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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華人“政治明星”韋鳴恩 |
環球時報：今年6月，你被英國皇室册封為終身貴族，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三位獲封貴族的華人。貴族身份帶給你的實際變化是什麼？
韋鳴恩：我覺得就像是結婚一樣(大笑)，我換了房子，換了工作，也換了角色。最大的變化是我要更多地亮相，要習慣無論我做什麼、說什麼都會有 他人的議論。在政府工作，與我以前作為一個社會事務活動人士做事的方式有區別。我必須用大家都認可的方式去推動一些進程，要用更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未來3 年，我希望幫助我們的社會做一些改革。但還有一些事情要用5年，或者至少要30年才能完成，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這正是我準備面對的，可能也是必須面對 的。
環球時報：英國人稱你為“大社會先生”，能否簡要地介紹一下你的構想？
韋鳴恩：“大社會”是我們在英國推行的將政府與民眾融合在一起的社會計劃，主要指———在許多時候，人們不能僅依靠政府來解決身邊的問題。政 府固然重要，但很多時候個人也可以操辦許多事情。這就涉及到向個人轉移社會責任的問題，即讓渡權力和授權於民的過程，個人也將因此擁有越來越多的掌控力。 事實上，有許多社會政策都需要個人參與，比如健康、教育等方面。在這個進程中，社會可看成是一個慈善組織。過去，政府是公共資源的唯一提供者，未來，我們 將請個人貢獻出更多的智慧，幫助改善社會現狀。我想，這樣的“大社會”理念將有助於英國社會的改變，影響到每位公民，特別是他們參與地方治理的態度。我們 因此才能創造出社會共同體的精神，融洽鄰裡關係，而不是“各自為政”。
環球時報：有人可能會認為，“大社會”項目有政府推卸管理社會責任之嫌，你怎麼看？
韋鳴恩：這依然是一個政府角色的問題。政府盡多少責任，這裡有一個平衡的問題。我並不是說政府不盡任何責任了，而且很明顯，當前英國政府想為 民眾盡義務。但我想說的是，政府如果包攬了所有的社會責任，比如，你該說什麼，該怎麼花錢，該給孩子們做點什麼，等等，那反而是不負責任的。那樣做目的可 能是好的，但會非常官僚，成本也很昂貴。最明智的選擇是，政府與公眾要有共同的責任。以治理犯罪為例，通常最重要的是政府提供警察機構，但另一種是強大的 社區反應機制。比如，推動鄰裡關係，相互照看。當然，政府推動這點並不容易。你不能強迫鄰居互相照看，但最起碼大家要知道彼此的名字，這是政府的責任嗎？ 可能不是，但我們正在推動政府與公眾共同承擔這個責任。〈nextpage〉
環球時報：金融危機以來，高失業率和經濟衰退對英國民眾的心理有所影響，你認為這些消極因素對推動“大社會計劃”有什麼影響嗎？
韋鳴恩：負責任地說，我們必須面對許多很難決斷和推動的東西。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創新和新點子都來自於困難時期，比如在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期間就有許多社會創新和慈善計劃。人們在困難期努力創新，因為沒有足夠多的資源與預算，不得不去創新。
過去，政府有足夠的預算資助任何單項的需求，但你不知道這種資助是否能夠持久，是否會有足夠的資金。舉例說，現在該人們儲蓄了，不能老是花 錢，但你可以花時間，比如，你幫我做飯，我可以幫你照顧小孩。這不需要許多錢，或什麼高深的技術，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就是社會發揮的慈善功能。
環球時報：有人說現在的英國青少年是“迷失的一代”，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在降低。而你的“大社會項目”似乎對年輕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你認為他們參與社會管理有哪些優勢與劣勢？
韋鳴恩：“大社會”有著非常寬泛的政策範疇，而不是只針對某個特定人群，但我們有一個叫“國家公民”的特殊計劃，專門針對年輕人，讓那些16 歲就離開學校的人有某種類似非軍事化服務的感覺。我們將富二代與窮二代、宗教背景不同的人混居在一起，讓他們一起參與社區工作兩個月。有時，他們會認為， 政府應該“收拾殘局”，為什麼要我來負責任。其實有許多可以讓年輕人來做的事情。我們常說，年輕人不願負責任，那是因為我們不相信他們負得起責任。假如我 們以某種安全和可控的方式給他們機會，他們將會勇敢地迎接自己的挑戰。換個角度想，比如，在校年輕人想成為明星或運動員，因為他們經常感受到那些人成功後 的楷模作用。假如他們想去運動或搞音樂，他們就能從中獲益，並有很強烈的主動性。所以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在社會治理領域也找到他們自己感興趣的地方，讓他們 負起責任來。
環球時報：你2002年成立了一家名為“教育第一”的培訓機構，旨在鼓勵青年人投身社會，特別是到偏遠地區或社區從事教育工作。8年下來，成效如何？
韋鳴恩：“教育第一”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我們希望推動年輕人去一些人們不願接受教育的鄉鎮教書，鼓勵他們教育優先，尤其對那些認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來說，這個項目更加重要。這個項目正在國際化，這是很令人興奮的事情。
環球時報：很多報道關注你的華裔身份。你怎麼看華人參政問題？
韋鳴恩：華人第二代、第三代都有許多優秀的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他們融入到了英國文化中。但也有許多華人生活拮據，他們工作努力，但不一 定能得到理想的收入。我非常關注在英國的華人社區。因為在英國社會，華人是第三大族裔，但可能還不能完全與亞洲有些族裔媲美，所以我們要鼓勵華人參與政 治、社會事務還有其他事情。有時，海外華人太專注於自我，而不是融入當地社會，這就會涉及到許多社會角色問題。
環球時報：你常來中國嗎？你在教育、醫療、人事招募和政策策劃等方面有不少經驗，你認為，英國哪些與民眾生活有關的社會措施適合中國借鑒？
韋鳴恩：我父母的祖籍是離香港不遠的珠海。不過，除了去過上海和經常去香港外，中國其他地方我還沒去過。
我認為，當更多的人進入城市後，社會服務會被其他許多事情掩蓋，而“大社會計劃”可以發揮人們的主動性，讓城市居民從相互合作中得到好處。尤 其像中國這樣工業化進程非常迅猛的國家，更應如此。我想，這對生活在鄉村裡的人也有益處，可以幫助他們更多地投入到公共事務中。這種途徑可能會幫助中國人 提升想象力和社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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