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撒母耳•布裏坦 2010-10-27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在介紹他的《全面支出評估報告》(CSR)時，開篇伊始，就試圖用最簡單的語言為自己的行動劃定框架：“我們將保證，與英國每一個有償付能力的家庭一樣，我們將量力支出；收入足以支付我們的開支。”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類比，我本人無法接受。赤字固然十分重要，但它應該是一個政策變數，而不是用於設定一個目標，以滿足某個愚蠢會計師的收支平衡構想。
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奧斯本有選擇性地援引了諸多國際權威機構的論點，但這無法令人信服。之所以說是“有選擇性地”，以他提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為例，該組織內部顯然存在著分歧。奧斯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將其前任阿裏斯代爾•達林(Alistair Darling)的支出削減計畫的細節補充完整——達林計畫，在5年內將赤字削減一半，但出於政治原因，不允許該計畫披露細節——並容許支出具有一定彈性，可以增減。
我不同意一些媒體同仁的觀點，即這是自亨利八世(Henry VIII)頒佈《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以來，英國最重大的經濟政策轉變。正如英國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等分析機構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到2015-16年，英國政府成功將財政支出水準從目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8%削減至40%以下，這一比例仍高於上一屆工黨政府執政初期的水準。計畫削減的嚴厲程度，也遠不及1977-78年單年的3.9個百分點——那一次緊縮之前，時任英國工党財政大臣鄧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向IMF申請了一筆貸款。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擔心會失業的人們而言，這沒法讓他們感到放心。奧斯本的聲明基本上就是羅列資料，並沒有提供多少有關具體影響的資訊。具體資訊要等到各部委公佈各自的計畫之後才會出來——當然還會有洩漏的情況。我們已經知道，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插手國防預算削減事宜，儘管在該領域，不論他做些什麼，都絲毫無助于修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與工黨之間與生俱來的和諧關係。
奧斯本的全面支出評估報告中，沒有給出任何宏觀經濟分析作為支持，不過這有望在11月29日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的報告中公佈。此外，我們還必須參看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的一次講話。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儘管金現在支援財政緊縮，但在1981年，他曾是著名的364位經濟學家之一，聯名反對柴契爾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當時，英國國內通脹率高達兩位數，採取緊縮措施的理由比現在充分得多。上周他宣佈，“我們”必須加大儲蓄，以彌補早些時候國民儲蓄率的下降，並將平均壽命逐漸提高的事實納入政策考慮範圍之內。他承認，有必要提振需求，並呼籲出口企業創造逾50萬個就業崗位，以“彌合進出口之間的差距”，以及彌補公私消費領域就業崗位的損失。他承認，在再平衡期間，有必要通過貨幣政策對需求進行短期刺激。他補充了一句荒謬的套話，差點搞砸了整個報告——他表示，這是為了降低通脹率在中期內跌至目標水準以下的風險。真實原因當然是為了降低衰退的風險，按照他自己的估計，目前產出已低於趨勢水準10%。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他接下來的講話中——他強調，要想世界經濟不出現放緩，英國等赤字國家國內需求的下降，就必須伴之以盈餘國家的強勁增長。盈餘國家必須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同時相應地增加國內需求。他呼籲20國集團(G20)進行“全盤交易”(grand bargain)，其中盈餘國家促進國內需求，輔之以匯率調整和“遊戲規則”（這一條出人意料），以控制資本流入。但他承認，在2008年10月份的七國集團(G7)會議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旨在防止世界陷入衰退的合作精神已漸漸消退；恢復這種精神將“需要一場革命”。在革命之前，在全球利率水準處於空前低位元的情況下，如果英國政府略微加大借債力度，情況真的會很糟糕嗎？
圍繞英國央行(BoE)自己究竟為維持需求做出了多大貢獻——即所謂的“定量寬鬆”——的相關爭議不過是老調重彈，無非是央行能否在蕭條的大環境下，通過維持貨幣供應來“推繩子”。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在他們合著的那本著名的《美國貨幣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證實，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初期，美聯儲(Fed)並未選擇定量寬鬆政策。但他們沒有、也無法確定，如果美聯儲嘗試過這種做法，會發生些什麼。
譯者/陳雲飛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在介紹他的《全面支出評估報告》(CSR)時，開篇伊始，就試圖用最簡單的語言為自己的行動劃定框架：“我們將保證，與英國每一個有償付能力的家庭一樣，我們將量力支出；收入足以支付我們的開支。”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類比，我本人無法接受。赤字固然十分重要，但它應該是一個政策變數，而不是用於設定一個目標，以滿足某個愚蠢會計師的收支平衡構想。
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奧斯本有選擇性地援引了諸多國際權威機構的論點，但這無法令人信服。之所以說是“有選擇性地”，以他提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為例，該組織內部顯然存在著分歧。奧斯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將其前任阿裏斯代爾•達林(Alistair Darling)的支出削減計畫的細節補充完整——達林計畫，在5年內將赤字削減一半，但出於政治原因，不允許該計畫披露細節——並容許支出具有一定彈性，可以增減。
我不同意一些媒體同仁的觀點，即這是自亨利八世(Henry VIII)頒佈《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以來，英國最重大的經濟政策轉變。正如英國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等分析機構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到2015-16年，英國政府成功將財政支出水準從目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8%削減至40%以下，這一比例仍高於上一屆工黨政府執政初期的水準。計畫削減的嚴厲程度，也遠不及1977-78年單年的3.9個百分點——那一次緊縮之前，時任英國工党財政大臣鄧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向IMF申請了一筆貸款。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擔心會失業的人們而言，這沒法讓他們感到放心。奧斯本的聲明基本上就是羅列資料，並沒有提供多少有關具體影響的資訊。具體資訊要等到各部委公佈各自的計畫之後才會出來——當然還會有洩漏的情況。我們已經知道，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插手國防預算削減事宜，儘管在該領域，不論他做些什麼，都絲毫無助于修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與工黨之間與生俱來的和諧關係。
奧斯本的全面支出評估報告中，沒有給出任何宏觀經濟分析作為支持，不過這有望在11月29日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的報告中公佈。此外，我們還必須參看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的一次講話。但我們應該注意到，儘管金現在支援財政緊縮，但在1981年，他曾是著名的364位經濟學家之一，聯名反對柴契爾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當時，英國國內通脹率高達兩位數，採取緊縮措施的理由比現在充分得多。上周他宣佈，“我們”必須加大儲蓄，以彌補早些時候國民儲蓄率的下降，並將平均壽命逐漸提高的事實納入政策考慮範圍之內。他承認，有必要提振需求，並呼籲出口企業創造逾50萬個就業崗位，以“彌合進出口之間的差距”，以及彌補公私消費領域就業崗位的損失。他承認，在再平衡期間，有必要通過貨幣政策對需求進行短期刺激。他補充了一句荒謬的套話，差點搞砸了整個報告——他表示，這是為了降低通脹率在中期內跌至目標水準以下的風險。真實原因當然是為了降低衰退的風險，按照他自己的估計，目前產出已低於趨勢水準10%。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他接下來的講話中——他強調，要想世界經濟不出現放緩，英國等赤字國家國內需求的下降，就必須伴之以盈餘國家的強勁增長。盈餘國家必須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同時相應地增加國內需求。他呼籲20國集團(G20)進行“全盤交易”(grand bargain)，其中盈餘國家促進國內需求，輔之以匯率調整和“遊戲規則”（這一條出人意料），以控制資本流入。但他承認，在2008年10月份的七國集團(G7)會議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旨在防止世界陷入衰退的合作精神已漸漸消退；恢復這種精神將“需要一場革命”。在革命之前，在全球利率水準處於空前低位元的情況下，如果英國政府略微加大借債力度，情況真的會很糟糕嗎？
圍繞英國央行(BoE)自己究竟為維持需求做出了多大貢獻——即所謂的“定量寬鬆”——的相關爭議不過是老調重彈，無非是央行能否在蕭條的大環境下，通過維持貨幣供應來“推繩子”。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在他們合著的那本著名的《美國貨幣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證實，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初期，美聯儲(Fed)並未選擇定量寬鬆政策。但他們沒有、也無法確定，如果美聯儲嘗試過這種做法，會發生些什麼。
譯者/陳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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