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8日 14:21:55 來源： 《瞭望》
在份額方面，美國不可能放棄否決權，日本幾乎無可能作出讓步；歐洲也許會再轉讓出一些
未來幾周內，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有望再度增加。有報道稱，中國作為IMF認定的具有全球經濟“係統穩定重要性”的五大經濟體之一（其余為美國、英國、歐元區、日本），將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僅次于美國和日本。1945年IMF成立之初，中國一度居于此地位，當時的份額僅次于美英。
份額變動的談判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份額的增加，必然意味著另外某方份額對稱的減少；不存在做大蛋糕，不存在共贏。談判的難度可想而知，各方在其中的角力也可想而知。中國經濟金融全球影響力的迅速擴大、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中的上佳表現，是份額得以增加的基本背景。不僅如此，如果說，此前承諾向 IMF提供500億美元融資是“硬實力”的話，那麼，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係的一係列建議，尤其是去年3月23日人民銀行網站創造性地提出創建超主權儲備貨幣這一符合IMF內在要求的觀點，則代表中國的“軟實力”。如果超主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體係的改革方向，IMF也將有機會承擔較多管理責任。中國提出這一設想，表明中國尊重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結構，願意在現有框架下尋求通過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此次份額增加之後，中國在IMF地位上升之路隱約可以看到盡頭。2009年，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參加IMF會議時曾提出，IMF應建立份額自動調整機制，改革總裁遴選制度，增加管理層和工作人員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員比例等。上述建議很難成為現實。在份額方面，美國不可能放棄否決權，日本幾乎無可能作出讓步；歐洲也許會再轉讓出一些，但其他新興國家擴大份額的呼聲也很強烈。在實際影響力方面，正如眾多國內學者早先指出的那樣，擁有份額的增加和話語權的上升，仍然是兩回事。
在話語權爭取和國際治理結構改革設計方面，國家實力是根本，但能否佔領理論和道義的高地，也至關重要。在國際金融領域，中國創造議題、“挑起事端” 的能力很弱。國內經濟學界尚處在消化吸收西方經濟理論階段。雖然金融危機的一再爆發早已證明西方那一套存在根本性缺陷，中國自身的經濟金融實踐表明，一些被稱為中國特色的東西，或多或少具有普世價值，但是，中國經濟金融實踐理論化的工作幾近空白，自身提不出為世人所接受的係統性思想，更遑論指導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實踐。在可預見的未來，IMF將一如既往，由美國行使否決權、由歐洲享有主導權。有關國家將不得不在繼續謀求體制內調整的同時，尋求體制外突破。
未來幾周內，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有望再度增加。有報道稱，中國作為IMF認定的具有全球經濟“係統穩定重要性”的五大經濟體之一（其余為美國、英國、歐元區、日本），將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僅次于美國和日本。1945年IMF成立之初，中國一度居于此地位，當時的份額僅次于美英。
份額變動的談判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份額的增加，必然意味著另外某方份額對稱的減少；不存在做大蛋糕，不存在共贏。談判的難度可想而知，各方在其中的角力也可想而知。中國經濟金融全球影響力的迅速擴大、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中的上佳表現，是份額得以增加的基本背景。不僅如此，如果說，此前承諾向 IMF提供500億美元融資是“硬實力”的話，那麼，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係的一係列建議，尤其是去年3月23日人民銀行網站創造性地提出創建超主權儲備貨幣這一符合IMF內在要求的觀點，則代表中國的“軟實力”。如果超主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體係的改革方向，IMF也將有機會承擔較多管理責任。中國提出這一設想，表明中國尊重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結構，願意在現有框架下尋求通過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此次份額增加之後，中國在IMF地位上升之路隱約可以看到盡頭。2009年，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參加IMF會議時曾提出，IMF應建立份額自動調整機制，改革總裁遴選制度，增加管理層和工作人員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員比例等。上述建議很難成為現實。在份額方面，美國不可能放棄否決權，日本幾乎無可能作出讓步；歐洲也許會再轉讓出一些，但其他新興國家擴大份額的呼聲也很強烈。在實際影響力方面，正如眾多國內學者早先指出的那樣，擁有份額的增加和話語權的上升，仍然是兩回事。
在話語權爭取和國際治理結構改革設計方面，國家實力是根本，但能否佔領理論和道義的高地，也至關重要。在國際金融領域，中國創造議題、“挑起事端” 的能力很弱。國內經濟學界尚處在消化吸收西方經濟理論階段。雖然金融危機的一再爆發早已證明西方那一套存在根本性缺陷，中國自身的經濟金融實踐表明，一些被稱為中國特色的東西，或多或少具有普世價值，但是，中國經濟金融實踐理論化的工作幾近空白，自身提不出為世人所接受的係統性思想，更遑論指導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實踐。在可預見的未來，IMF將一如既往，由美國行使否決權、由歐洲享有主導權。有關國家將不得不在繼續謀求體制內調整的同時，尋求體制外突破。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救助也許是IMF輝煌的頂點，但伴隨而來的苛刻救助條件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強制性改革要求，也使該機構頗受詬病。此後，隨著國際金融格局的變遷，以及主權國家外匯儲備持有總規模的不斷上升，IMF在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續下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無論是危機預警、危機救援，還是事後處理，IMF發揮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眼下短期矛盾的焦點無疑是匯率。IMF對此的觀點是中庸且正確的，即匯率問題不是全球失衡的根源，順差國與逆差國應同時承擔再平衡調整的責任。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這樣的表述是“各打五十大板”。因為中國、日本、德國都是主要貿易順差國，縱然最大逆差國美國擁有否決權，IMF也不能同時得罪美國之外的各大股東。事實上IMF對于匯率問題幾乎不具備任何政策工具。近年來，在匯率政策方面，IMF開展的工作，僅限于對各國匯率制度進行分類，如將匯改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歸類為“爬行頂住”等。
1977年，IMF的一項關于避免匯率操縱的決議曾指出：基金成員國有義務避免操縱匯率，不公平地取得優于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地位；如果外匯市場出現較大紊亂，成員國應對外匯市場進行幹預；此項幹預應當充分考慮到其他成員國利益。不過即便有關國家操縱匯率，該機構也無具體應對措施。IMF無法對各國管理當局幹預外匯市場的舉措說三道四。包括日本在內，多數經濟體都曾經幹預外匯市場，不能說某種力度的幹預是為了穩定市場，超過某一力度的幹預就是操縱匯率。當前國際貨幣體係根本性的威脅來自美元，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美聯儲或財政部確實沒有直接入市幹預外匯市場，他們所做的更壞，是從根本上破壞貨幣供應規則，下決心實施泛濫的貨幣政策，降低美元實際內在價值，間接壓低美元匯率。而這種行為反而不在IMF考察之列。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比較而言，國際經濟制度的三大支柱機構中，關貿協定和後來的世貿組織可能發揮的作用最大。該機構很大程度上穩定了中國的外部市場環境，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對外開放促對內改革的作用。世界銀行其次，該機構曾大量對華貸款，為早期基礎設施建設融資，係統向中國推介體制機制改革及項目管理經驗。IMF再次，該機構向中國提供的用于平衡國際收支的貸款總量非常有限，其傳播的知識與經驗也未必為國內宏觀調控當局所接受。今後的情況也許有些變化，但總體而言，中國外部金融環境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將在雙邊框架下進行。中國良好外部金融環境的塑造，則主要依靠我們自身，從次區域著手，循序漸進。（文/張岸元 作者為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財政金融研究室主任）
眼下短期矛盾的焦點無疑是匯率。IMF對此的觀點是中庸且正確的，即匯率問題不是全球失衡的根源，順差國與逆差國應同時承擔再平衡調整的責任。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這樣的表述是“各打五十大板”。因為中國、日本、德國都是主要貿易順差國，縱然最大逆差國美國擁有否決權，IMF也不能同時得罪美國之外的各大股東。事實上IMF對于匯率問題幾乎不具備任何政策工具。近年來，在匯率政策方面，IMF開展的工作，僅限于對各國匯率制度進行分類，如將匯改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歸類為“爬行頂住”等。
1977年，IMF的一項關于避免匯率操縱的決議曾指出：基金成員國有義務避免操縱匯率，不公平地取得優于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地位；如果外匯市場出現較大紊亂，成員國應對外匯市場進行幹預；此項幹預應當充分考慮到其他成員國利益。不過即便有關國家操縱匯率，該機構也無具體應對措施。IMF無法對各國管理當局幹預外匯市場的舉措說三道四。包括日本在內，多數經濟體都曾經幹預外匯市場，不能說某種力度的幹預是為了穩定市場，超過某一力度的幹預就是操縱匯率。當前國際貨幣體係根本性的威脅來自美元，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美聯儲或財政部確實沒有直接入市幹預外匯市場，他們所做的更壞，是從根本上破壞貨幣供應規則，下決心實施泛濫的貨幣政策，降低美元實際內在價值，間接壓低美元匯率。而這種行為反而不在IMF考察之列。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比較而言，國際經濟制度的三大支柱機構中，關貿協定和後來的世貿組織可能發揮的作用最大。該機構很大程度上穩定了中國的外部市場環境，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對外開放促對內改革的作用。世界銀行其次，該機構曾大量對華貸款，為早期基礎設施建設融資，係統向中國推介體制機制改革及項目管理經驗。IMF再次，該機構向中國提供的用于平衡國際收支的貸款總量非常有限，其傳播的知識與經驗也未必為國內宏觀調控當局所接受。今後的情況也許有些變化，但總體而言，中國外部金融環境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將在雙邊框架下進行。中國良好外部金融環境的塑造，則主要依靠我們自身，從次區域著手，循序漸進。（文/張岸元 作者為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財政金融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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