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zen(本文部分文稿發表於２００９／１１時兆月刊)
誰是窮忙族？
窮忙族，1990年代出現於美國的新概念，英文名稱為Working Poor，又稱為「勤貧族」（勤勞貧困階級），「工作貧困階級」，指的是再怎麼拚命努力工作（每日勞動時間超過八個小時），都無法轉得足以提供溫飽的基本收入（所得低於該社會整體平均值的60%）的人。
1998年時，德國的窮忙族僅3.9%，到了2006年，竟以攀升至7.4%，歐盟各國的狀況都差不多，窮忙族有日漸攀升的趨勢。若考慮德國有12%的失業率，代表20%的德國人深陷貧困之中。
NHK的「窮忙族」專輯指出，日本約有400萬家庭(超過1200萬人/以每個家庭平均家戶人口3人計)是再怎麼努力工作都無法翻身的窮忙族。《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作者門倉貴史則指出，日本約有25%的勞動人口，約546萬人年收入低於200萬日幣，落入窮忙族（2005年日本厚生省薪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
美國勞工部於2000年時公布其境內約有640萬人是窮忙族，到了2005年時，約有3700萬人落入窮忙族之中。
也就是說，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不約而同的步上約莫有25%的勞動人口將淪為再怎麼拚命工作也無法賺錢養活一家人的窮忙族。
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台灣的狀況，根據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李誠針對台灣1980年到2005年間，勞工每週工時與時薪的變化報告指出，最高的前10%時薪飆升了3倍，最低的10%時薪僅增加10元，約70~80元，遠遠追不上這25年間的通貨膨脹。後來因為政府單位修訂最低時薪為95元，雖有略為提升，但卻無助於改變窮忙族現狀。
以台灣平均國民所得16768美金(2007年/566758元新台幣，以匯率33.8計)來說，如果平均年收入的60%被視為窮忙族，則等於年薪34萬以下，也就是月薪2.8萬元以下的人，都屬窮忙一族。
根據1111人力銀行的研究統計指出，平均時薪不到185元的上班族（以月平均工作時數160小時計，為29600元），都屬於窮忙族。時薪185元。台灣三大窮忙族產業分別為餐飲娛樂（164元/時薪）、百貨零售門市（181元/時薪）、文教出版(185元/時薪)。
在稅賦、物價與房屋租金遠不如歐美日來得高的台灣（歐美日的稅賦動則超過50%，物價更是台灣的三倍），無論是2.96萬或2.8萬元，養活一個人還算沒有問題。然而，如果是養活一家四口？恐怕就成了大問題。
放任窮忙族不管，任其滋長，造成所得呈M型化加遽，長此以往，將不利社會秩序的維持。因為，在M型社會裡，贏家階級（資本家/企業主）拿走了絕大多數的財富/資本，輸家階級則是賣光了勞動力，卻連賺取基本溫飽的收入都成了奢望。從美國到日本與歐洲，乃至香港、南韓、台灣，越是發達而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得分配兩極化的現象越是嚴重。
日本學者佐藤俊樹的《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三浦展的《下流社會》還有大前研一的《M型 社會》均不約而同地指出，當前日本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向中下階級沉淪。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被封閉，除了原本就是富裕階級的下一代外，中產與中下階級未來已 經很難向上流動。窮人無法向上流動，永遠只能居於底層，被資本家剝削，長此以往，未來社會將出線新的「階級種性」制度，窮人的孩子永遠只能當個窮人，被富 人剝削。
窮忙族增加的原因
實際上，窮忙族的增加，和20世 紀末期以來，共產主義垮台，全球一體化之後，全球貿易進入自由化、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各國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的到來，無不加碼擴大規模，使自己 成為跨國公司，好將經營觸角伸進全世界。此外，為了強化競爭力，企業不斷將想方設法壓低營運成本，要求各國政府允許勞力聘僱的彈性化(後福特主義)，好讓企業組織得以扁平化，節省營運成本，提升競爭力。
各國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力，削減營運成本，不斷把工作外包、工廠外移到薪資更便宜的地區(例如美國將客服、軟體設計等工作外包給印度；日本將製造工廠外包給中國)，再不然就是直接出走到勞動力與土地成本相對低廉的國家/地區(例如台灣的製造業外移/西進中國)。
能夠留在本國的工作，無法外移的工作，則出現兩極分化，一端是講究創意研發與經營管理的高收入族群，另一端則是處理公司日常營運的庶務勞動力(像是櫃檯、客服、行政助理/秘書等低階白領)，還有新興服務業(例如餐飲與百貨零售業的門市人員)。前者人數少，所得不斷提升；後者人數多，所得卻不斷下降，因為企業透過外包、派遣、約聘、特約、兼職、排班等非正式聘雇關係來降低薪資的支付與規避勞健保退休基金的支付。
表面上看來，窮忙族之所以不斷增加，是上述原因造成的，大環境如此，企業主也無法違逆時代的巨輪。
或 許企業主會說，我也很想照顧員工，給他們好的薪水和福利，可是這麼做我就沒辦法和其他對手競爭。面對全球化與跨國企業的崛起，企業雖然比過去的規模大上述 十倍，但競爭也更加激烈。為了能在競爭激烈的紅海市場中求活，各公司莫不積極削減成本，壓低人力成本的支出，創造利潤。
看似再自然也不過的工作與所得的M型化，其實是僱用制度的瓦解，企業主/資本家不再把員工當作自家人來疼惜照顧，而是當作像工廠、原料一般的耗材，總是想方設法的要壓低價格大量批購，盡情的使用，壞掉的卻又不想負責維修，任意的拋棄。派遣、約聘等非正式聘雇關係的大量崛起，這類聘僱型態不需支付勞工之勞健保與退休基金，正是最好的說明。
面 對窮忙族激增的趨勢，企管與人力資源專家會建議個人應該多充實自己，提昇競爭力。勸說年輕勞動人口應該放低身段，工作先求有再求好。再不然，就自己創業當 老闆。企管與人力資源專家的建議不算錯，只是，那只對擁有大專學歷以上學歷的青壯年勞動人口有幫助，對於低學歷的中高齡勞動力人口，這些建議聽起來像很正 確，但卻是難以落實、不切實際的大道理。
此外，這些看似正確的建議，本身並不否定既存的聘僱制度。該套論述的邏輯認為，只有能力差的人才會淪為窮忙族，只要有能力又肯打拚，就能脫離窮忙族。聽起來像是在鼓勵勞動人口積極進取(只要夠努力就會成功，不成功淪為窮忙族是因為不努力)，實際上是在鞏固既有體制，使其不被挑戰、質疑，能夠繼續運轉，繼續幫助企業主剝削手無寸鐵又毫無一技之長的勞動人口。
實際上，造成雇用制度瓦解的元兇，是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上的股東資本主義。
當代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就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空間》中為文指出，全球近三十年來的經濟榮景，是靠著富國靠著剝削、掠奪窮國。例如，發達國家一方面以外債的方式控制非洲窮國以換取非洲窮國交出天然資源償還外債(讓富國能以低廉價格收購高品質天然資源)；一方面將工業富國不要的工作丟給窮國，例如將必須開始支付高人力與工廠成本的製造業外移到勞力與土地成本低廉，環保/勞動聘僱法規寬鬆的窮國。富人/資本家則以效率化/利潤最大為名，壓低勞動薪資，剝削員工福利，造成今天的貧富兩極分化，窮(人/國)者恆窮，無法翻身。
許多人或許不明白，企業明明有賺錢，為何給員工的薪水卻那麼低？箇中奧妙，就在「股東資本主義制度」。當前的企業不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上市/上櫃公司，公司由一小群大股東/董事掌握。在此制度的運作下，公司的CEO與經理人只對股東/董事負責，不需要對員工負責。CEO與經理人經營公司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替股東/董事賺錢。因此，每年公司在扣除必要的人事開銷與必要成本支出後，所有的盈餘，將由股東/董事與被許可的高階經理人以分紅/配股的模式分走。不少企業為了儘可能讓股東分得利潤，發展出各剋扣員工薪資與廠商成本的作業流程。
光從企業的角度思考，產業外移、工作外包、約聘與派遣當然都有正當理由（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毫無破綻。然而，說穿了不過是企業主不願肩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忽略了企業做為社會組織的一環，除了替組織創造利潤的目的之外，也該肩負起維護社會秩序合諧的重責大任。
當然，並非所有企業主、資本家都是無良的，有些具備企業家精神的資本家/企業主，深知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財富、資產，總是肯花大錢培訓員工，分紅/配股也都把員工納入其中，例如松下幸之助把員工的幸福與滿足社會需要當作企業經營的首要考量；台灣過去電子代工產業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就是利潤共享的制度。
可 惜的是，隨著股東資本主義的崛起，近年來資本家不再擁有過去像松下幸之助等實業家的企業家精神，願意把員工當作寶貝來保護的越來越少，新一代的企業主只問 收益不顧企業責任的情況日漸明顯，反而是把員工當耗材使用的越來越多，為了創造高額獲利滿足股東的需要，企業遊說政府壓制工會，放寬聘僱關係的管理，讓企 業能夠更靈活彈性的使用勞動力，才有今天的結果。。
金融海嘯成為拐點
要說幸運似乎也是可以，此波金融海嘯的暴發，讓過去十餘年來，靠著搜刮窮人圈的富人/資本家們的財富，因為過度投資虛擬/金融資本（減少投資工業/生 產資本），玩起套利金融遊戲，逐漸放棄生產製造（例如通用汽車、奇異、保時捷等傳統製造業大廠，紛紛成立自己的金融投資部門，靠金融交易賺取高額獲利，甚 至遠超過工業生產），結果被華爾街的高槓桿操作溶蝕了大筆的財富，搞得不少大企業垮台倒閉，富人也嘗到了財富蒸發之痛。
制衡企業獨大－政府干預、發展在地經濟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投入拯救窮忙族的振興經濟活動，不過，絕大多數都只是強化社會安全網(也就是保障窮忙族或失業族能夠支領失業補助)，或者直接給予企業聘股補貼(每聘僱一個人就由政府支付相對的薪資補貼)，或者開辦職業訓練(強化就業人口的職場競爭力)，可惜的是，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作法。窮忙族的成因是體制的問題，想要消滅窮忙族，有賴體制的變革，光是個人競爭力的提升，只能改善少數個別人的困境，卻無法從根本消滅窮忙族（作者按：可參考天下雜誌416期，p94-5救失業各國總動員圖表）。
全球化論述最為興旺的時代，不少論者認為，未來民族國家將會消失，跨國企業與區域經濟體將取代民族國家。然而，此次金融海嘯突顯了毫無節制的跨國/連鎖資本主義是不可行的，人心的貪婪將會造就各種詭詐與欺騙，從而傷害的經濟體制的安全。
國家的存在是有必要的(也許不一定是民族國家)，國家必須從嚴看管跨國/連鎖資本主義以及各種金融活動，制衡不法或可能威脅經濟系統安全的金融活動(例如投資銀行/避險基金的槓桿操作，氾濫成災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次貸債券)。面對窮忙族議題，國家應該出手干預，不該一味向資本家/財團傾斜，應該加強要求企業負起照顧在地員工、廠商的責任，回饋社會的義務(企業是社會組織的一種，社會不存在，企業也無以為繼)，不能只想賺錢卻不想付出/回饋。
我們需要有公正清廉且認真替人民與國家著想的領導人，不被財團加收買，不制定只對財團/資本家有利的金融與經濟政策（例如，從嚴要求企業主對於員工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安全的規範），在國家的干預、介入之下，維持資本家與勞動/受薪階級關係均衡，不偏袒任何一方(過分偏袒勞工，將造成動不動就則罷工，延宕國家經貿發展；過分偏袒資本家則讓資本家橫行無阻，任意剝削、剋扣員工薪資/福利)，不允許贏者全拿，贏者可以拿，但也要照顧輸家/弱勢。公司的所有權雖然隸屬於股東，但不代表股東可以拿走全部的利潤，並且以此為由壓榨員工企業。政府應積極推動在乎勞工生計、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制度，重視分配的公平正義，發展公義而利他（而非功利而利己）的經濟學，振興工會，約束企業，
此外，政府應該積極投資、輔佐具有在地獨特性、不可替代性，跨國/連鎖企業無法複製、介入複製的在地經濟/產業，例如農業(農業是重要的國家安全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產業。各國政府共同攜手合作，創造一種良性的全球化經濟體：各國各展所長，截長補短、互取所需，互相扶持，共存共榮，資本主義社會才能永續發展下去。
基督信仰的回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制度面雖然能從最低限度要求資本家/企業主就範，不過，真正要能長治久安，最好的辦法，還是從信仰與價值層面的重新教育做起。《聖經》＜箴言＞書早已預言貪戀錢財者的敗亡，「起初速得的產業，終久卻不為福」(20:21)，「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28:22）。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為文探討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精神萌發的過程。此研究雖屬社會學，但書中所分析的時代之企業家，幾乎全都是遵循基督信仰教誨之人。
韋伯認為，當時的基督徒資本家，因著信仰的緣故，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天職、神召，因而不敢任意妄為，總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盡忠職守，目的就是為了回應神的恩典榮耀，使自己在救贖的事上有份。
身 為基督徒，我們知道每個人的存在，神都有獨特而美好的安排。如果有人擁有經營企業，成為企業主的才能，那是神希望他透過開辦公司，創造就業機會，透過他的 手，養活更多的人。除此之外，也透過他的企業所創造的產品，替世界帶來幫助。神對於企業主的寄望是很高的，企業主毋寧是當代真正肩負起神的管家責任的一群 人，這群人的決定將決定地球與世人的未來。
如果企業主個個像貪財的肥貓CEO，只在乎如何賺取自己的高薪與分紅，不考慮員工生計，不考慮企業經營的長治久安，不在乎外部成本與地球生態，結果就是如今全球暖化、M型世界與金融海嘯。
提摩太前書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6:10）。」這話放到金融海嘯方興未艾的時代來看，實在再正確也沒有。
真正的企業家，是懂得服侍員工與合作廠商的僕人，考慮如何替世人謀福利的實業家，做個為主盡忠的好管家，而不是只想著如何替自己攢錢的資本家。願在金融海嘯氾濫，富人/資本家集團也承受龐大損失的此刻，世人能重新看見基督信仰對於領導人的品行要求，還有對於財富與管理世界的正確態度，從而修正自己的步伐，那麼，或許金融海嘯真能化危機為轉機，免去讓世界落入無可翻身的M型化兩極分化的悲慘結局中。
延伸閱讀
三浦展，下流社會，高寶
大前研一，M型社會，商周
門倉貴史，窮忙族，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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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佛羅里達，尋找你的幸福城市，天下雜誌
周偉華，3/4債務世界，芝大文化
佐藤俊樹，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
弗朗索瓦．沙奈，突破金融危機，中央編譯出版社
比爾．麥奇本，在地的幸福經濟，木馬文化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空間，群學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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