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
劍橋大學經濟學家
今年五月大選中上台的英國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在執政一個月內便推出了緊急財政預算案，這個預算案的核心內容是大幅度減少財政赤字。
上 一個財政年度英國的政府債務高達一千四百五十四億英鎊，創下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紀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一，大大地超過了歐盟規定的百分之三 的上限。新政府的預算案則計劃在五年內實現財政平衡甚至略有盈餘。面對如此巨大的財政赤字，要在短短的五年內實現財政平衡無疑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平衡財政的主要手段無外乎兩條：一是「節流」；二是「開源」。五年內平衡財政的目標百分之八十將要通過緊縮政府財政支出來實現，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則要依靠增加稅收來實現。
緊縮政府開支意味著減少包括醫療、教育、治安等在內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以及對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社會福利；而增加稅收，尤其是增加消費稅則意味著直接增加民眾的生活成本。這一增一減毫無疑問會遭致佔人口多數的中下收入階層的強烈不滿。
迫不得已
其實，新政府一上台便採取如此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也實在是迫不得已。英國經濟在此次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從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到二零零九年第三季度，國民生產總值連續六個季度下滑。
雖然其衰退幅度在主要工業國家中並非最深，但是其從谷底向上攀爬的速度卻是最慢的：去年第四季度為百分之零點四；今年第一季度則降低到零點三。六月份的失業率也仍然高達百分之七點九。
應對這些經濟難題，五月份剛剛下台的工黨政府此前採取的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回升的路數。而在以保守黨為首的新政府看來，此舉仍是飲鴆止渴，最終將徹底摧毀英國經濟。
始發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固然是當前英國經濟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英國經濟自身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才是經濟回升緩慢的一個更為根本的因素。
依 靠財政擴張來解決經濟問題雖然有可能奏效於一時，但是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副作用：一是依靠政府舉債刺激經濟顯然無法持久；二是持續這樣做很可能導致政府 的信用危機，使市場徹底喪失信心，從而出現經濟二次探底；三是過度依賴政府將壓縮市場、企業家和社會在經濟活動中的空間，從而使英國經濟進一步喪失國際競 爭力。
作為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早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
結構矛盾
從英國的產業結構看，農業和製造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迅速萎縮，其農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百分之一，而製造業的比重也僅為百分之十八左右，佔國民經濟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是服務業。
其實，後工業化國家也能夠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在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等方面的優勢；而且英國也的確在金融、電信、航天航空、生物、製藥、精細化工、環保、汽車製造等產業具有國際領先地位。但是英國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卻對這些優勢產業的發展國際競爭形成了嚴重的制約。
最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是政府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過大。
英國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在服務業中，政府主導的國民保健系統、各級政府雇員、軍隊和教育這四大系統則佔據了主導地位。其中國民保健系統是世界第三大雇主，僅僅排在中國軍隊和印度鐵路系統之後。
這種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結構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浪費嚴重、效率低下。
不僅如此，政府佔用過多地社會資源是對富有活力的私有經濟的直接「擠壓」。而通過勞動市場的傳導效應，政府系統的低效能也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懶惰化」
英國經濟的另一個痼疾是高端人才的流失和低端勞動人口的「懶惰化」。在一個公正和人性化的社會裏，對喪失勞動能力的弱勢群體進行救助是應該。但是英國的福利政策則過於慷慨。這導致了一些本來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寧願依賴政府的救濟生活而不願意從事力所能及的低收入工作。
這個制度已經成為英國經濟的一個嚴重負擔。高福利必然導致高稅收，而高稅收則將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才驅向收入更高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美國。
這種人力資源高、低兩端的浪費也使得英國的中產階級感到不堪重負。英國的相對國際競爭力也因此而日趨下降。
有鑒於此，雖然新政府的緊縮政策有可能減緩經濟復蘇的速度，但是它對於根治上面所提到的經濟結構痼疾則實在是對症下藥。
從長遠看，一個緩慢但是真實的經濟復蘇可能正是英國所需要的；而那種看似迅速但是卻拖延矛盾的持續財政擴張則可能對英國經濟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害。
當然，以保守黨為主的聯合政府這樣做並非沒有風險，對已經適應了節奏緩慢、福利優惠的英國社會而言，適應這一經濟調整並非易事，搞不好還會產生強烈的反彈。
好在英國的政治制度為這一調整提供了保障。這一屆政府有五年的任期，假如新政策在五年之內能夠奏效，卡梅倫首相和他的內閣將在英國經濟振興的歷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筆。
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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