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文化研究概述 on 十一月 23, 2010 at 12:00 am
馬克思主義、殖民文化的矛盾衝突
陳：馬克斯或馬克斯主義傳統對你的重要性如何？
霍爾：是的。我讀過馬克思的文章，像是《共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薪水勞力》（Wage Labour）和《資本論》（Capital），另外我也看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文章。對我來說，這些思想比較在殖民主義的脈絡下，顯現出重要性，而不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牙買加進行的殖民主義的政治對話中，清楚地呈現出階級的問題，也包括貧窮的問題、經濟發展的問題等等。我有許多年輕的朋友，都是在我同個時期上大學，都攻讀經濟方面的學位。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牙買加淪入貧窮國家之列，而經濟學似乎解決這種貧困經驗的最佳答案。所以，我也十分有興趣，企圖從殖民的立場，檢視經濟的問題。如果當時我的確有雄心壯志，我的雄心絕不是像我的父親一樣從商，而是想當一位律師；而在牙買加，律師已經等於通往政壇的最佳道路。或者，我也可能成為一位經濟學家。但是實際上，我對文學和歷史的興趣，要比經濟學濃厚多了。
我十七歲的時候，我的姊姊出現嚴重的神經衰弱。她和一位從巴巴多斯（Barbados）來到牙買加的年輕實習醫生譜出戀情。他雖然屬於中等階級，但卻是黑人。因此，這段戀曲在我父母親的強力阻饒下劃下休止符。這件事在家庭中引起軒然大波，而我的姊姊最後只有棄守她的立場，但隨即開始神經衰弱的現象。突然之間，我完全意識到殖民文化的衝突矛盾，我瞭解到一個人如何生活在這種膚色／階級／殖民的依存經驗之中，而這種經驗又會如何主觀地摧毀一個人。
我之所以說出這個故事，因為他對我個人發展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對我來說，這件事情打破了公共自我和私有自我之間的分野。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文化是一件深刻的主觀、個人經驗，同時也是我們生活的結構。我看到，我父母親對我們小孩子的所有奇特期望毀了我姊姊。她成為受害者，在這個殖民情境中背負我父母親的矛盾期待。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無法瞭解為什麼人們認為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和心理的問題是不相干的，和情緒、認同、和感覺也是無關的，因為對我來說，這些結構就是我們生活出來的東西。我並不是說它們只是屬於個人的，他們確實也屬於個人，但也是屬於機構性的，它們有真正的結構屬性，它們能夠擊敗你們、摧毀你們。
這是一個深刻哀痛的經驗，因為在那個時候，在牙買加根本沒有不可能提供任何精神方面的協助。我的姊姊經過一位精神科醫生的一連串治療，但是始終沒有完全痊癒。從此之後，她就沒有離開過家。她一直照顧我的父親，直到我父親過世。然後，她又照顧我的母親，直到我的母親也告別人間。之後，她照顧後來雙眼失明的大哥，直到他也死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悲劇，而我和她一起經歷了這些悲慘。我決定無法承受這種事情。我沒有辦法幫助她，因為我根本無法靠近她，不過我也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當時，我才只不過十七、十八歲。
我的家庭將我帶入這個空間，而這些結構經驗使我對這個空間產生比較具體的感覺。我以後再也不會留在那裡，絕對不想遭到這種結構的吞蝕，所以我必須跳脫這個環境。我覺得我不能再將自己融入這個環境中，否則我一定會遭到完全地摧毀。每當我看到我孩提時代和青少年時代相片的時候，我都覺得相片中的人實在無比頹喪。我不想成為他們想要我當的那種人，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成為別種人，所以我對這點相當頹喪不已。這些背景的種種因素正好解釋我為什麼終究還是移民。
陳：從那個時候開始，你和你的姊姊維持非常緊密的關係，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說，你認同她嗎？
霍爾：不，我並沒有完全認同她。儘管整個體系造成她的生命一團混亂，她卻從來沒有起而反抗。如果我和她一樣，站在相同的位置的話，我一定會有所反抗。我覺得有點罪惡感，因為我之所以離開她，就是為了反抗這種情形。我決定移民，拯救了我自己，但是她卻選擇留下。
我在一九五一年離開牙買加，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才確定不會再回去。我從來沒有想要回去過，不過卻也不曉得自己有這種傾向。從某個方面來說，現在的我可以將這種情形訴諸文字，是因為我已經邁向這個人生長久旅程的終點。我逐漸認知到我是一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就像其他人一樣，我可以藉由這個關係，從這個立場出發，進行寫作。真的，對我個人來說，能夠用這個立場來發言，實在已經花費我太久太久的時間。在此以前，我可以用分析的角度，來完成這些論述，而在那層意義上，我足足花了五十年，才又轉回到我的家鄉。這並不是代表我刻意要隱瞞什麼，而是因為我無無法在這個空間中站穩不動，我必須學習如何進入這個空間。
你們可以看到，在我學習完全解構、殖民經驗的過程中，讓我準備好離開牙買加，準備前往英國。我不會忘記當時我到達英國的情形。我的母親帶著我，我戴著氊帽、穿著大衣，提著大行李箱。在她的想法中，她正帶著我「回家」。我們坐著船，到達牛津。她把我交給學校校工，而校工對她的話嚇了一跳，因為她說：「這是我的小孩、他的皮箱和他隨身行李，好好照顧他。」對她來說，她總算將兒子送到她心目中他屬於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就是牛津。
我的母親是一個具有強烈主導性格的人。我和她的關係雖然親密，也很敵對。我憎恨她所代表的東西，也厭惡她嘗試傳輸給我的想法。但是，我們和她都有一個緊密的牽引關係，因為她主導我們的生活。她一直主導我姊姊的生活。另外，排行老大的哥哥，眼睛的視力一直不好，最後也宣告失明。所以他從很小開始，就非常依賴我的父母親。而當我出生時，這種母親和兒女的依賴關係，早已經清楚地浮現，而他們也試圖在我身上複製出這種關係。直到我開始發現自己的興趣和立場時，才開始出現某種對立關係。同時，這個關係也是很緊張的，因為我的母親總是說，我是唯一會反抗她的人。她想要主導我們的生活，但是她也看不起被她主導的人。所以，她看輕我的父親，因為他向她投降。她看輕我的姊姊，因為她是一個女孩，而就像我的母親說的，當個女孩一點意思也沒有。我的姊姊在青少年時代，也一直和母親唱反調，但是只要母親贏得優勢，母親就會看輕姊姊。所以，我們中間一直存在這種對立關係。我是家中排行最小，母親認為我是注定和她意見不同，但是她卻因此對我很尊重。最後，當她知道我已經在英國完成所有叛逆的偏執幻想，她並不希望我再回到牙買加。因為她知道，到那個時候，我所表現出來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她想要我表現的形象。她在瞭解我的政治立場後說道：「就待在那裡，別回來，更別想在這裡搞一些奇怪的想法，惹出麻煩。」
我覺得在牙買加人死後，比較容易維持好的關係，因為在我們家人在世時，只要我回去，就必須透過他們去接觸牙買加人。我的父母親過世後，我比較容易和七○年代的牙買加人，建立新的關係。這時候的牙買加人，和我成長時的牙買加人，已經很不一樣。舉例來說，從文化上來看，牙買加已經變成黑人社會，一個後奴隸、後殖民的社會，而我住在那裡時，正是殖民時代的尾聲。所以，我必須以「熟悉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的身份，和牙買加進行關係上的斡旋。
弔詭的是，我和英國也正好有相同的關係。由於受到殖民教育的養成，我從內部角度認識到英國。但是，我並不是「英國人」，也從來不想當「英國人」。我對這兩個地方都十分熟悉，但是我也都不全部屬於其中某個地方。這正就是一種流離失所的經驗，遠的能夠見流亡和失去的感覺，近的能夠瞭解總是延遲「到來」的謎。
我和牙買加人的關係非常有趣。因為我離開後，我的這些好朋友，經歷過許多我不曾想過的經驗。他們在牙買加經歷一九六八年的事件，體驗黑人意識的誕生，目睹羅斯塔發立教派（Rastafarianism）的興起（譯註：一個牙買加黑人的宗教派系，敬拜Haile Selassie，而Ras Tafari就是Haile Selassie之前的名字），帶著對非洲的記憶。這些年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我不同，所以我已經不屬於他們那一代。我曾經和他們一起上學，和他們保持聯繫，但是他們的經驗已經和我全然不同。現在，這個鴻溝已經無從跨越。我再也無法「回家」。
所以，我們面臨齊穆爾（George Simmel）所談到的一些情況：同時位於內部和外部的經驗，也就是「熟悉的陌生人」。我們曾經將這種情形稱為「疏遠」或者「失根」。但是，今天，這種情形已經成為典型的後期現代狀況。這種情況逐漸成為每個人都可能面對的生活。所以，這是我認為後現代和後殖民可能接合的情形。後殖民性用一種奇特的方式，讓人和認同保持某種「後現代」或流離失所的關係。典型來說，這是一個流離海外的經驗。因為移民已經成為後期現代性的世界／歷史事件，經典的後現代經驗也轉變為流離失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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