫,並暗示利率維持在目前空前新低水準的時間還會更長,使得週二英國公債殖利率收在2.884%,為史上最低紀錄。
    馬汀指出,英國經濟未來可能面臨危險,包括失業率再度攀升、房價下滑以及新一波銀行體系危機,這可以是主權債信危機,或是民間新一波流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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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英國 恐陷二次衰退

    歐洲英國 恐陷二次衰退

    • 2010-08-25
    • 工商時報
    • 【記者吳慧珍/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 E.Stiglitz)周二表示,歐洲政府為減輕預算赤字,拚命勒緊褲腰帶縮減支出,卻有將歐洲經濟推向二次衰退之虞。而英國央行決策官員威爾 (Martin Weale)也示警英國恐再度陷入衰退,衝擊英鎊兌美元匯率周二跌至1個月新低。
         史蒂格利茲周二接受都柏林的愛爾蘭電台(RTE Radio)訪問時指出,「胡亂刪減高報酬投資,只會使削減赤字計畫坐實愚蠢的批評。」
         希臘債務風暴重創歐元區投資信心,迫使歐元區政府加緊減赤字腳步,以期將赤字佔GDP比重砍到歐盟所設的3%以下。
         但史蒂格利茲表示,正因多數歐洲國家只關注3%這個不切實際且僅著眼片面資產負債表的人為數字,歐洲才會籠罩在二次衰退威脅。
         歐洲服務業及製造業8月的擴張幅度不如分析師預期,而德國投資信心也降到16個月低點。信評機構穆迪周一曾指出,歐元區經濟「明顯曝露於下行風險。」
         此外,據英國泰晤士報周二報導,接受該報專訪的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威爾警告,英國面臨「顯著的」二次衰退風險,排除這種可能性實非明智之舉。
         威爾也同時提到,英國央行對於英國的經濟展望過於樂觀。央行曾預估2011年和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2.8%和3.2%。
         威爾在訪問中指出,威脅英國經濟前景的因素包括節節攀高的失業率、房價持續走跌及新一波的金融危機。
         威爾發出的警訊衝擊匯市,英鎊兌美元匯率周二盤中挫低近1%至1英鎊兌1.5373美元,來到7月下旬以來的新低點。
         市場交易員表示,歐洲股市走弱反映出投資人風險趨避意識增強,連帶將英鎊視為高風險貨幣,因此英鎊賣壓日趨沉重。
         一般預料目前處於歷史低檔的0.5%基本利率,英國央行會維持到2011年,央行也宣稱如有必要隨時準備擴大提振經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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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甦卡住 G7央行總裁頭痛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辦的年度夏季研討會,訂26日起在懷俄明州的度假勝地傑克森洞(Jackson Hole)召開,掌管世界七大工業國的央行首腦都將出席,但今年他們恐怕無心瀏覽當地的美麗山景。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經濟師曾德納說:「不只是美國經濟在6月開始陷入停滯,而是全球經濟都在這個夏天遇到瓶頸。」
    聯準會主席柏南克27日將發表演說,很可能再次表達他對美國經濟復甦的疑慮,但恐怕無法明確承諾聯準會將加速印出更多鈔票,推出更高劑量的「量化寬鬆」刺激經濟。
    歐洲央行(ECB)總裁特里謝則面對雙頭馬車的歐元區經濟。一方面,德國強勁的出口表現使這個歐元區最大經濟體仍在加速成長;但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的貧弱不振,使特里謝必須考慮再無限供應低利資金,幫助銀行擴大放貸。
    日本與英國央行也都面臨利率降無可降,而刺激性貨幣政策愈來愈沒有成效的困境。日銀的白川方明與英格蘭銀行的金恩,也都面對國內政府採取緊縮財政、力倡節約的壓力。
    本屆傑克森洞年會的氣氛與去年截然不同。當時,與會央行樂觀慶賀「急救成功」,認為經濟已經脫離險境,正慢慢走上康復之路。去年的討論焦點集中在該如何逐步拔除病患的維生系統,讓央行對經濟的刺激作法有序「退場」。
    現在,26日到28日的會議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再談「退場機制」,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進場機制」。全球經濟復甦正再次進入脆弱的不確定時期,失業比起去年 毫無改善,美國房市則可能又將經濟拉進「二次衰退」的坑洞。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總裁伊凡斯24日說,美國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已經增加。
    傑克森洞會議的用意是利用暑假時節,讓各國央行總裁能在山間美景中,輕鬆愉快地進行腦力激盪。但近幾年來,這場會議的度假氣氛愈來愈淡,常常遇上經濟問題的爆發轉折點。
    2007年,傑克森洞會議討論美國房市出現的問題,隨後便是信用緊縮危機的開始,次年3月貝爾斯登公司不支倒地。2008年的傑克森洞會議結束後,就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閉。
    【2010/08/26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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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時報》政府須更聰明,而非更大

    • 2010-08-26 01:53
    • 工商時報
    • 陳穎柔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助理署長暨亞太區域局局長齊柏(Ajay Chhibber)日前投書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已讓政府以大型振興經濟方案與徹底整頓監管體系來擴大其角色,但這是暫時的,我們現在需要 的是一個更聰明、更積極的政府,不必然是一個更大的政府。

    在這次危機發生前的10年間,幾乎全球各地都在批評政府的角色。美國聯準會(Fed)前主席葛林史班曾預期市場能依各自利益自我約束,國際機構大力提倡公開的資本帳,私有化被當成是解決開發中世界問題的良方。

    政府是在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擴張後才遭到這樣的批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開發國家的政府支出平均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0%,1920年底前增為18%,之後的經濟大恐慌使之再擴張為22%,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增至28%。

    大政府的黃金時期是在福利國家擴張的1960至1980年間,已開發世界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增至約43%,政府債務也大增。這次危機爆發前的 2007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的政府支出平均占GDP的70%,大型振興經濟方案和產值損失將使該比例於2011年底前突破 100%,令人不禁擔憂可能發生主權債務違約,尤其是在南歐。

    在開發中世界,由政府主導的發展於後殖民時期成為被接受的模式,但在 1980年代之後出現反轉,43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下降,由1980年的19.3%,於1998年減至16.3%,亞洲的減幅最大,由 1980年的19.1%,於1998年降至15.2%,儘管如此,亞洲國家成功地使數百萬人脫離貧窮,即使在東亞,朋黨資本主義被認為是1997至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而非因為欠缺公開的資本帳,這導致公共投資和社福支出計畫進一步被砍。

    因此,何為金融危機後適切的政府 角色?在已開發世界,政府永久擴張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人口老化增添公共財政的壓力之下。由於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將近5成,因此大型振興經濟方案有助 遏止市場抓狂並不令人驚訝,但由於已開發世界的公共債務已高出GDP,所以已無財政擴張的空間。若發生二次衰退,更多財政擴張可能使市場惶惶不安,長期而 言,福利國家的債務持續性(償債能力)恐得進行根本的檢討。

    現在就預測國家機制和式微還過早,政府仍是市場過度擴張時人民權益的終極保 護者,不論是在資本主義走揚或下挫時。16世紀蘇格蘭銀行家式的自我拘束,或是輕度監管體系,都不會是現代金融世界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一個統籌的、行動 派的、周密的監管體系,20大工業國(G20)及聯合國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

    亞洲由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在這次危機期間表現良好,由於公 共債務僅占GDP約4成,因此亞洲讓世界知道,未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有賴一個行動派政府,而不必然是一個大型政府。未背負昂貴的福利成本的亞洲開發中國家及 其他國家現在一定要建立社會保護體系,但要依據「工作福利」,而非歐式的「福利」。

    由於所有的市場失靈之母:全球暖化問題逐漸浮現,政府角色因而變得更為關鍵,其要務必是投資綠色科技和公共基礎設施。

    政府規模方面,已開發世界的政府已達極限,但在銀行、金融等部門仍能擴張政府角色,如同在解決氣候變遷方面。開發中世界的政府則須在社會保護、基本服務和鄉間基礎設施上扮演更大角色,解決貪污和確保交付是政府正當性的關鍵。

    重要的是政府做些什麼,而非政府有多大。更聰明、更積極的政府才是王道。 

    文創思考系列(1)-大陸創意產業興起的模式

    2010-08-24 旺報 【李亞可夫】
    編按: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考察深圳時,特別會見創意產業人員,並表示年輕人要勇於創新,打破框框,設計師們要發揮聰明才智,如此定可建設深圳為「創意之都」。值此大陸政治經濟轉型時刻,本報特別連載刊登〈大陸創意產業興起的模式〉一文,作者為資深的深圳文創產業專家,盼能為兩岸文創產業的發展,收腦力激盪之效。
         創意產業,是一種源於文化又超越傳統文化產業的新經濟型態。1980、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發展,尤其是IT技術、網路、民主化、民族文化復興與全球化浪潮,大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傳統邊界與意義,形成了「創意產業」的新內涵與新型態。
         從世界與中國各地的創意經濟產生的模式看,大致可分為政府驅動型、藝術家驅動型、社區合作型、企業推動型、傳統保護型、舊城系統改造型、文化工業積累型與旅遊泛化型等8種型態。
         政府驅動型 以政策帶動
         政府驅動型,是指以國際戰 略型態由政府積極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類型。由英首相布萊爾親任主席的英國國家「創意工業特別工作組」,對基於個人創意、技能和才幹的知識產權創造性活動, 對設計、建築、電影、廣告、音樂、表演、媒體、時裝、出版、軟體等行業,從基金、稅務、國家營銷、工作平台、會展等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使英國的經濟、文 化、商業和國家形象,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與改善,並在傳統製造業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得以從創意工業中獲得了新的增長動力。
         新加坡90年代啟動了「創造新加坡成為文化復興之城」的國家文化戰略計 畫,積極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文化價值與地域文化特色,採取了基金支持、大力興建文化場館硬體、提供團體表演場所、興辦藝術文化節、培訓文藝愛好者、設定競 賽獎勵、稅務支持企業投入等,使新加坡在提高國家文化藝術水準的同時,也從文化藝術工程產生的旅遊效應中多有獲益。新文化戰略與人文效應提高了新加坡的國 家競爭力與國家形象。
         藝術家驅動型 原生創意
         藝術家驅動型是原生態的創意經濟型態。其主要代表是名聞於世的美國紐約市的soho區。近幾年在中國出現的北京宋莊畫家村、圓明園畫家村、798廠大山子藝術區、上海蘇州河倉庫藝術區、康泰路創意區、昆明上河創庫區等,是創意產業在中國開始起步的先聲。
         藝術家群體往往選擇城市中廢舊的工廠或倉庫區作為基地,看重的是低廉的 租金、空闊的廠房倉房與相對方便的都市生活。藝術家們多以個人畫廊、工作室為主,在創作、展示、交流的同時,出售作品,也開設獨特風格的特色商店。他們特 有的作品、行為與生活方式,吸引了追逐這種「波希米亞式」生活情趣的藝術商人,與特色餐飲、酒吧、畫廊、書店從業者。藝術家的工作產品與生活方式,特色商 業街的逐漸成行就市,慕名而來的旅遊參觀者,不斷加入的廣告、設計、建築、音樂、媒體等行業,最終形成了藝術家街區。
         北京798廠原是50年代東德援建的包豪斯風格電子廠區,80年代破敗 以來一直未能恢復生機。90年代末,一些藝術家、畫家、音樂人、廣告人、行為藝術者、書畫商、酒吧餐廳、俱樂部等紛紛來此定居,開展各類創作與實驗藝術活 動,吸引了眾多海內外人士前來採訪;一些品牌商家也藉此開展商業展示與形象活動,形成了北京市最具先鋒藝術、最富活力的自組織特色社區。(作者為深圳德爾 斐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深圳市德根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大社會”計劃預示大變革

    2010年07月21日 07:23:58  來源: 人民日報

    6月11日,在阿富汗南部的赫爾曼德省,英國首相卡梅倫(中)與駐阿富汗英國士兵握手。卡梅倫10日突訪阿富汗,並與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舉行會談。目前駐阿富汗英軍大約9500人,人數僅次于駐阿富汗美軍。 新華社/路透

    英國首相卡梅倫7月19日在利物浦全面闡述並正式啟動了其一直宣揚的“大社會”計劃。卡梅倫稱,“大社會”計劃是一種嶄新的社會文化,公眾不用指望地方當局或中央政府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而是有充足的自由和權力為自己的社區服務,從而建立一個“更大、更好的社會”。
    根據卡梅倫政府的建議,“大社會”計劃將分步實施。首先在倫敦的薩頓、溫莎和梅登赫德、利物浦以及坎布裏亞郡的伊甸河谷等地區試驗推行。宗旨是:政府轉變管理方式,向當地社區、慈善機構和公眾下放更多權力和資金,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水平。

    改革內容涉及方方面面,諸如:民間組織可以自辦郵局和圖書館,提供運輸服務和參與政府住房項目;當地居民可集資買下鄉村酒吧;招募志願者維持當地博 物館的運作;號召居民支援提升寬頻上網速度;讓居民監督地方政府經費使用等等。為了推動“大社會”計劃的實施,政府將專門設立“大社會銀行”,把“休眠” 期超過15年的數億英鎊銀行存款撥給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由它們向公眾提供政府沒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務,計劃于2011年4月開始運營。

    卡梅倫力主推動“大社會”計劃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實現競選諾言,顯示“說話算數”。5月份大選期間,“大社會”一直是卡梅倫及保守黨參與選戰、吸引選民的“核心理念”。政府應當放權于民,讓公眾更多地參與社區、學校以及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設施建設及管理。
    其二,減輕政府負擔的現實需要。卡梅倫政府接手的是個“爛攤子”,目前英國有三大難:債務沉重不堪、經濟復蘇乏力、失業居高不下。“大社會”計劃一方面可動用民眾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可減輕政府負擔。

    其三,延續傳統理念,引領社會新變化。傳統上,保守黨強調個人自由、自由市場以及“小政府”等;而工黨則主張高福利、“大政府”的做法。卡梅倫政府 正是看到了目前英國遇到的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種種難題,試圖在新形勢下揚棄保守黨的傳統理念,增添更迎合民眾口味的新內涵,從而引領英國實現更為積 極的社會變化。

    對于“大社會”計劃,保守黨方面自然是讚揚有加,認為它更為合理地分配權力、激勵志願工作的文化,是有利于英國建立未來“健康社會”的重要步驟;而 工黨方面則指責說,卡梅倫的“大社會”計劃“聽起來很美”,實際上根本行不通。如此大張旗鼓地吹噓,只是為了分散民眾對大幅削減預算的注意力,是為以卡梅 倫政府大砍福利而“遮醜”。此間分析人士認為, “大社會”計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能否全面實施,還要看幾個試點地區的推行情況。說到底,英國政府過去那種“大包大攬”,甚至“寅吃卯糧”的政策已經到了 非改不可的地步,人們期待“大社會”計劃帶來變化。(倫敦7月20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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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人》:激進的英國人正改革國家

    封面故事:激進的英國人正改革國家
    文章內容:在過去幾年當選為西方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家中,英國首相卡梅倫似乎是最缺少革命精神的。5月份沒能徹底贏得英國大選,不得不與自由民主 黨的克雷格分享權力,許多人擔心這屆政府不會像大選那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聯合政府執政最初100天內,已經顯示出激進力量。這是自撒切爾夫人以 來,英國第一次看起來像是西方的改革先鋒。
    首先體現在英國新財長奧斯本6月份公布的預算上。為了平衡賬冊,他增加了一些稅收,特別是增值稅,但是大多數政府部門的預算削減了四分之一。在 與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和鷹派金融學家的爭論中,英國正成為西方改革的典范。同時,聯合政府正抓緊進行重新核查英國的計劃,學校、醫療服務、警察以及 福利等領域都將進行劇烈變革,更多政府數據被公諸于眾。
    為何英國人突然變得如此勇敢?這與意識形態有些關係。保守黨依然保留著撒切爾夫人的鋒刃,二是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權利最集中的國家。白廳掌握著如 此大的權利,可以讓他們輕易識別並且削減官僚機構。同時,政府機構之間缺少互相制衡幾乎給了首相獨裁式的權力,可以快速通過法律,這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法 國總統薩科齊最為羨慕的。(來源:國際在線 楊柳)

    英國新聯合政府面臨七大挑戰
    趙伯英
    保守黨和自民黨的聯合政府上臺,給英國政壇 注入一點新鮮的活力。卡梅倫和克萊格這兩個政治競爭對手在選戰中殘酷爭鬥,現在都表示他們將把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置于黨派利益之上,承諾共同努力維護經濟 穩定,解決社會問題,改革政治體制。保守黨和自民黨都表現出較高的姿態,相互做出一些妥協和讓步。但是,聯合政府仍面臨著一係列考驗。
    一、新政府的施政綱領融合了兩黨政策主張,展示了新政府的經濟、內政和外交政策框架
    5月25日,伊麗莎白女王在新一屆議會開幕 時闡述了新政府的施政綱領。這個施政綱領依據保守黨和自民黨5月20日達成全面合作協議,是一個關于聯合政府大政方針的原則性框架。保守黨和自民黨都做出 了妥協和讓步。保守黨基本上滿足了自民黨提出改革選舉制度的要求,同意就是否改革現行的選舉制度舉行全民公決。兩黨同意本屆議會維持5年不變,確定下一次 選舉在2015年舉行,如果解散議會必須得到55%以上議員的支持。這保證了自民黨在今後5年內與保守黨共同執政。
    自民黨放棄了要求英國加入歐元區的主張,同 意聯合政府在新一屆議會的5年任期內不會“加入或準備加入”歐元區。在其他方面,兩黨各有讓步。新政府施政綱領的重要特點是係統修正了前工黨政府的一係列 政策。新政府已擬訂24項議案,涉及教育、福利、選舉制度改革、收緊移民政策、保護民眾隱私、改革金融監管等多項議題。
    二、保守黨與自民黨達成了聯合執政的協議,但是聯合政府本身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保守黨和自民黨的政見差異明顯,在重大問題 上持有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主張。兩黨可以把分歧暫時掩藏起來,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歧,否則它們就不是代表不同社會群體、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政黨了。在未來 聯合執政的過程中,兩黨需要不斷磨合與討價還價,要在左翼和右翼路線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新政府具有脆弱性和不確定性。這樣的合作關係必然會導致決策困難。 法案和政策的制定過程,兩黨的分歧必然會暴露出來,這將需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辯論和爭執,因此會延長決策過程。在涉及原則性的問題時,誰也不能保證保守黨和 自民黨內部完全一致,何況作為反對黨的工黨仍有相當實力,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會對執政聯盟的新政形成阻力。因此,即使通過妥協達成一致,所制定的政策也是軟 弱的,很難形成有力的對內對外政策。聯合政府不是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否有效處理一係列非常棘手的內政外交問題,尚存疑問。
    三、新政府在財政政策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
    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是拯救疲軟的經濟,削減 財政赤字是重中之重。保守黨和自民黨在大選前都提出了削減財政赤字的方案,但具體內容有所不同。在當前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尤其是希臘債務危機對整個歐 元區經濟構成嚴重衝擊的情況下,自民黨改變了原先立場,支持保守黨立即削減公共開支的計劃。財政大臣奧斯本5月24日宣布,本年度將削減60億英鎊政府支 出。這個削減計劃向市場表明新政府將兌現財政緊縮的承諾。但問題是如何在削減財政赤字的同時又保證經濟的復蘇。如果採取激進步驟快速削減財政赤字,過早退 出經濟刺激措施,有可能對經濟復蘇帶來災難性後果。如果把實際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削減10%,那麼國內私人部門和對外部門的財政盈余總額就會出 現同等降幅。如果要在保持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這些部門就需要大幅增加支出。
    目前,英國外部收支下降,只有加大投資力 度,才能改變經濟萎靡的局面。這就需要在赤字削減和經濟復蘇的兩難中維持平衡,在不危及經濟復蘇的前提下改善公共財政狀況。另外,新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開 支,同時必須關注民生問題。縮減財政預算的計劃一旦激怒選民,“不排除出現大罷工和抗議活動可能性。”新政府還必須採取適當的稅收政策,以便保證收支平 衡。
    四、選舉制度改革很可能造成英國政壇的深刻變化
    自民黨長期以來要求改革選舉制度,實行比例 代表制,並力圖在下次選舉前實現這一轉變。保守黨主張繼續維持現行的簡單多數選舉制,只是為了組建聯合政府,才對自民黨作出讓步。根據兩黨協議,將就改革 選舉制度問題進行全民公決。如果實行某種更為公平的比例代表制,較小的黨派更容易在議會中獲得席位,那麼小黨的影響力必然增強,英國政壇上出現聯合政府的 可能性也會增加,國內政治格局勢必出現調整。
    自民黨是選舉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這對 長期以來輪流坐莊的保守黨和工黨不利。在改革選舉制度的問題上,兩黨之間的暫時妥協很可能把矛盾轉移到政黨內部,保守黨內很多議員的政治前途將會受到影 響,因此會遭到不少人的激烈反對,而自民黨將會大力推動。這將會引發一場關于選舉制度的辯論,最終只有依靠民意來解決問題。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保守黨和自 民黨也有明顯分歧,需要兩黨逐步協商,通過妥協達成共識。各項爭議的討論結果將會影響兩黨的關係。
    五、新政府的一些外交行動開始顯示出一個與前工黨政府有所不同的“新英國”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新政府更加重視與歐盟的關 係。卡梅倫並未像大選前表示的那樣,要“從布魯塞爾收回多種權力”。他在5月21日訪問德國時明確表示,英國希望在歐元區經濟危機中扮演“積極參與者”角 色。卡梅倫似乎悄悄地改變了以前的立場。保守黨是傳統的疑歐派,卡梅倫本人一直反對歐盟一體化,反對英國加入歐元區,並且在2009年要求歐洲議會中的保 守黨議員退出“歐洲人民黨黨團”,組建以反對“聯邦制歐洲”為宗旨的新黨團 “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他在大選前多次表示,保守黨一旦上臺,將謀求英國退出《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恢復英國在刑事司法上的自主權,甚至要求對《裏斯本 條約》舉行全民公決。自民黨則持有完全不同的態度,希望英國與歐盟保持更密切的關係。
    克萊格一直奉行親歐盟的政策,強烈主張英國 加入歐元區。最後自民黨在這方面作出讓步,新政府決定英國在這5年內不會 “加入或準備加入”歐元區,任何涉及向歐盟讓渡國家權力的議題都必須進行全民公決。由此看來,新政府雖然希望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但英國 依然處于邊緣地位。
    六、英國遊離于歐盟之外的歐洲政策必然影響英美關係
    在卡梅倫就任首相幾個小時後,美國總統奧巴 馬第一時間致電卡梅倫,祝賀其出任英國首相,並稱英國是美國“最親密的朋友和盟友”,但這並不能說明美國重視所謂“英美特殊關係”。美國總是以現實眼光看 待英美關係。在過去幾年裏,英國一方面向美國詮釋歐盟的意圖,另一方面引導歐盟的發展道路。但是英國與歐盟疏離的關係,使英國政府難以扮演好這兩種角色。 英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的利用價值減弱,“英美特殊關係”也持續降溫。盡管英國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朗核計劃、自由貿易等問題上緊跟美國,但是美 國人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視“英美特殊關係”。
    英國的輝煌歲月早已過去,不再具有影響世界 的力量,只不過在一些地區扮演次要角色的作用。新政府開始以更現實的態度重新審視和界定這種關係。新政府表示英美關係“非常重要”,希望與美國發展牢固但 並不盲從的關係。今後,在自民黨的推動下,聯合政府或許會在歐洲和美國之間作出選擇。
    七、新政府還沒有制定全面的外交戰略,但目前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新政府對伊朗核計劃、阿富汗戰爭、恐怖襲擊 危險等問題的政策沒有顯著改變,希望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維護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但不會像前任政府那樣亦步亦趨緊跟美國。新政府表示,英國會繼續 保持和發展英中關係的良好局面,推動英中關係繼續向前發展。同時卡梅倫要與印度發展“新的特殊關係”,希望印度能夠成為英國一個主要的政治與貿易夥伴。
    新政府的運作關係到英國經濟前景和政治走 向,也將對歐洲乃至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一定的影響。卡梅倫和克萊格如何通過折中妥協來處理保守黨和自民黨之間的分歧,將決定新政府的命運。這種妥協策略也 許會帶來新機遇:在綜合各種政治主張的基礎上凝聚共識,走出一條新路,改變英國未來的政治模式。
    (上文由《當代世界》雜志社授權摘編,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主任、教授)


    英國經濟呈樂觀復甦勢頭

    By 黃美玉 | 2010年08月22日 11:17:00

    英國政府週四公佈的數據顯示,該國7月預算赤字低於經濟學家此前的普遍預期,同期零售銷售環比增長1.1%,創下5個月來新高。這說明,英國經濟呈樂觀復甦勢頭。 放大 路透社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  數據顯示,英國政府7月淨借貸量同比下降至31.7億英鎊(50億美元),低於去年同期的55.2億英鎊。此前,經濟學家對7月預算赤字的預期值為48億英鎊。 7月零售額環比增長了1.1%,主要歸功於運動器材、玩具和飾品的銷售。  同時,英國政府表示,如有需要,將考慮更多的經濟刺激措施。英格蘭銀行表示,由於銀行國內貸款增長放緩,美國經濟停滯不前,以及歐洲經濟前景不明朗等因素,該國經濟增長起伏不定。英國經濟數據顯示,該國7月消費者信心下跌到了15個月以來最低點,近日的住房數據顯示,7月房價也開始下降。   

    “我們只能任由數據擺佈,”朗伯德街研究公司高級經濟學家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說。 “但要突破這些困難,”他補充道,“數據與低增長趨勢是相一致的。赤字今年可能會稍微有所削減,但對消費者來說,仍然是個龐大的數字。”  這些困難來自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推行的緊縮措施。他計劃,未來五年將英國政府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1%削減至2.1%。這項計劃將於10月公佈具體細節,包括公共部門的大幅裁員。  經濟學家並不贊同預算削減計劃將扼殺英國脆弱的經濟復甦並導致新一輪衰退的說法。  此外,英國明年增收銷售稅預計將加劇通脹,目前已接近政府控制線(2%),高於歐元區國家。高通脹使英國央行難以決定是否將繼續保持基準利率在0.5%的低點。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A. King)對消費者價格大幅上漲感到驚訝。他認為,價格上漲是短暫現象,主要是因為英鎊疲軟推高了進口商品和石油的價格。 

    一些經濟學家表示,二次衰退的威脅依然潛伏在英國。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英國經濟的強勁復甦已足以抵制新的經濟衰退。  英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大衛·科恩(David Kern)表示,雖然該國7月財政赤字和零售數據提振了市場信心,但不容忽視的是,英國經濟前景仍將面臨艱難險阻。 “雖然這些數據顯示,英國經濟比去年有明顯改善,但同時也凸顯了英國的龐大赤字,以及對公共財政穩定重建的重大挑戰,”他說,“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放大 路透社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    Copyright 2010 文章來源國際財經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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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25

    為何人越忙卻越窮?-窮忙族的現狀、成因與出路

    文/zen(本文部分文稿發表於2009/11時兆月刊)


    誰是窮忙族?

    窮忙族,1990年代出現於美國的新概念,英文名稱為Working Poor,又稱為「勤貧族」(勤勞貧困階級),「工作貧困階級」,指的是再怎麼拚命努力工作(每日勞動時間超過八個小時),都無法轉得足以提供溫飽的基本收入(所得低於該社會整體平均值的60%)的人。

    1998年時,德國的窮忙族僅3.9%,到了2006年,竟以攀升至7.4%,歐盟各國的狀況都差不多,窮忙族有日漸攀升的趨勢。若考慮德國有12%的失業率,代表20%的德國人深陷貧困之中。

    NHK的「窮忙族」專輯指出,日本約有400萬家庭(超過1200萬人/以每個家庭平均家戶人口3人計)是再怎麼努力工作都無法翻身的窮忙族。《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作者門倉貴史則指出,日本約有25%的勞動人口,約546萬人年收入低於200萬日幣,落入窮忙族(2005年日本厚生省薪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

    美國勞工部於2000年時公布其境內約有640萬人是窮忙族,到了2005年時,約有3700萬人落入窮忙族之中。

    也就是說,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不約而同的步上約莫有25%的勞動人口將淪為再怎麼拚命工作也無法賺錢養活一家人的窮忙族。

    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台灣的狀況,根據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李誠針對台灣1980年到2005年間,勞工每週工時與時薪的變化報告指出,最高的前10%時薪飆升了3倍,最低的10%時薪僅增加10元,約70~80元,遠遠追不上這25年間的通貨膨脹。後來因為政府單位修訂最低時薪為95元,雖有略為提升,但卻無助於改變窮忙族現狀。

    以台灣平均國民所得16768美金(2007年/566758元新台幣,以匯率33.8計)來說,如果平均年收入的60%被視為窮忙族,則等於年薪34萬以下,也就是月薪2.8萬元以下的人,都屬窮忙一族。

    根據1111人力銀行的研究統計指出,平均時薪不到185元的上班族(以月平均工作時數160小時計,為29600元),都屬於窮忙族。時薪185元。台灣三大窮忙族產業分別為餐飲娛樂(164元/時薪)、百貨零售門市(181元/時薪)、文教出版(185元/時薪)。

    在稅賦、物價與房屋租金遠不如歐美日來得高的台灣(歐美日的稅賦動則超過50%,物價更是台灣的三倍),無論是2.96萬或2.8萬元,養活一個人還算沒有問題。然而,如果是養活一家四口?恐怕就成了大問題。

    放任窮忙族不管,任其滋長,造成所得呈M型化加遽,長此以往,將不利社會秩序的維持。因為,在M型社會裡,贏家階級(資本家/企業主)拿走了絕大多數的財富/資本,輸家階級則是賣光了勞動力,卻連賺取基本溫飽的收入都成了奢望。從美國到日本與歐洲,乃至香港、南韓、台灣,越是發達而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得分配兩極化的現象越是嚴重。

    日本學者佐藤俊樹的《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三浦展的《下流社會》還有大前研一的《M型 社會》均不約而同地指出,當前日本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向中下階級沉淪。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被封閉,除了原本就是富裕階級的下一代外,中產與中下階級未來已 經很難向上流動。窮人無法向上流動,永遠只能居於底層,被資本家剝削,長此以往,未來社會將出線新的「階級種性」制度,窮人的孩子永遠只能當個窮人,被富 人剝削。

    窮忙族增加的原因

    實際上,窮忙族的增加,和20世 紀末期以來,共產主義垮台,全球一體化之後,全球貿易進入自由化、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各國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的到來,無不加碼擴大規模,使自己 成為跨國公司,好將經營觸角伸進全世界。此外,為了強化競爭力,企業不斷將想方設法壓低營運成本,要求各國政府允許勞力聘僱的彈性化(後福特主義),好讓企業組織得以扁平化,節省營運成本,提升競爭力。

    各國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削減營運成本,不斷把工作外包、工廠外移到薪資更便宜的地區(例如美國將客服、軟體設計等工作外包給印度;日本將製造工廠外包給中國),再不然就是直接出走到勞動力與土地成本相對低廉的國家/地區(例如台灣的製造業外移/西進中國)。

    能夠留在本國的工作,無法外移的工作,則出現兩極分化,一端是講究創意研發與經營管理的高收入族群,另一端則是處理公司日常營運的庶務勞動力(像是櫃檯、客服、行政助理/秘書等低階白領),還有新興服務業(例如餐飲與百貨零售業的門市人員)。前者人數少,所得不斷提升;後者人數多,所得卻不斷下降,因為企業透過外包、派遣、約聘、特約、兼職、排班等非正式聘雇關係來降低薪資的支付與規避勞健保退休基金的支付。

    表面上看來,窮忙族之所以不斷增加,是上述原因造成的,大環境如此,企業主也無法違逆時代的巨輪。

    或 許企業主會說,我也很想照顧員工,給他們好的薪水和福利,可是這麼做我就沒辦法和其他對手競爭。面對全球化與跨國企業的崛起,企業雖然比過去的規模大上述 十倍,但競爭也更加激烈。為了能在競爭激烈的紅海市場中求活,各公司莫不積極削減成本,壓低人力成本的支出,創造利潤。

    看似再自然也不過的工作與所得的M型化,其實是僱用制度的瓦解,企業主/資本家不再把員工當作自家人來疼惜照顧,而是當作像工廠、原料一般的耗材,總是想方設法的要壓低價格大量批購,盡情的使用,壞掉的卻又不想負責維修,任意的拋棄。派遣、約聘等非正式聘雇關係的大量崛起,這類聘僱型態不需支付勞工之勞健保與退休基金,正是最好的說明。

    面 對窮忙族激增的趨勢,企管與人力資源專家會建議個人應該多充實自己,提昇競爭力。勸說年輕勞動人口應該放低身段,工作先求有再求好。再不然,就自己創業當 老闆。企管與人力資源專家的建議不算錯,只是,那只對擁有大專學歷以上學歷的青壯年勞動人口有幫助,對於低學歷的中高齡勞動力人口,這些建議聽起來像很正 確,但卻是難以落實、不切實際的大道理。

    此外,這些看似正確的建議,本身並不否定既存的聘僱制度。該套論述的邏輯認為,只有能力差的人才會淪為窮忙族,只要有能力又肯打拚,就能脫離窮忙族。聽起來像是在鼓勵勞動人口積極進取(只要夠努力就會成功,不成功淪為窮忙族是因為不努力),實際上是在鞏固既有體制,使其不被挑戰、質疑,能夠繼續運轉,繼續幫助企業主剝削手無寸鐵又毫無一技之長的勞動人口。

    實際上,造成雇用制度瓦解的元兇,是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上的股東資本主義。

    當代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就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空間》中為文指出,全球近三十年來的經濟榮景,是靠著富國靠著剝削、掠奪窮國。例如,發達國家一方面以外債的方式控制非洲窮國以換取非洲窮國交出天然資源償還外債(讓富國能以低廉價格收購高品質天然資源);一方面將工業富國不要的工作丟給窮國,例如將必須開始支付高人力與工廠成本的製造業外移到勞力與土地成本低廉,環保/勞動聘僱法規寬鬆的窮國。富人/資本家則以效率化/利潤最大為名,壓低勞動薪資,剝削員工福利,造成今天的貧富兩極分化,窮(人/國)者恆窮,無法翻身。

    許多人或許不明白,企業明明有賺錢,為何給員工的薪水卻那麼低?箇中奧妙,就在「股東資本主義制度」。當前的企業不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上市/上櫃公司,公司由一小群大股東/董事掌握。在此制度的運作下,公司的CEO與經理人只對股東/董事負責,不需要對員工負責。CEO與經理人經營公司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替股東/董事賺錢。因此,每年公司在扣除必要的人事開銷與必要成本支出後,所有的盈餘,將由股東/董事與被許可的高階經理人以分紅/配股的模式分走。不少企業為了儘可能讓股東分得利潤,發展出各剋扣員工薪資與廠商成本的作業流程。

    光從企業的角度思考,產業外移、工作外包、約聘與派遣當然都有正當理由(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毫無破綻。然而,說穿了不過是企業主不願肩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忽略了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一環,除了替組織創造利潤的目的之外,也該肩負起維護社會秩序合諧的重責大任。

    當然,並非所有企業主、資本家都是無良的,有些具備企業家精神的資本家/企業主,深知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財富、資產,總是肯花大錢培訓員工,分紅/配股也都把員工納入其中,例如松下幸之助把員工的幸福與滿足社會需要當作企業經營的首要考量;台灣過去電子代工產業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就是利潤共享的制度。

    可 惜的是,隨著股東資本主義的崛起,近年來資本家不再擁有過去像松下幸之助等實業家的企業家精神,願意把員工當作寶貝來保護的越來越少,新一代的企業主只問 收益不顧企業責任的情況日漸明顯,反而是把員工當耗材使用的越來越多,為了創造高額獲利滿足股東的需要,企業遊說政府壓制工會,放寬聘僱關係的管理,讓企 業能夠更靈活彈性的使用勞動力,才有今天的結果。。

    金融海嘯成為拐點

    要說幸運似乎也是可以,此波金融海嘯的暴發,讓過去十餘年來,靠著搜刮窮人圈的富人/資本家們的財富,因為過度投資虛擬/金融資本(減少投資工業/生 產資本),玩起套利金融遊戲,逐漸放棄生產製造(例如通用汽車、奇異、保時捷等傳統製造業大廠,紛紛成立自己的金融投資部門,靠金融交易賺取高額獲利,甚 至遠超過工業生產),結果被華爾街的高槓桿操作溶蝕了大筆的財富,搞得不少大企業垮台倒閉,富人也嘗到了財富蒸發之痛。

    制衡企業獨大-政府干預、發展在地經濟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投入拯救窮忙族的振興經濟活動,不過,絕大多數都只是強化社會安全網(也就是保障窮忙族或失業族能夠支領失業補助),或者直接給予企業聘股補貼(每聘僱一個人就由政府支付相對的薪資補貼),或者開辦職業訓練(強化就業人口的職場競爭力),可惜的是,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作法。窮忙族的成因是體制的問題,想要消滅窮忙族,有賴體制的變革,光是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只能改善少數個別人的困境,卻無法從根本消滅窮忙族(作者按:可參考天下雜誌416期,p94-5救失業各國總動員圖表)。

    全球化論述最為興旺的時代,不少論者認為,未來民族國家將會消失,跨國企業與區域經濟體將取代民族國家。然而,此次金融海嘯突顯了毫無節制的跨國/連鎖資本主義是不可行的,人心的貪婪將會造就各種詭詐與欺騙,從而傷害的經濟體制的安全。

    國家的存在是有必要的(也許不一定是民族國家),國家必須從嚴看管跨國/連鎖資本主義以及各種金融活動,制衡不法或可能威脅經濟系統安全的金融活動(例如投資銀行/避險基金的槓桿操作,氾濫成災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次貸債券)。面對窮忙族議題,國家應該出手干預,不該一味向資本家/財團傾斜,應該加強要求企業負起照顧在地員工、廠商的責任,回饋社會的義務(企業是社會組織的一種,社會不存在,企業也無以為繼),不能只想賺錢卻不想付出/回饋。

    我們需要有公正清廉且認真替人民與國家著想的領導人,不被財團加收買,不制定只對財團/資本家有利的金融與經濟政策(例如,從嚴要求企業主對於員工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安全的規範),在國家的干預、介入之下,維持資本家與勞動/受薪階級關係均衡,不偏袒任何一方(過分偏袒勞工,將造成動不動就則罷工,延宕國家經貿發展;過分偏袒資本家則讓資本家橫行無阻,任意剝削、剋扣員工薪資/福利),不允許贏者全拿,贏者可以拿,但也要照顧輸家/弱勢。公司的所有權雖然隸屬於股東,但不代表股東可以拿走全部的利潤,並且以此為由壓榨員工企業。政府應積極推動在乎勞工生計、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制度,重視分配的公平正義,發展公義而利他(而非功利而利己)的經濟學,振興工會,約束企業,

    此外,政府應該積極投資、輔佐具有在地獨特性、不可替代性,跨國/連鎖企業無法複製、介入複製的在地經濟/產業,例如農業(農業是重要的國家安全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產業。各國政府共同攜手合作,創造一種良性的全球化經濟體:各國各展所長,截長補短、互取所需,互相扶持,共存共榮,資本主義社會才能永續發展下去。

    基督信仰的回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制度面雖然能從最低限度要求資本家/企業主就範,不過,真正要能長治久安,最好的辦法,還是從信仰與價值層面的重新教育做起。《聖經》<箴言>書早已預言貪戀錢財者的敗亡,「起初速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福」(20:21),「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28:22)。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為文探討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萌發的過程。此研究雖屬社會學,但書中所分析的時代之企業家,幾乎全都是遵循基督信仰教誨之人。

    韋伯認為,當時的基督徒資本家,因著信仰的緣故,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天職、神召,因而不敢任意妄為,總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盡忠職守,目的就是為了回應神的恩典榮耀,使自己在救贖的事上有份。

    身 為基督徒,我們知道每個人的存在,神都有獨特而美好的安排。如果有人擁有經營企業,成為企業主的才能,那是神希望他透過開辦公司,創造就業機會,透過他的 手,養活更多的人。除此之外,也透過他的企業所創造的產品,替世界帶來幫助。神對於企業主的寄望是很高的,企業主毋寧是當代真正肩負起神的管家責任的一群 人,這群人的決定將決定地球與世人的未來。

    如果企業主個個像貪財的肥貓CEO,只在乎如何賺取自己的高薪與分紅,不考慮員工生計,不考慮企業經營的長治久安,不在乎外部成本與地球生態,結果就是如今全球暖化、M型世界與金融海嘯。

    提摩太前書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6:10)。」這話放到金融海嘯方興未艾的時代來看,實在再正確也沒有。

    真正的企業家,是懂得服侍員工與合作廠商的僕人,考慮如何替世人謀福利的實業家,做個為主盡忠的好管家,而不是只想著如何替自己攢錢的資本家。願在金融海嘯氾濫,富人/資本家集團也承受龐大損失的此刻,世人能重新看見基督信仰對於領導人的品行要求,還有對於財富與管理世界的正確態度,從而修正自己的步伐,那麼,或許金融海嘯真能化危機為轉機,免去讓世界落入無可翻身的M型化兩極分化的悲慘結局中。


    延伸閱讀

    三浦展,下流社會,高寶
    大前研一,M型社會,商周
    門倉貴史,窮忙族,聯經
    杜博思,中產階級的戰爭,大是
    辜朝銘,衝擊波X2,財信
    理查.佛羅里達,尋找你的幸福城市,天下雜誌
    周偉華,3/4債務世界,芝大文化
    佐藤俊樹,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
    弗朗索瓦.沙奈,突破金融危機,中央編譯出版社
    比爾.麥奇本,在地的幸福經濟,木馬文化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空間,群學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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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r families bear brunt of coalition's austerity drive

    Poor families bear brunt of coalition's austerity drive

    George Osborne's budget described as 'clearly regressive' by respected fiscal thinktank
    Chancellor George Osborne speaking at Bloomberg headquarters 17/08/2010
    George Osborne's budget 'hit the poorest household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upper middl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ash, let alone percentage, terms', said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Photograph: Rex Features
    Britain's leading independent tax experts today flatly rejected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claims to have shielded poor families from five years of austerity when they described George Osborne's emergency budget as "clearly regressive".
    In a direct challenge to Treasury claims that the package of spending cuts and tax increases announced in June was fair,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said welfare cuts meant working families on the lowest incomes –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children – were the biggest losers.
    The IFS said it had always been sceptical about Osborne's claim that the budget was "progressive" but added that this instant judgment had been reinforced by a study of proposed changes to housing benefit, disability allowances and tax credits due to come in between now and 2015.
    Passing judgment that is likely to make uncomfortable reading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the IFS concluded: "Once all of the benefit cuts are considered, the tax and benefit changes announced in the emergency budget are clearly regressive as, on average, they hit the poorest household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upper middl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ash, let alone percentage, terms."
    Nick Clegg, the Lib Dem leader, has argued that the budget represented "progressive austerity" by sparing the poorest families from the brunt of the attack on the UK's record peacetime deficit.
    Alistair Darling, shado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said: "Just last week George Osborne told us that his budget was 'fair'. But it's decisions, not warm words, that count. Today there's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far from being fair the coalition has hit the poorest hardest, especially those with children.
    "While Nick Clegg is in charge he would do well to ask himself what he thinks he's doing providing cover for this old-fashioned Tory budget."
    An Osborne aide said: "We will take no lectures on fairness from a party that, for example, failed to meet its targets on child poverty and did not restore the pension-earnings link."
    The Treasury said last night that it still considered the budget to be progressive despite the IFS assessmen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ccept the IFS analysis," said a spokesman. "It is selective, ignoring the pro-growth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budget measures such as helping households move from benefits into work, and reductions in corporation tax.
    "It is essential that policy is informed by transparent analysis: that's why we stand full-square behind our budget analysis which is based on what can accurately and completely be measured."
    The IFS said the poorest 10% of families would lose over 5% of their income as a result of the budget compared with a loss of less than 1% for non-pensioner households without children in the richest 10% of households. It added that the budget contrasted with the "progressive" plans for 2010-14 inherited from Labour, under which the richest 10% of households bore the brunt of the cuts.
    Ed Balls, the shadow children's secretary, said: "So much for the Tory-Lib Dem coalition's promise to be a family-friendly government.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ny governm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welfare state that has hit children and poor families so heavily and so fast.
    "While Labour's budgets sa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is Tory-Lib Dem budget will see the poores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lose more than any other group. This report is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for George Osborne's claims to have delivered anything but the most regressive budget in a generation."
    Fiona Weir, spokeswoman for the End Child Poverty campaign, which commissioned the report, said: "The coalition has committed to ending child poverty by 2020, but its cuts are hitting the poorest families hardest. It's not fair that children sh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cuts and shocking that the poorest families are bearing the brunt.
    "The coalition must re-consider its cuts, including changes to housing benefit and uprating benefits. The spending review will need to show clearly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deliver on the commitment to ending child poverty, ensuring that cuts fall on those most able to pay."
    The IFS said: "Low-income households of working age lose the most as a proportion of income from the tax and benefit reforms announced in the emergency budget. Those who lose the least are households of working age without children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y do not lose out from cuts in welfare spending, and they ar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from the increase in the income tax personal allowance."
    Osborne's budget is also facing a legal challenge over claims it may break equalities laws.
    The Guardian has learn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o far failed to answer whether it carried out an assessment as required by law, showing it had considered whether women, ethnic minorities, the disabled and the elderly would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cuts.
    The Fawcett Society has filed a legal challenge and the government was supposed to reply by Monday. It has asked for more time before lawyers acting on its behalf send a reply.
    Sources say the equalities impact assessment, as required by the Equalities Act of 2010, has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Earlier this month a leaked letter from Theresa May, the home secretary and equalities minister, revealed she had warned Osborne that cuts in the budget could widen inequality in Britain and ran a "real risk" of breaking the law.
    May wrote "there are real risks" that people ranging from ethnic minorities to women, to the disabled and the old, would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Anna Bird, Head of Policy and Campaigns at the Fawcett Society said: "Under equality laws,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ssessed whether its budget proposals would increase or reduce in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It is our belief that the Treasury did not do this, and so did not follow the law when drawing up their plans. Their continued failure to produce any evidence showing they considered the gender equality impact of the budget only adds weight to this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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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英國恐陷二次衰退

    • 2010-08-25 07:57
    • 時報資訊
    • 【時報-台北電】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 E.Stiglitz)周二表示,歐洲政府為減輕預算赤字,拚命勒緊褲腰帶縮減支出,卻有將歐洲經濟推向二次衰退之虞。而英國央行決策官員威爾 (Martin Weale)也示警英國恐再度陷入衰退,衝擊英鎊兌美元匯率周二跌至1個月新低。   史蒂格利茲周二接受都柏林的愛爾蘭電台(RTE Radio)訪問時指出,「胡亂刪減高報酬投資,只會使削減赤字計畫坐實愚蠢的批評。」
    希臘債務風暴重創歐元區投資信心,迫使歐元區政府加緊減赤字腳步,以期將赤字佔GDP比重砍到歐盟所設的3%以下。
    但史蒂格利茲表示,正因多數歐洲國家只關注3%這個不切實際且僅著眼片面資產負債表的人為數字,歐洲才會籠罩在二次衰退威脅。
    歐洲服務業及製造業8月的擴張幅度不如分析師預期,而德國投資信心也降到16個月低點。信評機構穆迪周一曾指出,歐元區經濟「明顯曝露於下行風險。」 (新聞來源:工商時報─記者吳慧珍/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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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股盤後─憂心經濟復甦能否持續 全面下跌

    鉅亨網編譯郭照青 綜合外電  2010-08-25 00:55:07

       歐洲股市周二全面大幅下跌,愛爾蘭股市跌幅近6%。擔憂經濟復甦的強勢與持續能力,持續讓投資人不安。  歐洲Stoxx 600指數下跌2.1%,或5.26點,至248.50。  地區股市中,英國FTSE-100指數下跌1.9%至5136.80,德國DAX-30指數下跌1.7%至5907.62。  法國CAC-40指數下跌2.1%至3476.90。  歐洲股市今日全面大幅走低,美國公布7月成屋銷售大幅下降27%,創下單月最大跌幅,歐洲股市跌幅進一步擴大。  分析師說,由於經濟復甦的持續性並不確定,近幾個月,歐洲股市對美國房屋與就業數據,非常敏感。自房市與汽車業紓困方案結束後,美國的經濟數據便大多疲弱。整體而言,歐洲股市並未到廉價買進的時候。  英國銅礦場Antofagasta (UK:ANTO)股價下跌3.6%,該集團宣布上半年獲利上升91%至4.512億美元,但亦說今年銅產量將低於原先預估。  其他礦業股亦下跌,Rio Tinto (UK:RIO)下跌5%,Anglo American (UK:AAL)下跌2.4%。  Vedanta (UK:VED)跌幅逾7%,為跌幅最大礦業股。印度當局拒絕該公司在Orissa地區的開採計劃。  愛爾蘭建材集團CRH (IE:CRG)大跌17%,該公司宣布上半年獲利大減77%,並說由於美國市場疲弱,下半年獲利可能不如原先預期。  分析師說,儘管歐洲不確定性仍持續,但歐洲經濟指標較令人鼓舞,然而美國近來系列經濟數據令人失望,擔憂因而增加。  法國Lafarge (FR:LG)下跌4.9%,美銀美林將其評等由觀望調降至減碼。  在德國,Heidelberg Cement AG (DE:HEI)下跌5.1%,為DAX指數中,跌幅最大股票。大鋼廠ThyssenKrupp AG (DE:TKA)下跌2.9%。  由於CRH為愛爾蘭ISEQ指數中,最大型股票,其股價大跌拖累該指數盤中大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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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赤字紅,百姓點子多

    女王
    有人要求廢黜英國皇室,指稱他們花去了太多納稅人的錢。

    為擬定數十年來最艱難的財政支出縮減方案,英國政府向公眾尋求省錢高招。目前為止共收到45000多條建議,都公布於英國財政部的網站上。
    這些點子五花八門,有的極端,有的搞怪,也有的頗具智慧,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
    比如英國皇室:有人要求廢黜英國皇室,因為他們花去了太多納稅人的錢;有人建議女王把她的天鵝都賣了吃(英國古時法律規定,英國女王擁有英國大部分的天鵝,而天鵝肉曾是英國貴族餐桌上的美食)。
    政府部門方面:有人建議公務員出差一律在網上預定酒店,不再通過收費高昂的旅遊中介;有人建議在政府辦公樓頂種菜賣錢;還有人提議與盟友國合用駐外使館,還有人建議減少對外援助。
    監獄犯人也沒讓閒著,有人認為該讓監獄犯人工作,甚至建議將監獄健身房的跑步機等健身器材改裝用於發電。
    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承諾將認真考慮所有建議。
    債務壓身
    英國目前的赤字佔其GDP的10.4%,債務高達9030億英鎊(約合1.4兆美元)。這些債務主要是前屆政府為擺脫全球經濟危機採取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救助銀行而遺留積累下來的。
    奧斯本希望每年能節省開支300億英鎊(約440億美元)以便盡快減輕英國政府龐大的國債。
    英國政府有關官員表示將不再為中國和印度等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提供援助,不過英首相卡梅隆承諾不會削減英國援助預算總額。
    奧斯本將於今年十月的一次重要演講中宣佈具體的削減計劃。

    集思廣益
    英國聯合政府稱,要實現政府收支平衡,需要英國各界的支持,因為英國財政部希望在不提高稅收的情況下,完全通過削減開支實現赤字減負。
    英國首相卡梅隆表示,向公眾徵求辦法,可以為十月份的開支削減計劃打下民意基礎。
    英國各納稅人團體對政府的做法表示贊同,但也提醒政府必須拿出誠心,傾聽民意。
    英國納稅人聯盟(Taxpayers」 Alliance)總裁馬修·艾略特(Matthew Elliott)指出「對於英明的政府,公眾意見會是他們的利器……但如果民眾意願不被正視……所謂徵求民意將成為噱頭,這樣的話,民眾將對政府喪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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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縮政策重挫英國民眾經濟信心

    2010年08月24日 11:18   來源:中國經濟網
    中國經濟網北京 8月24日訊(實習記者袁夢)據英國每日電訊8月22日報道:受英聯邦緊縮財政政策影響,英國企業及家庭對未來經濟的信心減少,下半年經濟很可能放緩。



                政府為應對財政赤字進行的開支削減和稅收提高行為削減了人們的信心

        數 據編撰機構Markit和民意調查公司YouGov編制的調查顯示,由於害怕通貨膨脹率高於工資增長速度,擔心未來生活水準降低的家庭數量創歷史新高。又 據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ICAEW)和格蘭特桑頓會計師事務所(Grant Thornton)調查顯示,將近五分之一的英國企業對明年經濟的信心比起今年3月時的調查有所降低。

        近期英國政府為削減財政赤字進行的減少政府支出及提高稅率行為導致了英國企業和家庭的經濟信心降低。

        
    (責任編輯:邵希煒)

    英媒:中國眩眼崛起 重塑全球經濟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已開始表現出更大的影響力。
    中評社香港8月25日電(記者 蘇楠編譯報道)英國《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發表特稿說,中國眩眼崛起,正憑藉其越來越多的貿易優勢、龐大的外匯儲備、美國國債及其對自然資源的旺盛需求,來重塑全球經濟運行的方式。

    文章摘譯如下:

    經過三十年的驚人增長,中國在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 

    這塊里程碑雖然實在意料之中,卻是中國地位上升的最有力證明,世界將不得不考慮這個新的經濟超級大國的影響力。 

    周一,東京發布消息說,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28萬億美元,稍為低於中國的1.33萬億美元。專家們指出,扳倒日本凸顯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並且增強了有關中國有望在2030年超美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預測。美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4萬億美元。 

    “這具有重大的意義,”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說。“這再次證明了近幾年來一直在發生的事情:中國經濟上已逐漸取代日本。對每個中國人來說,他們現在已成為最大的貿易夥伴,而非美國或日本。” 

    僅僅5年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日本約一半。
    中國已開始憑藉其越來越多的貿易優勢、龐大的外匯儲備、美國國債及其對自然資源的旺盛需求,來重塑全球經濟運行的方式。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該國的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已變得更有信心,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事務,如特殊貿易協定和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資源交易上,已開始表現出更大的影響力。 

    “他們對全球經濟發揮了很多的影響,在亞洲逐漸成為主導角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事務前主管、現任康納爾大學教授的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地區內很多其他的經濟體系基本上都是騎在中國的光環上,這對於人均收入低的經濟體來說,是了不起的。” 

    分析指出,北京也開始在一系列問題上重塑全球性對話。去年,中國宣稱,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應被取代。 

    “這僅僅是開始,”在北京的瑞士銀行經濟學家王韜說。“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她有很多的成長空間。在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中國對商品價格有最大的影響。” 

    全球企業正在更進取地湧入中國,當中一些把研究和發展中心遷到那裡。  


    中國在200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但中國也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減少能源消耗的計劃,希望在2010年年底前,每單位經濟產出的能源消耗比2006年減少20%。 

    評估中國新的影響力的意義是複雜的。雖然中國人均仍然貧窮,但她有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夠採取果斷行動刺激經濟、建設新項目和投資於特定行業。 

    彼得森研究所的拉迪說,這給予中國不同尋常的力量。“中國已經是幾乎每一項重要商品的價格主導者。”他說,“中國政府在資源分配上能採取更果斷的方式,這是其他人均收入處於同樣水平的國家政府所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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