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14 新周刊
GDP世界第二帶來的貧富困惑
“二”的糾結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人未狂喜。
GDP沒讓中國人膨脹，人均GDP時刻提醒我們自身的處境，中國成了這個世界“最窮的老二”。
我們由此產生的糾結與困惑是──經濟成就與國民福利、階層板結與機會公平、財富權力與社會正義、城鄉差距與地區先富的關系，這是屬于國家的糾結；拜金與仇富、物欲與愛情、金錢與幸福、夢想與生存的矛盾，這是屬于個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存量財富的增長，也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
中國需要與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否則數字上的繁榮，隨時會煙消雲散。
GDP的20種中國糾結
GDP排世界老二，沒讓中國人膨脹，反讓中國人自省──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一個人不能只談錢。金錢是一種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國之禪。
文/黃俊傑
在世界GDP競速賽上，中國無疑是超車高手──我們在2005年超過了英國，2008年超過了德國，2010年第二季度終于超過了日本，成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過，中國用來超車的，是一輛里頭人擠人的公共汽車──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人均GDP才只趕上日本的1/10。《富饒的貧困》作者白南風說中國的改革 有一塊“變心板”，這塊變心板如同公共汽車車門的踏板，車下的人想車上的人往里讓，好讓自己擠上去；車上的人冷著臉，大聲嚷嚷：“里面沒地兒啦，別擠 啦！”
在中國，有90後炫富女在網上發手捧鈔票的炫富帖，稱下等人才擠公交。這就是人人都想擠上這輛跑得飛快的、叫做財富的公共汽車的原因。油錢大家都有份給， 憑什麼唯獨我跟在時代的車輪後吃塵──我們開心，因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們有些不開心，因為人和人也拉開了差距。這就是屬于我們國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糾 結：國家與國家差距縮小，人和人差距卻被拉大了。
這種糾結對于國家，是為十大糾結：糾結于經濟成就與國民福利，糾結于階層板結與機會公平，糾結于財富權力與社會正義，糾結于開發力度與環境保護，糾結于資 源壟斷與市場開放，糾結于城鄉差距與地區先富，糾結于中國制造與創意立國，糾結于西方價值與傳統文化，糾結于外交戰略與國際壓力，糾結于功利的現世與持續 的未來。
這種糾結對于個人，也是十大糾結：糾結于快節奏與慢生活，糾結于拜金與仇富，糾結于攀比與知足，糾結于家庭與事業，糾結于物欲與愛情，糾結于夢想與生存， 糾結于金錢與幸福，糾結于物質化的友誼與理想化的純真，糾結于一線城市的成功學與二線城市的安居夢，糾結于價值迷失與身份焦慮。
GDP排到世界老二，沒讓中國人膨脹，反讓中國人反省。事實上，除開GDP排世界第二，中國還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馬球衣銷量排第二， 結核病耐藥率全球排第二，稅賦負擔排第二，超級計算機性能排第二，人體器官移植數排第二……這些第二名排列起來，描述的是一個說不清的中國。
中國人沒有外國人想象中激動。至少，中國人面對GDP的糾結，早已有正確的共識：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一個人不能只談錢。金錢是一種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國之禪。
貧富困惑與身份焦慮
有人在網上貼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資條：基本工資1300元，扣除養老保險144元、社保198元、失業險18元、醫保36元，加上遲到4次被扣900元，最後實發工資為4元。這4元堪稱中國工薪族的魔幻現實主義。
有評論分析中國人收入現狀，引用了兩份報告──一是北京政協主席會議上一份調研報告，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二是廣東2010年的“社會溫度計”調查報告，居民認為廣東當前存在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資漲得慢。
與薪水成為對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曬全國各地娶老婆成本，廣州要128萬、杭州要178.2萬、上海要200.82萬、北京要202.8萬、 深圳要208萬。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說，“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了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社會保障了生活 的基本需求之際，就是身份的焦慮滋生之時”。在曬工資和曬生活成本背後，是一種心理的比較，有中國工薪階層對生活的焦慮。
這種焦慮也體現在地區的發展不平衡上──學者張維為曾寫文章《GDP鏡子照出什麼樣的中國》，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一個3億人口左右的 “准發達國家板塊”，在這個板塊，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預期壽命均超過紐約，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過了日本和中國香港，住房自有率超過發達國家，人均教育 水平也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整體科技能力高于一般發達國家。
成年人在焦慮自己是社會名流、偽上流社會人士還是弱勢群體，他們的焦慮則傳遞給下一代，成為了“富二代”與“窮二代”的身份焦慮──王朔在《致女兒書》自序的第一句話就說“我們比較關心誰比誰”。安徽省靈璧縣今年曾被曝存在“貧富班”，交3000元錢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調、彩電、DVD，不交錢的孩子只好去擠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是羞 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余華在《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現實的差距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 同的時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許解鈴還須系鈴人──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GDP增長是解決貧富分化的前提。“沒有GDP就是窮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塊 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後再解決好分配，兩者缺一不可。但有個輕重，不要看錯了，以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話，那就是窮平等。”
“窮爸爸”好，還是“富爸爸”好？
一個爸爸說貪財乃萬惡之源，另一個爸爸說貧困是萬惡之本；一個爸爸努力存錢，一個爸爸不斷地投資；一個爸爸相信政府會關心並滿足你的要求，一個爸爸信奉完全的經濟自立；一個爸爸說順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個爸爸問：為什麼不當梯子的主人？
羅拔‧清崎寫的《窮爸爸，富爸爸》，描述了兩種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們經歷的社會環境比作爸爸，這與中國30年的觀念之變何其相似。祖國已是“富爸爸”， 但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富二代。關于國家，過去我們想的是，讓窮爸爸變成富爸爸；現在我們想的是，讓富爸爸繼續當個好爸爸。
當中國的GDP成為世界第二，圍觀的外國媒體前來給中國“捧場”，也許亦懷有“捧殺”的想法──《紐約時報》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聯合早報》說 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章節；《華爾街日報》說這是個從未享有過的地位；《朝日新聞》說日本影響力開始黯淡；《金融時報》說世界將會適應一種新方式。
“趕超”一直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情結。1957年，中國就提出15年內要在鋼鐵和重工業方面趕上英國，然後終于在1995年實現了目標。但這次，中國人對 GDP排名世界第二，則是從民間到政府都態度冷靜── “驕傲的GDP它噌噌地長啊，能給我換來幾包尿不濕嗎？”，是網絡流行歌《鄭錢花》的歌詞。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准，是商務 部的表態；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是國家的態度。
GDP不是萬能的，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更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取代GDP。畢竟，有的 GDP，我們是應該拒絕的──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征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 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表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馬路不斷開拉鏈帶動的GDP，實則是一種退步。
黎巴嫩著名詩人紀伯倫曾經感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 關于GDP的一切糾結與反省，或許皆能讓我們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為讓公民生活更美好。
中國年輕人在世界的哪個坐標點上？
國際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個時代造就一個時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國青春，與王蒙在《青春萬歲》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樹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香港制造》這 部青春悲劇電影的結尾，在青山荒塚之間，廣播里用粵語和普通話分別播放著這段毛澤東在1957年對青春學生的講話。激昂的勵志語調配上悲涼的故事情節，讓 初次看到這部電影的16歲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那時我就開始經歷和思索著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這個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說寫的都是北京城熱愛地下文化和搖滾樂的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其中有好些黑暗的東西，好些掙扎、苦痛，當然，亦包含著青春 所特有的激情和歡樂。一個時代造就一個時代的青春期，我小說里描繪的青春生活，與王蒙在《青春萬歲》里寫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這些年的生活，讓我感覺到，國家除了關心GDP以外，還應該有更多需要關注的東西。比如關注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
因為青春無論在哪個地方、哪個年代，都是純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掙扎與理想主義的，因為青年人代表著國家的未來。然而我認為中國年輕人的處境並 不樂觀，甚至這些年，在大陸的文藝創作都沒有出現更多更真實的描寫年輕人的作品，尤其是在電影方面。青春是藝術里永恆的題材，為什麼在我們這里缺席了？一 個國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視了，那些少年心事難道就這麼不值錢嗎？
我們國家的年輕人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有何區別？我們處在世界的哪個坐標點上？難道我們有與他們競爭的能力和實力嗎？只有數字是最重要的嗎？這都是我感興趣卻無法確切地給出答案的問題，我也在尋找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試圖用幾個小故事來勾勒一下不同國家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
一
我和美國攝影師David在伯克利小鎮的一家典型的美國式餐吧吃飯，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櫃台前的大彩電里播放著運動節目，服務員是來自于附近大學的學生。我點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為了避免浪費，我只好告誡自己“北朝鮮的孩子們還挨餓”。David告訴我，以前美國父母教育孩子別浪費飯菜時會說“吃完它！中國的孩子們還在挨餓呢”。
二
前幾天，我剛作為中國年輕作家在北京參加了一個“中俄青年文學之夜”的活動，認識了幾個同齡的80後俄路斯作家。幾天後，我一個人去俄路斯青年作家們住的 賓館找他們玩，我們邊喝著他們從俄路斯帶來的伏特加邊用英語聊天。他們看起來比參加活動時放松多了。他們紛紛問我關于中國作家、中國年輕人、中國社會等等 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別切伊金問的：“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中國年輕人染綠頭發？為什麼他們看起來都是一個樣子，那麼相似？”
這個問題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說，我原來就染過綠頭發。不但如此，北京還是一個音樂重鎮，各種風格的樂隊應有盡有，punk、skinhead、說唱、重 金屬、電子、迷幻……最後我告訴他們，因為你們沒有去正確的地方。來參加文學之夜的文學愛好者又同時是搖滾樂愛好者的人，幾乎沒有吧。在中國的主流觀念里 面，好像染綠頭發、紅頭發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沒有資格喜歡文學似的。實際上，文學與音樂都是藝術，完全應該交流和共融。
我們又談到了各自的閱讀。中國老一輩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們對蘇聯文學和蘇聯作家們推崇備至，而新一代俄路斯青年作家們則表示，他們不想背負那麼大的壓力，文學除了吸收經典文化外，還應該向前看。
的確，在交流上面，語言的確是個問題，我們都不會說對方的母語，只能通過英語交流。不過，我能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年輕作家和俄路斯年輕作家有許多共性。
三
我在紐約學英語的時候，班上的同學來自于五湖四海，而內地的學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學一起去逛中央公園，我發現他的英語還沒有我的好，帶著濃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對方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他也不急不惱。 這是種良好的心理素質。他告訴我，有一次他跟美國人說英語，對方聽不懂他的話，便問：“您還會說什麼語言？” 他說：“英語。”
他也比較有錢，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錢，另外就是他在紐約打黑工。他說並不太擔心被發現後遣送回國，反正日本人來美國比較方便，停留時間也更長。這給了他們自信。
很快我就發現，班里的韓國學生和日本學生最有錢了，他們經常在學校的食堂里點那種不怎麼好吃卻比較貴的點心來吃；其次就是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同學，他們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國人。
四
我在紐約有個朋友在一家搖滾樂俱樂部工作。每次都有人問她，你是日本人？韓國人？每次她都大聲地告訴他們，她是中國人。她曾被這些提問困擾多年，沒有人相信一個中國女孩能在紐約的搖滾俱樂部里工作得風聲水起。
我去那家搖滾俱樂部玩時，也遇到陌生人問同樣的問題。我說，我來自北京，來自中國。他們立刻就說，哦，我知道北京，辦奧運會的地方。
五
在柏林時，一個年輕的意大利男孩駕車一千公里來看我。他是我的讀者，買過我的小說的意大利版。他說從來沒有來過德國，于是我邀請他來柏林玩。我幫他找了一 家青年旅館。青年旅館的大廳坐著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只有一張看起來鶴立雞群的亞洲面孔，但不用問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陸人。德國的中國人很少，到 處旅行的中國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間有四張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個人住。第二天，房間來了一位亞洲客人。他問我，那位亞洲客人是不是中國人？我說，基本不可能，應該是日本人吧。他後來去問，果然，對方是位日本旅游者。
從硬件上來說，中國年輕人也許沒有足夠的旅費，簽証也是困難重重；從軟件上說，大部分中國年輕人缺乏那種非功利性的、主動的獨自或結伴去旅行的觀念，這就是為什麼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國年輕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國年輕人不再津津樂道買了什麼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覺得我們的年輕人有希望了。
你可曾品尝到GDP的愉悦滋味？
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文/陈旧
GDP世界第二了，离登顶只剩一步之遥，历来宣称的“超日赶美”已成现实，为何上至国家、政府，下至企业、百姓，都全然高兴不起来？
国际上，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猜忌与怀疑：从黄海到南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喜马拉雅山，从哥本哈根气候论坛到美国国会山，大国未必意味着别人的尊重与服从。国际政治博弈中，没有规则制定权，称不上政治大国。
经济上，我们的企业正遭受歧视与排挤，超过2/3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与汇率争端让中国出口企业如在刀尖上跳舞，对外投资也附带 严苛的政治条件。国企规模上已属世界前列，但只是窝里横，走出国门就手无缚鸡之力。世界最大市场与第二经济体，没有世界级企业，称不上经济强国。
软实力上，代表体力发展的奥运金银铜拿了一堆，但智力发展上尚无一个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也不能输出强有力的价值观，称不上文化大国。
个人生活上，上至官员富商，下至白领农民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吴晓波语)，扪心自问，你可曾品尝到GDP发展的愉悦滋味？
一套房子就够你一辈子喘不过气来，何来幸福可言？更何况还要面对高学费、高医疗费、高税费、高失业率与低福利、低安全感。若不能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再高速发展，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GDP不是大国标志
假如GDP是衡量大国强国的唯一标志，或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会重写。
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 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 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当时无论世界各国，还是中日政府，都显然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为何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屡战屡败？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也要看质量如何。200年前的中国人靠生产瓷器、丝绸、茶叶来抵挡英国法国的坚 船利炮、蒸汽机与鸦片攻势，今天的中国人靠生产玩具、袜子、山寨产品来对抗西方的谷歌、iPad、《阿凡达》与空客A380，有何胜算？
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 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此话固然有鼓吹富国必先强兵、唯恐天下不乱的嫌疑，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缺乏竞争力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常在地理课本上夸耀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地尚算大，物绝非博，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话同样适用于今日。
GDP指标的中国特色
不靠谱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统计局首当其冲。
绿豆、大蒜和鸡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还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满足了领导“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2009年京沪深房价翻了 一倍不止，国家统计局却说房价同比只上涨1.5%；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发布，大家都感觉收入“被增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城镇居民失业率，即便在金 融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5%以下，这一数据不要说和日常所见冲突了，和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镇 居民失业率9.4%也相差甚远……
但最有玄机的非GDP数据莫属。每年的地方GDP之和总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有着可观的一段差距，是地方多报，还是国家瞒报，或兼而有 之？中国统计数据的潜规则是能多报的绝对多报，能少报的绝不多报，不唯真，只唯上，一切以领导需要为最高前提，经济学家许小年称之为“制度性失真”。
据悉，国家统计局最近频频找媒体公关，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开放透明度，以求化解公众对统计局数据的层层疑虑，有媒体称，一向高深莫测的统计局也开 始走“阳光男孩”路线了。“阳光男孩”的提法不新鲜，上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2006年就宣称要推进“阳光数据”，4年过去，“阳光男孩”还停留在“ 微小青春期”。
所以许小年打趣说，统计部门存在无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还有日子过，如果是有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干脆失业就算了。
中国GDP数据的另一特色是总量与人均的极大悬殊：这不奇怪，任何宏大数据经过13亿人口一平均，只会变成沧海之一粟。
在世界纷纷鼓吹中国“世界第二”之时，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后，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 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为了让阿什顿亲身体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国责任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观完小村之后，阿什顿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 能确保“真正的发展”，欧盟愿意帮助中国。
因富生骄是愚蠢的，况且以任何一个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远未称得上富裕。
经济增长不意味社会进步
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举行《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 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3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GDP也不是万能的。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尤其当发生于贫富悬殊，利益集团当道的社会。甚至，他们能有效地用GDP增长掩盖社会退步的真相。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今年4月出台了一份报告，探 讨改善GDP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 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这一点中国人尤其体察深刻：30年来，中国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GDP增速，中国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 的高污染和高消耗。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引用前总统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并未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或他们游戏的 欢乐时光；它既未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也不能反映可贵的婚姻稳定；它既不反映公众的智慧，也不包含公务员的廉正。”
这简直是打在国人脸上的七记耳光：为了区区那点GDP，三聚氰胺牺牲了孩子的健康，教育改革让家贫者无力读书，繁重的课业剥夺了孩子们的欢乐时光，诗人们都改行去写房地产广告语了，自家的男人常常睡在别人的床上，公众毫无智慧可言，网上充斥着愤青。
有人提出“绿色GDP(Green GDP)”的概念，它是把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列入考虑后，所计算出经济活动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相关成本，从现行GDP指标中扣除，因 此，绿色GDP数据通常比现行GDP数据要低。如此，中国的GDP增长会不会为负？
也有人提出“金色GDP(Golden GDP)”的概念，为联合国在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中首先提出。主要思路是将文化活动予以价值量化，但难度甚大。这个指标并不普及，但反映有识之士对GDP的一种反思。
官员们的GDP信仰与民众的GDP倦怠
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关注GDP：官员与经济学家。官员们以GDP数字为升迁依据，经济学家则以预测GDP数据为生。媒体常批评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尤其各级官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而是GDP。GDP就是他们的G点。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
GDP主义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尤其在中国身处这样一个由“官僚农业社会”向“官僚工业社会”转化阶段(经济学 家谢国忠语)中。也就是在这种张五常赞许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地政府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在搞开 发区招商引资，都在大拆大建搞房地产，都在大搞政绩形象工程，中国的各级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政府成了公司，不仅不为民众谋利，更与民众争利。GDP是官员政绩的成绩单，经济数据成了政治符号，当民众普遍对政治冷感，久而久之对GDP自然也无动于衷。尤其当这个数据可能造假、被操纵、与你无关之时。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中国的GDP已属世界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设呢？GDP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反映存量财富 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号召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幸福指数”也好，还是新的“绿色GDP”或“金色 GDP”指标，都是把“可持续性”与“人民福利”列入考察，以补现行GDP数据之不足。
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而有效的制度建设，没有这些，再多的GDP也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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