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8日 17:08:39 來源： 羊城晚報
在新興經濟體增長勢頭良好，發達國家經濟依舊低迷的當下，G20達成一致的難度越來越大。上周六，作為下月G20峰會的前站，為期兩天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韓國慶州落下帷幕。與會議《聯合公告》中反復強調的“相互依賴”、“合作協調”等詞匯不相協調的是各國代表在場外的激烈交鋒，讓濃濃的“ 火藥味”彌漫在整個議程中。
在匯率、全球經濟不平衡、構建金融安全網絡等會議議題上，G20，也包括G20內部的各類利益綜合體，已經被各國關注的敏感議題撕扯成若幹碎片。首先，讓我們把視線集中到美國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治理方案上，來解析這種“碎片化”的具體表象。
從2008年G20峰會正式形成以來，盡管美國對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現路徑有著長遠的籌劃，但在經濟危機的現實打擊下，美國的籌劃只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共識層面。兩年過後，美國財政部官員表示：我們希望在細節上加以推動，包括可能設定的時間表和量化指標。在做法上，美國準備了兩套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一是推動新興經濟體貨幣升值（尤其是人民幣），這受到英國、韓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支持，但遭到中國、巴西等國家的堅決抵制；二是繞過在匯率問題上的直接對抗，倡議控制巨額貿易盈余/赤字，即通過IMF的相互評估程序，把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限制在佔其國內生產總值4%的量化指標上。這個具有“新意”的提法同樣引起軒然大波，不僅中國不認可，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和日本也表示出強烈反感和不屑一顧。
更有意思的是，通過IMF來建立相互評估程序也被認為是陳詞濫調。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前IMF官員）指出：“加強監管是個好主意，但各國早在2006-2007年就有類似的多邊磋商協議，但沒誰把它當回事———這根本不會促使失衡狀況嚴重的大國改變政策。”
本次會議的一個插曲便是巴西財長曼特加的缺席，這引起眾多猜測。有媒體認為，作為G20機制化的重要成員和受益者，巴西的缺席意味著該組織的裂痕加大。更加接近事實的情況是，受困于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的不斷升值，曼特加正為通過徵收金融交易稅方式來遏止本幣升值而焦頭爛額。在根源上探尋，美聯儲的寬松金融政策恰是造成資本涌入新興經濟體，並導致相關國家本幣升值、加劇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如此看來，有理由相信巴西對于G20能否真正解決全球經濟問題尚存疑慮。
代替如此眾多的利益差異和意見分歧，碎片化的G20在機制化的道路上能走多久值得思考。盡管新興經濟體在有關IMF投票權上有所斬獲，但是不是具有 “歷史意義的轉折”還有待觀察。然而，因為IMF改革所引發的後果卻在強化這種碎片化進程。試想，歐盟國家要讓出兩個IMF執行董事會的席位，哪兩個國家願意作出這樣的犧牲？此外，常被引用的樂觀數據就是IMF改革後，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都將成為IMF的前十大股東，但四國的份額總和僅佔14.18%。拋開四國之間在利益上的分歧不談，即使四國保持一致，與美國和歐盟的一票否決權相比，遊戲規則並未徹底改變。
無論採用何種政治或經濟工具，20個國家達成一致的交易成本實在太高。因此，我們必須承認不完善的存在，容忍處理問題在過程上的緩慢。（黃榮斌 廣東工大 經貿學院）
在匯率、全球經濟不平衡、構建金融安全網絡等會議議題上，G20，也包括G20內部的各類利益綜合體，已經被各國關注的敏感議題撕扯成若幹碎片。首先，讓我們把視線集中到美國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治理方案上，來解析這種“碎片化”的具體表象。
從2008年G20峰會正式形成以來，盡管美國對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現路徑有著長遠的籌劃，但在經濟危機的現實打擊下，美國的籌劃只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共識層面。兩年過後，美國財政部官員表示：我們希望在細節上加以推動，包括可能設定的時間表和量化指標。在做法上，美國準備了兩套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一是推動新興經濟體貨幣升值（尤其是人民幣），這受到英國、韓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支持，但遭到中國、巴西等國家的堅決抵制；二是繞過在匯率問題上的直接對抗，倡議控制巨額貿易盈余/赤字，即通過IMF的相互評估程序，把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限制在佔其國內生產總值4%的量化指標上。這個具有“新意”的提法同樣引起軒然大波，不僅中國不認可，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和日本也表示出強烈反感和不屑一顧。
更有意思的是，通過IMF來建立相互評估程序也被認為是陳詞濫調。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前IMF官員）指出：“加強監管是個好主意，但各國早在2006-2007年就有類似的多邊磋商協議，但沒誰把它當回事———這根本不會促使失衡狀況嚴重的大國改變政策。”
本次會議的一個插曲便是巴西財長曼特加的缺席，這引起眾多猜測。有媒體認為，作為G20機制化的重要成員和受益者，巴西的缺席意味著該組織的裂痕加大。更加接近事實的情況是，受困于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的不斷升值，曼特加正為通過徵收金融交易稅方式來遏止本幣升值而焦頭爛額。在根源上探尋，美聯儲的寬松金融政策恰是造成資本涌入新興經濟體，並導致相關國家本幣升值、加劇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如此看來，有理由相信巴西對于G20能否真正解決全球經濟問題尚存疑慮。
代替如此眾多的利益差異和意見分歧，碎片化的G20在機制化的道路上能走多久值得思考。盡管新興經濟體在有關IMF投票權上有所斬獲，但是不是具有 “歷史意義的轉折”還有待觀察。然而，因為IMF改革所引發的後果卻在強化這種碎片化進程。試想，歐盟國家要讓出兩個IMF執行董事會的席位，哪兩個國家願意作出這樣的犧牲？此外，常被引用的樂觀數據就是IMF改革後，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都將成為IMF的前十大股東，但四國的份額總和僅佔14.18%。拋開四國之間在利益上的分歧不談，即使四國保持一致，與美國和歐盟的一票否決權相比，遊戲規則並未徹底改變。
無論採用何種政治或經濟工具，20個國家達成一致的交易成本實在太高。因此，我們必須承認不完善的存在，容忍處理問題在過程上的緩慢。（黃榮斌 廣東工大 經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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