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水準最高的智庫，近十年來在全球化發展方向上迅速邁進，其中有不少經驗對中國的智庫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瞭解美國智庫發展狀 況及其經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最近先後採訪了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等美國頂尖智庫及研究智庫問題的有關專家。
一、世界上智庫最多的國家
根據今年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佈的《2009年全球智庫報告》統計，全球共有6305家智庫，分佈於169個國家，其中北美洲有1912家（占比30%），歐洲有1750家（占比28%），亞洲有1183家（占比19%）。
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研究專案主任詹姆斯·麥根博士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全球範圍內的智庫數量比十年前有了大幅增加，各類智庫在促進國際間 交流、搜集資訊、制定和分析政策方面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強。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北約等，也都逐漸認識到了 智庫在政治決策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麥根說，“當智庫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湧現的時候，許多智庫本身也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它們執行著各自的全球擴張戰略，在國內和國外不斷擴建多個運營中心。這些組織生成了新的智庫網路，以幫助制定和評估政策方針，形成了聯繫各個國家、地區乃至全球民間社會團體的紐帶。”
與歐洲老牌工業化國家英國相比，美國的智庫起步比較晚，但在二戰以後，美國智庫的發展躍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國擁有1815家智庫，數倍于英國的智庫數 量285家。首都華盛頓特區是世界上智庫最密集的城市，總共有393家智庫。此外，麻塞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和弗吉尼亞州的智庫數量都超過100 家。
麥根指出，儘管智庫以不同形式存在於各個不同政體的國家，卻均面臨一個共同挑戰，即如何保存智庫的獨立性和真實性，以便給決策者提供客觀、科學和專業 性意見。他認為這一問題在發展中國家顯得尤其突出，由於發展中國家智庫資金有限，法律不健全，因此在發展中國家，智庫對國家政策制定的影響還十分有限。
二、資金來源多元保持獨立性
布魯金斯學會是多年來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庫，也是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智庫。1916年，羅伯特·布魯金斯同其他改革家們一道，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私 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政府研究學院，旨在推動高效治理，並用科學方法研究政策的制定。該學院分別於1922年和1924年成立經濟研究所和研究生院，並在 1927年將三家機構合併為一：布魯金斯學會。布魯金斯的最初資金來源於卡內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這些支持者們到現在仍然保持著與布魯金 斯的合作關係。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美國智庫在發展早期就意識到在政策制定研究過程中必須要有相對的獨立性，在資金來 源上也就有相應的考慮。“布魯金斯學會每年的預算收入有65%左右是來自民間的捐款，而來自政府部門的資金只占3%～4%，這有助於學會長期保持無黨派的 獨立立場。”李成說，“布魯金斯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資金狀況能夠適應當前及長期研究專案的經費需求，並通過高效的基金管理運作，以確保各個研究專案的正 常進行。”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發佈的年報，學會在2009年度的總資產為3.48億美元。受金融危機影響，資產比2008年度縮水了近15%，但這樣的家底在美國 眾多非營利機構中還算得上是非常殷實的。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經費支出結構也頗為耐人尋味。2009年度占最大比重的支出是外交政策(30%)，隨後是經濟 研究(25%)，全球經濟(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從中不難看出布魯金斯學會放眼全球的定位。
蘭德公司是美國另一家全球聞名的智庫，雖然其研究經費主要來自於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機構，但是長期以來堅持自己只是一個非營利的民辦研究機構，獨立地 開展工作，與美國政府保持客戶合同關係。根據蘭德公司發佈的2009年度財報，公司該年度總收入為2.36億美元，其中20%來自於美國空軍、12%來自 於美國陸軍、19%來自於美國國防部和國家安全機構、17%來自於美國衛生部及相關機構、3%來自於其他聯邦政府機構、7%來自於州和地方政府機構。
蘭德亞太政策中心董事湯瑪斯·麥克諾爾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解釋說，“蘭德公司努力通過擁有不同性質的客戶的形式來保持其獨立性。雖然蘭德的客戶大 部分是美國聯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個客戶而言，比如五角大樓，其內部也有陸、海、空、情報、國防部長辦公室等機構，有許多不同的部門。蘭德通過與不同部門 打交道，來實現一定的獨立性。同時，蘭德還有許多非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及海外的客戶等，而慈善捐贈的支援也使得我們有能力開展更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項目。 ”
三、依託於政府又獨立於政府
綜合考察上述幾家美國頂尖智庫，可以總結出他們在運作方式上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既依託於政府但又獨立於政府，而且智庫內部管理和行業自律管理的機制也很健全。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博士長期致力於智庫問題的研究以及智庫建設的實踐，目前他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研究，是布魯斯金學會的訪問研究員。他指出，儘管蘭德公司等智庫的大部分研究項目與經費來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糟糕，政府完全可以不買單。
王輝耀指出，中國國內輿論對美國智庫的宣傳有一些誤導，使人產生了以下誤解：蘭德公司的大部分項目研究經費來源於美國政府；布魯金斯為奧巴馬政府輸送了大批高層官員。於是一些人得出了以下結論：美國智庫標榜的獨立性很虛偽。
針對這一看法，王輝耀分析說：智庫的核心是政策研究，怎麼可能不跟制定政策的政府密切來往？儘管政府也會拿出少量的專案資金支援智庫，但這並不影響智 庫的獨立性。所謂獨立性是指智庫的獨立性與研究的獨立性。蘭德、布魯金斯等智庫不受美國某一行政機關直接管理，他們的研究員不是政府公務員。之所以受到政 府的重視，主要是因為他們在這個領域的權威與公信力。
王輝耀認為，為確保智庫研究的獨立性，也可通過合理的管理來保證，即將經營與研究分開。當然，如果沒有資金來源的多元化與智庫研究採納機制的完善，這種獨立性可能是表面的。
據蘭德亞太政策中心董事麥克諾爾介紹，蘭德公司現有一個由20多人組成的監事會，以確保機構運轉的獨立性。監事會成員對蘭德公司具有管理支配權力，雖然他們並不擁有蘭德公司的任何財產。
麥克諾爾強調，經過數個階段的演變與發展，蘭德公司已經不再只是專注於軍事與國家安全領域，而成為研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等各方面的綜合性思 想庫。蘭德對其每個研究分部進行定期的審查，包括邀請外部專家參與的獨立審查，審查人員必須按照規定的品質標準嚴格審查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
四、人才積累是核心競爭力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李成表示，決定智庫影響力的最關鍵因素是人才，要看研究人員水準如何。據介紹，布魯金斯學會現有400多位研究人 員，其中有75位資深研究員，還有大約100位客座研究員和近40位訪問學者。李成說，智庫的影響力跟資源有關係，只有經過數十年的長期積累才有人才的彙 聚；從另一方面說，人才會提高智庫的地位，使它真正有話語權，這樣智庫才能左右逢源。
美國各大頂尖智庫極為重視研究人員的培養，智庫成員出入政界已成為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庫將精英輸送到政府機構任職，由研究者變為決策參與者；另一方面也為在政府換屆中的下臺官員提供容身之所。
李成表示，布魯金斯學會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跨黨派的“旋轉門”。“我們處在一個獨立的地位，沒有特別強的黨派色彩。如果民主 黨當政，我們的研究人員更多是共和黨的；共和黨當權的時候，民主黨退下來的人進入我們的隊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獨立性和對政府批評的作用。同時由於 跟前政府官員、現政府官員或者未來政府官員之間緊密的關係，我們並不擔心骨幹人才交替帶來的影響。”
布魯金斯學會目前有17名研究員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大使級以上的要職，包括總統首席亞洲顧問、副國務卿、預算署署長以及駐聯合國大使等。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美國傳統基金會，是美國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之一，傳統基金會曾積極支持過雷根政府，當時基金會有11名成員在雷根政府中任職。在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執政時期，它也是影響其制定對華政策的主要智庫之一。
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德雷克·塞瑟斯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對於他個人而言，傳統基金會主要有兩點很吸引他：“第一，它建立在我強烈認可的一些原 則之上：小型政府、開放市場、強大的國家防禦。內部存在分歧是難免的，但當大家秉持共同的核心理念，留住專家是非常容易的；第二，傳統基金會擁有負責媒 體、政府關係、市場等分支部門，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擔當起所有我不擅長的工作，讓我可以完全將注意力集中在項目研究之中。”
據瞭解，目前大約有來自50多個國家的1600名員工在為蘭德工作，使得整個研究團隊在工作經驗、學術訓練、政治和思想觀念、民族、性別和種族方面相 當多元化。蘭德亞太政策中心董事湯瑪斯·麥克諾爾說，“我們的項目團隊都是從公司的950名專業人員中選拔組成，他們的研究專長幾乎涵蓋了從經濟學和行為 科學到醫學和工程的所有學術和專業領域。同時蘭德善於借助外力——如果要迅速進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開展新課題研究，就必須充分借助各領域專家的才能。”
五、強烈關注中國
目前很多美國智庫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甚至與中國一些大學聯合建立了研究機構，也包括對本土一些智庫進行資助。
據塞瑟斯介紹，該基金會的亞洲研究中心早在27年前就成立了，早於人們開始對亞洲進行廣泛討論的時間。“我們比較早地預見到了亞洲在世界發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對於亞洲的瞭解可以更好地幫助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完善外交策略。”
塞瑟斯說，“我們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在總體上是健康的，無論對於問題的看法一致與否。在符合我們自己原則的基礎上，傳統基金會的立足點與中國和印度政府 的利益保持一致；不符合我們原則的，我們也會保持己見。我們尊重並且受益於我們跟亞洲政府、私人部門代表、學者等的良好關係，但堅持原則對我們而言仍然是 最首要的。”
王輝耀說，中國應該抱著開放的態度歡迎國外智庫在中國的發展，這些國外智庫既可向中國的智庫提供資助並開展合作，也可與中國智庫展開競爭，最終起到了 促進中國社會進步、幫助中國發展的作用。“當然，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開放不意味著不設防。我認為目前中國政府對外資在中國建智庫的態度也是如此，整體態 度是開放而歡迎的，但開放中有謹慎，我認為這也是值得讚賞的態度。”
李成也持相同觀點。他表示，近幾年來，國際頂級智庫對中國研究的最大熱點，集中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特別是在經濟危機下發揮的角色與 作用、中國的國內社會發展等三個方面。為了加強對華研究與合作，布魯金斯學會於2006年設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並在清華大學設立了 北京辦事處，即清華布魯金斯中心。據稱，該中心提供前沿的研究、分析、對話與出版服務，聚焦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中國鄰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僅在 2009年，布魯金斯在華參與舉辦了四次大型的交流活動。
蘭德亞太政策中心董事湯瑪斯·麥克諾爾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介紹說，在冷戰結束以後，亞洲逐漸成為蘭德擴展海外研究的重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設 立的亞太政策中心是針對美國和亞洲的關係以及亞洲面臨的問題展開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的機構。在亞太政策中心近期研究的九個重點課題中，就有三項與中國直接 相關，即“創建美中政策新框架”、“對中國最大的經濟挑戰的分析”和“關於中國如何利用市場機制減少排放物的研究”。此外，有關資訊革命對亞洲社會的影響 的研究也與中國密切相關，蘭德在一年多前還為中國天津濱海新區與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提供了研究諮詢服務，主要探討如何通過著力于新興高技術應用來最好地促 進地區發展和經濟增長。
麥克諾爾稱自己每年大約要有四次訪問中國，其中去年11月中旬拜訪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他認為，兩個機構的人員結構及部分研究領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為兩機構今後開展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希望儘快開展實質性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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