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編譯 吳國卿】
2010.11.22 03:21 am
英國政府顯然準備測量我們的快樂程度。別偷笑—這是很嚴肅的事。快樂是大事一件，尤其是對經濟學家來說。心理學家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曾深入研究這個主題。另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yya Sen）和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也為法國總統沙克吉研究衡量經濟幸福的標準。歐巴馬總統已任命快樂專家—桑斯坦（Cass Sunsten）、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克魯格（Alan Krueger）擔任高級官員。(英國首相）卡麥隆就算沒帶頭衝鋒，也算跟上了潮流。
諷刺的是，卡麥隆在提議測量全國人的心情時，似乎誤判了大家的心情。他的中間偏右核心支持者對政府贊助的福祉研究似乎不太領情；中間偏左份子原本就傾向支持這個點子，但他們現在都有點鬧脾氣，對卡麥隆的任何提議很難笑得出來。
到底卡麥隆提議什麼？國家統計局現在還不願透露詳情，只說必須尋找「更廣泛」和「更全面性」的標準以衡量福祉和進步，而非只專注在國內生產毛額（GDP）。這有一部分可能牽涉衡量「主觀幸福感」。
懷疑者的反應是，政府要給我們一劑麻藥Soma，讓我們快樂地邁向儉約英國的美麗新世界。但實情平淡無奇多了，幸好我懂快樂經濟學，所以我能翻譯。經濟活動的標準衡量是GDP，國家統計局只是想提出這個主題的一些變異—可能包括環境破壞、浪費時間在玩電腦、「非市場工作」（例如洗盤子）的價值等調整因素。這些變異GDP使用相同架構，但添加了額外的因素。除此之外，統計局可能蒐集其他衡量健康、不平等的資料，以及「主觀幸福感」這種新奇的項目。
這又是什麼？答案之一是，經濟學家偏好「主觀幸福感」勝於「快樂」。有一次我訪問克魯格談這個主題，他堅定地告訴我，他喜歡用主觀幸福感這個名詞，因為「快樂聽起來太輕浮」。
主觀幸福感事實上不神祕，國家統計局可能只要在既有的調查中多加幾個問題，有些可能問到失眠或焦慮，目的是尋找抑鬱的跡象；有些可能問及心情：「你今天覺得多快樂—很快樂、快樂、沒有快樂也沒有不快樂、不快樂、很不快樂？」最後還有一個非問不可的問題，牽涉整體生活的滿意度。
華威大學（Warwick Unviersity）經濟學家兼福祉專家歐斯華（Andrew Oswald）說，能詢問快樂各個面向的問題是好事。當然他說的對：在既有的調查上多問幾個問題的成本很低，而且這個主題顯然很重要。
歐斯華讚許卡麥隆的這個構想。反對這個構想會讓人覺得你不安好心，但我還是覺得整個計畫被過度吹捧。英國的重大統計工作「勞動力調查」已包含有關焦慮和抑鬱的問題，更廣泛的快樂調查也早已存在，蓋洛普等機構蒐集世界各國生活滿意度的資料。人類發展指標從1990年以來每年作調查，反映健康、教育與所得等項目。（愛爾蘭在全球排名第五，顯示的確生活除了錢還有更重要的東西。）
多做一些沒有什麼壞處，政府參與的象徵意義顯然很重要。但這些政府想傳達什麼訊息？沙克吉如此熱衷的原因之一是，法國人沒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工作上，因而降低了法國的GDP。法國在大多數別的指標應該會更好看。
這也沒什麼不對，但其中有一個困難：國家統計局希望避免「只專注於GDP」，但有哪個政府只專注在GDP？法國人不需要史提格里茲和沈恩告訴他們怎麼快活過日子。甚至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操心失業問題也不下於GDP，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快樂研究證實，失業是特別悲慘的經驗，但早在快樂研究出現前，失業就是重要的政治議題。
不丹提供一個有用的教訓，告訴世人蒐集快樂資料和讓人民快樂是兩回事。不丹以其領先全球的「國民快樂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備受那些天真的快樂學究推崇。但根據人權觀察組織，不丹的少數族群尼泊爾人大部分被剝奪公民權，且多年來被脅迫驅離該國，這些人在尼泊爾難民營可能對快樂政策的發展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還不致於贊成已故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長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的作法，他拒絕蒐集經濟統計資料，唯恐倫敦當局插手香港的成功管理。但這其中有值得學習之處，國家統計局可以、且應該蒐集快樂資料，但別期待因此而感到幸福洋溢。
（作者Tim Harford是金融時報專欄）
【2010/11/22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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