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17

【匯市新聞】英財政部巴德︰經濟可能二次探底

2010/08/17 08:23
財華社深圳新聞中心
英國財政部預算責任辦公室(OBR)的負責人阿蘭-巴德(Alan Budd)周一(16日)指出,他領導下的辦公室認為,英國經濟陷入所謂的二次衰退是有可能的。巴德即將卸任OBR負責人一職。

英國新政府設立OBR的目的是為政府提供獨立的經濟預測意見。不久前,巴德被任命為OBR臨時負責人,今年末巴德的職務將被他人取代。

今天巴德向英國廣播公司(BBC)透露,英國經濟再度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經濟將保持持續增長”。去年第四季度英國經濟才擺脫衰退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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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逐鹿BP:非經濟因素帶來的困惑

2010年08月16日 20:18:07  來源: 新華財經
面對BP出售的資產,中國三大石油公司都有接盤的意願;然而能否成功,依然充滿未知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面臨“換帥”的英國石油公司(BP),“變賣家產”速度正在提速。
8月6日,即將上任的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戴德立(Robert Dudley)提議:出售其在越南、巴基斯坦和委內瑞拉的資產,出售對象可能為俄羅斯石油公司和BP與俄方合資公司秋明-BP(TNK-BP)公司。這意味著對BP出售資產預期頗高的中國公司,或許再一次落空。
8月上旬,記者從中石油集團、中海油集團和中石化集團內部了解到,三大石油集團對BP部分資產很感興趣且均與BP展開了接觸,但尚未達成任何合作意向。“我們對此不予回應。”中海油集團一位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我們願與任何公司展開合作,當然也包括中國公司。”8月5日,BP倫敦新聞辦公室工作人員向《財經國家周刊》重申道。不過該工作人員同時確認:目前還沒有任何關于與中國公司達成合作意向的消息。

3 個月前,BP在墨西哥灣油井發生爆炸,大約490萬桶原油泄露。事故使得BP危機重重, BP此時火線換帥,並變賣資產,其意圖非常明顯。但是,“美國大兵”戴德立的到來能否拯救BP依然充滿未知。BP深海鑽探將何去何從?資產變賣中誰能夠順 利接盤?巨額賠償又將如何應對?係列難題並沒因高層人事變動而消失,BP還處在懸崖邊緣。


臨危受命
即 將上任的BP“掌門人”戴德立現年54歲,其職業生涯非常簡單。1979年,戴德立大學畢業後,進入美國阿莫科石油公司。1998年,BP收購阿莫科,戴德立隨之進入BP。在此之前,戴德立任BP集團執行董事,負責發展俄羅斯的上下遊業務,還曾參與了和中海油在中國南海項目的談判與開發。

在BP,戴德立聲名不顯,直至墨西哥灣事故的發生。

4月20日晚間,BP在墨西哥灣租用的深水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鑽井平臺突然爆炸並引發大火,井下管道破裂導致原油大量泄漏。這一震動業界的嚴重事故,使BP淪為千夫所指,公司陷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

本來,戴德立對其掌管區域內發生的事故也承擔有一定責任,但事故卻為其展示才幹提供了絕好機會。戴德立一方面積極採取措施,封堵油井、清理漏油,一方面採取公關措施,多次向受災民眾作出承諾要賠償損失,極大的安撫了美國社會對BP的憤怒情緒。

或許,戴德立只是做了其應該做的事情,但CEO唐熙華的糟糕表現卻將其襯托得光彩耀眼。
在BP封堵漏油多次失敗之時,唐熙華對外表示:希望漏油盡快解決,他好回歸正常生活。此語一出即遭到惡批。而6月19日,唐熙華居然又被媒體拍到去參加在英國舉行的帆船比賽,這讓白宮和美國民眾怒不可遏。

BP董事會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迅速作出反應。6月23日,BP宣布將阻止墨西哥灣石油泄漏與污物清除的職責,從唐熙華轉交給戴德立,戴德立被任命為BP組建的墨西哥灣海岸恢復組織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現在看來,這或許正是BP董事會決定要戴德立取而代之的前兆。
在 BP內部,戴德立的口碑也不差。2003年,BP在俄羅斯成立合資公司TNK-BP,戴德立任合資公司總裁兼CEO,在其任期內合資公司業績不俗。但在 2008年,戴德立團隊因強硬維護BP利益,與俄方合夥人發生衝突。盛怒之下,俄政府拒絕為戴德立的簽證延期,戴德立最終不得不離開俄羅斯。

這段經歷讓戴德立在公司內部贏得不少加分。在BP發給《財經國家周刊》的一份新聞稿中,公司董事會主席思文凱(Carl-Henric Svanberg)如此評價戴德立:戴德立的工作經歷證明,他是一位在最艱苦環境中依然保持強有力管理能力的企業領袖。

而這也正是BP當下最需要的。危機四伏之下,BP急需要有一位強力領導人來收拾爛攤子。很顯然,戴德立的既往表現讓董事會覺得:這是一位在關鍵時刻帶領公司走出危機的合適人選。
更重要的是,BP董事會需要一位熟悉美國政治、輿論環境的人,盡快扭轉公司在美國的不利境地,而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戴德立,恰恰是再合適不過。

7月27日,BP董事會正式對外宣布了這項任職決定。戴德立接受任命,並表示:“我很榮幸接手重建BP實力和聲譽的工作。”這意味著在BP百年歷史上,CEO一職上將迎來首位“美國大兵”。
據了解,唐熙華將在董事會留任至11月30日,BP計劃提名他為秋明BP公司非執行董事,並支付給他一年的薪水共計104.5萬英鎊作為補償。接受委任後,戴德立將把目前在美國的工作移交給BP北美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麥凱(Lamar McKay),正式走馬上任。

麻煩難了
8月5日,BP倫敦新聞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繼7月中旬“蓋帽法”堵漏見出成效後,目前已經沒有漏油進入墨西哥灣。目前,工程師通過從油井頂部注入泥漿成功降壓之後,將會開始往漏油油井注入水泥,達到將油井徹底封死的目的。

這意味著,BP的堵漏工作基本大功告成,戴德立可以長舒一口氣不必擔心事態會繼續惡化了。在臨危受命之後,戴德立下一步將對BP展開怎樣的拯救?

“我不會低估我所面臨任務的艱巨性。”戴德立在就職任命當天對外宣稱:“BP擁有令同行羨慕的資產,因而保持著強勁的財務活力,我們還有著業內最好的專業團隊。我相信,加以明確的戰略導向,必將使BP走上復興之路。”

現在來看,戴德立的看法還是不免有些過于樂觀。

8月2日,美國政府和BP聯合組成的漏油事件應對指揮小組發布聲明說:科學團隊估計,事故總漏油量為490萬桶,其中410萬桶流入墨西哥灣。聲明同時強調:“這起漏油事件成為全球史上最嚴重事故性漏油事件。”

截 至目前,BP需要支付多少賠償和罰款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根據美國《清潔水法》,罰款尺度依據疏忽程度的不同,定位在每桶1100美元到4300美元之 間,以490萬桶漏油量計算,BP可能面臨最高210億美元的罰款。而這還並不包括民事賠償要求,墨西哥灣民眾如果群起訴訟的話,賠償數額將是“無底洞 ”。

BP會受到什麼懲罰,索賠和罰款能不能承受得了,取決于美國政府的態度。從事故的嚴重性上看,足以使BP傾家蕩產。而即使是這樣,也不足于彌補對環境的破壞”。英國Z.S.Z.極安環境咨詢公司中國區首席代表周躍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不過在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看來,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分析,BP倒掉的可能性不大。

“BP雖然闖了大禍,但目前看還沒有哪一方要求它必須死。BP垮掉,很難有一方是從中受益的,但是不管是美國政府還是受害民眾,都不會輕易放過它,美國政府、議會中的各方力量將在博弈中控制這個度。”陳衛東說道。

下一步,將是戴德立展示其“外交家”本事的時候了。在院外集團密布的美國政治生態下,戴德立需要穿梭外交,避免最嚴重的罰款出現。同時從更長遠看,戴德立需要確保在這件事情之後,美國市場不會對BP另外設防、沿海油氣開發不會對BP徹底關上大門。


中國機會
為籌措因墨西哥灣事故賠償所需資金,BP宣布將在未來18個月裏出售大約300億美元的資產。在大規模賠償要求完全來臨之前,戴德立將需要加速變賣資產的進程。

8月3日,BP宣布了最新的一單交易,以19億美元價格將在哥倫比亞的石油分公司出售給由加拿大塔利斯曼能源公司和哥倫比亞國家石油公司組建的國際財團。在此之前,BP已出售給了阿帕奇公司約70億美元資產。

BP變賣家產,勾起了外界對中國公司的無限遐想。渣打甚至發布報告,建議中石油收購BP。“這將是一項十分劃算的交易”, 渣打認為,中石油有望以每桶油當量不到7美元的代價買到BP的油儲,同時BP的產量將為中國三分之一石油進口提供保障。

《財經國家周刊》從三大石油公司內部處了解到,對BP甩賣資產三大石油公司確實都有接盤的意願,並先後與BP方面就感興趣的資產展開了接觸,但能否最終如願還很難判斷。
但是,BP首輪100億美元資產出售完畢,中國企業卻是空手而歸。

中石化高層證實:在與BP就收購一些優質資產事宜進行溝通後,收購意願遭到了拒絕。外媒報道的中海油將收購BP持有的阿根廷泛美能源(PAE)60%股權一事,中海油新聞發言人也向《財經國家周刊》作出否認,此說法完全為“市場謠言”。

下 一步,BP將有更多資產進行出售。目前披露的消息顯示:在越南價值13億美元的Nam Con Son天然氣項目、在巴基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田包括部分深水設施、在委內瑞拉的三個石油項目股權都是出售對象,同時BP還準備以20億歐元(合26億美 元)出售德國加油站連鎖公司Aral。

這些資產無論哪一項,對中國石油公司都意味著重要的機會。中國石油公司能不能最終有所收獲,依然充滿未知。

陳衛東認為,如果擺在公平的角度上,中國公司應該會有機會,但中國非經濟的因素會多一些。“對一些小的資產,中國公司看不上;大的資產,在出售給中國公司時可能會面臨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BP管理層從處理方便的角度出發,可能不大會優先考慮中國公司。”

這或許正是中國企業面臨的尷尬。即使是資產雄厚,並購交易卻面臨著意想不到的困難。2005年,中海油發起了對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高達185億美元的要約收購,因遭遇多重阻撓最終功虧一簣。

“戲還沒完。”陳衛東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堵漏支出畢竟有限,BP面臨的罰款、賠償額度將決定其生死。(記者 王康鵬 本刊實習記者陳少智對此文亦有貢獻)
插排:

記者從中石油集團、中海油集團和中石化集團內部了解到,三大石油集團對BP部分資產很感興趣且均與BP展開了接觸,但尚未達成任何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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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媒體分析奧巴馬支持率迅速下滑十大原因

環 球時報報道 英國《每日電訊報》 近日發表評論文章稱, 過去的數周對於奧巴馬總統來說是一個惡夢, 美國人的不滿情緒正使執政的自由派精英深感不安, 甚至連左翼人士也開始反對白宮。 反現狀的茶黨運動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崛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奧巴馬許多支持者和獨立人士正在快速地對奧巴馬失去信心, 白宮和民主黨內的左翼派別發生公開的爭吵,美國的保守派力量正日益強大,而自由派力量則越來越弱小和分化。



奧巴馬整個夏季的支持率迅速下滑。
美國拉斯穆森民調機構的每日民調顯示,8月11日強烈支持奧巴馬的選民占24%,而強烈反對奧巴馬的選民占46%,這表明奧巴馬的“支持指數” 為負22,成為其就任總統以來的最低點。文章認為,造成奧巴馬支持率迅速下滑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衆對美國經濟現狀的擔心,美國民衆普遍對高失業率、不穩定的房産市場、高啓的預算赤字感到擔心。美國人越來越對奧巴馬用大政府的手段來解決美國經濟的困難局面持抵制態度,許多人擔心這會導致美國淪 落到和希臘一樣的命運。同時,美國民衆也越來越對奧巴馬冷漠、帝王般的領導風格感到不滿。

《每日電訊報》文章為此列出了奧巴馬支持率下降、總統生涯面臨嚴重麻煩十大原因:
1、奧巴馬總統生涯與美國民衆的生活脫節。
文章以強烈的措辭表示,奧巴馬政府正越來越像法國大革命前法國政府的現代版,鋪張浪費,腐敗,與普通美國人的生活脫節。

2、大多數美國人對奧巴馬的能力沒有信心。
對奧巴馬領導能力缺乏信任是他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進行的民調顯示,近六成選民對奧巴馬能夠為美國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缺乏信心。

3、奧巴馬當選後未能鼓舞美國民衆。
奧巴馬平談、單調,經常是乏味的講演和聲明已不能像他2004年在波士頓民主黨大會上所作的激情講演那樣鼓舞美國民衆。

4、美國正被龐雜的債務吞沒。 
奧巴馬政府正在使美國債務增加,並未就避免出現類似希臘的金融危機提前制訂計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債務在2020年前將占GDP的87%,2025年占GDP的109%。

5、對奧巴馬為恢復經濟所採取的大政府手段的支持已經減少。
奧巴馬政府對困難企業的救助和刺激性開支未能很好地刺激經濟增長或者創造就業崗位,而這些措施卻又極大地加強了聯邦政府的權力。這並不是美國民衆願意看到的。

6、奧巴馬支持醫保社會化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失誤。
奧巴馬全力支持爭議性極大、民衆基礎不牢固的醫保改革法案,成為其處理國內經濟問題的最大敗筆。民調顯示,有55%的選民現在支持廢除這一法律。

7、奧巴馬在處理墨西哥灣原油泄漏事件時軟弱、不堅決。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對白宮的政治破壞將是永久性的。奧巴馬政府在應對這一事件時沒有採取果決的措施,沒有考慮接受國際援助,而只是猛烈抨擊英國石油公司。

8、在奧巴馬政府的領導下,美國的外交政策被弄得一團糟,令美國人感到難堪。
美國民衆很難想起奧巴馬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過任何成就,奧巴馬政府在多個議題上的錯誤舉措削弱了美國的全球大國地位和影響力。

9、奧巴馬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領導混亂。
奧巴馬在阿富汗、伊拉克、反恐戰爭上的領導經常是混亂的,令人難以理解。在阿富汗戰爭問題上,他正確地作出了增兵的決策,但卻莫明其妙地宣佈將在2011年7月前撤軍,從而將主動權交給了塔利班。

10、奧巴馬不相信美國的偉大。
奧巴馬明確表示,他不相信“美國例外論”,他還多次代表美國道歉,而這也嚴重打擊了美國民衆的自豪感。
2010年08月16日 北京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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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南克「霧中駕車」— 全球經濟新洗牌效應

"⋯⋯we also recognize that the economic outlook remains unusually uncertain. We will continue to carefully assess ongoi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we remain prepared to take further policy actions as needed to foster a return to full utilization of our nation's productive potential in a context of price stability."
"the FOMC continues to anticipate that economic conditions⋯⋯are likely to warrant exceptionally low levels of the federal funds rat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我們了解到經濟前景異常不確定。我們將繼續仔細評估目前金融和經濟形勢,我們準備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在保持物價穩定下,促進美國生產潛力全面恢復。」
「以目前經濟形勢而言,聯準會應承諾維持超低利率一段更長時間。」)

這是7 月21日美國聯準會(Fed)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連續兩天在國會聽證會上的演講詞。我把整段原文抄下來,為的是要證明這段講話的重要性。因為柏南克這一席話,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 「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奠定深滬股市連漲7天的威力,柏南克這一句「unusually uncertain」(異常不確定)同樣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大衝擊。

主要的關鍵是,在歐債風暴後,全世界經濟學家正在熱烈論辯,世界經濟是否二次探底或二次衰退之際,柏南克突然表示美國經濟前景「異常不確定」。

柏 南克指出,美國房市仍然疲弱,空置率仍高,強制回收房屋創新高,且對房價與建築投資活動都構成壓力,他強調,美國經濟仍會出現成長,但承認經濟前景充滿了 高度異常不確定。聯準會將仔細評估當前金融與經濟發展,必要時將採取進一步行動,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前提下,全力推動全面恢復美國的生產力。

柏南克沒有承諾要祭出第2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卻暗示必要時會推出一連串刺激措施,這樣的講法與聯準會在6月的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所作的裁示迥異,那時候柏南克信心堅定地認為,美國要執行退市措施,如今突然轉向,似有不尋常意義。

這種經濟決定突然轉向,就好像是駕駛人在濃霧中駕車一般,陰暗而不確定。因此,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一、兩個月前,全世界都在擔心房價過高、投資過剩、經濟過熱的問題,如今又擔心經濟失速墜落、二次探底。

柏南克對世界經濟前景的憂慮,與溫家寶幾乎完全一樣。此時,他們兩人同時出手,卻都是決定下半年經濟大局的關鍵人物。

柏南克在國會作證當天,他的「異常不確定」說,一度令美國道瓊指數盤中大跌185點,收盤時仍下跌109.43點。但是投資人意會到美國不會執行退市方案,經濟政策仍朝向寬鬆方向發展,美股連漲3天,道瓊指數從跌破萬點,漲到10526點,與深滬股市連續7天上漲,完全異曲同工。

目前市場把焦點放在聯準會防止經濟二次衰退的新救市三招上面。

首先,聯準會在利率調整的聲明中,更加具體地指出,「維持超低利率一段時間」,未來一旦經濟再下滑,可能由「一段時間內維持超低利率」改為「長期維持超低利率」。柏南克此舉,只是為了維持市場信心,因為目前利率已接近零,未來即使復甦中斷,美國已無降息籌碼可用。

二是聯準會承諾,可向銀行存放於聯準會的額外資金(約1兆美元)提供較低利率,使銀行可以增加向外放款。
三是重新調整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過去兩年,聯準會約購入1.3兆美元的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或相關資產,目前已停購,並打算逐步減持。未來可能重新再購入MBS,或可購買更多長期國債或其他債券。

聯準會先前稱瘋狂購買國債的行動已結束,如今又改口,顯得出爾反爾,既不利債市穩定,又有損國債的可預測性。這都顯示全球經濟在經歷金融海嘯後,處處顯得衝突與矛盾,這不單是在聯準會的決策,全世界都處於矛盾與掙扎當中。

最顯著的是在救市與退市當中,市場顯著分成兩派,像克魯曼、魯比尼等悲觀經濟大師或凱因斯學派信徒都認為,在經濟數據沒有明確好轉之前,救市的手不可太早鬆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就是很多國家認為救市已收到成效,太早退市,讓經濟復甦的火苖,點亮了又熄滅了。

克魯曼就警告,太早退市、過快執行緊縮,有陷入「第三次長蕭條」的疑慮。倫敦<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夫(Martin Wolf)就說,「緊縮別變成通縮」。他認為,世界經濟仍然相當脆弱,至少是在歐美經濟先進國,千萬不要為了痛懲「壞人」,而不惜讓世界陷入蕭條。他警告,如果各國繼續執行緊縮貨幣政策,將造成全球融資降低,經濟情勢會更雪上加霜。

但是08 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各國救市步調一致,原因是,海嘯襲來,大家先把經濟救起來再說,各國可以齊心協力,但是銀根過度寬鬆,卻衍生許多後遺症,且各國狀況不 同。例如,歐債風暴重創南歐債務國,最近高盛下修美國第2季經濟成長率,美國製造業表現不佳,聯準會下修全年經濟成長預測為3%至3.5%。

但是很多新興國家資金為患,最近IMF(國 際貨幣基金)官員就警告,熱錢流竄,亞洲經濟恐過熱,即使是歐債核心的歐盟,南歐與北歐情勢迥異,今年上半年,歐元急貶,大有利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德國,德 國商業信心的增幅,創下兩德統一以來最高的幅度。而歐盟以外的英國,剛剛宣布第2季GDP的季成長達1.1%,年成長達1.6%,這是4年來最大的增幅。

因此,當柏南克預告美國將繼續執行寬鬆貨幣政策,歐洲就第一個跳出來說不跟進。歐洲央行總裁特里榭(Jean-Claude Trichet) 在23日投書英國<金融時報>說,全球經濟復甦已確立,工業大國應立即落實削減預算赤字與增稅,現在是落實財政可持續性的時候。由此可以看出歐盟與美國完全不同調。

而新興國家則受到熱錢侵襲的干擾,不斷地祭出升息動作,最顯著的是巴西第3 度升息,基本放款利率已達10.85%,印度第4度升息,利率達4.5%,澳洲也升息4次,利率達4.5%,南韓決定升息1碼,南韓公布第2季GDP年增 率達7.2%,新加坡上半年經濟成長率達18.1%,創下空前紀錄。中國上半年也交出11.1%的亮麗成績單,西方先進國與新興經濟體冷熱顯然大大有別。

在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奮力救市後,各國經濟復原的程度都不一樣,新興國家要遏阻熱錢,執行緊縮政策;美國則仍繼續寬鬆政策;而歐洲要削減赤字,又與美國不一 樣。現在美國宣稱要提振出口,竟要中國增加消費,人民幣要大幅升值,又與中國利益槓上了。美國希望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已完全改變過去3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基調。

美國雖然仍是世界經濟的龍頭老大,但是已無「一言定江山」的實力,現在的美國,與10 年前、20年前在世界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是今非昔比了,而中國的角色則不斷在提升。因此,柏南克的「異常不確定」說,影響全世界;溫家寶的「內 外需兼修」,也同樣影響世界。23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又為下半年經濟工作提了「七個繼續」說,重點是在保經濟的穩定增長。

可以確定的是,今年第2 季,歐債風暴困住了全世界經濟的步調,進入下半年,步調可能會更明朗一些,各國經過這一輪調整,優勝劣敗會更加顯著。到目前為止,全球經濟可分成幾個等 級,最差的一級是打入「放牛班」的等級,也就是在金融海嘯後,國家債務出現危機,最慘的如冰島、杜拜、現在的希臘等國。冰島股市在海嘯前是8635點,海 嘯後跌至378點,目前只有5百多點,冰島經濟陷落後,如今沒有一絲轉機。杜拜的泡沫危機也沒有解除,杜拜股市在海嘯前從8047點跌下來,最低是 1429點,目前約1520點,泡沫的調整仍未結束。

歐債風暴後,希臘股市從2932點跌到1383點,如今仍一蹶不振,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仍在掙扎,情勢不易立即好轉。不過北歐的各國卻展現實力,像是丹麥、挪威、瑞典狀況都很好,德國更搖身一變成為歐洲超級大強國。

相反來看,這回經濟調整中,卻看出一些勝出的國家,資金東移跡象顯著。雖然中國打房、調工資、股市陷入大調整,但是,亞洲新興國家卻表現出類拔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菲律賓大選後選出艾奎諾3世,給菲律賓帶來希望,菲律賓股市頻頻寫下新紀錄。泰國在紅衫軍事件告一段落後,泰國股市也寫下842.49點的新紀錄,其他寫下新高價的國家有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與南韓,新加坡今年上半年GDP成長創下歷史新紀錄,股市也將挑戰新高價。

整體來看,亞洲的復甦力道是強勁的,目前弱勢的調整在中國,更弱勢的則是日本,今年6月日本出口成長幅度繼續寫下最低紀錄,日本經濟疲弱,但日圓仍維持強勢,加上日本政經改革無力,今年上半年日本股市從11408點跌到9091.7點,都顯示日本在亞洲的弱勢地位。

除了亞洲復甦力道強勁外,中南美洲情勢也很穩定,智利與委內瑞拉股市是全世界唯2創下歷史新高的國家。智利股市寫下4231.39點的高點;委內瑞拉也漲到65158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經濟也表現相對出色;其他如主辦世界杯足球賽的南非,與一直被排除在歐盟外的土耳其,都是海嘯後的強者。

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經濟成長率超過11%,可媲美中國,當時希臘千方百計把土耳其擋在歐盟外,如今希臘經濟千瘡百孔,土耳其卻迅速邁向復甦。

從這些跡象來看,世界經濟詭譎多變,原來是各國「病況」不同,不能用同一帖藥來治。以金磚四國來說,03年金磚四國快速起跑,創造了輝煌的十年經濟。

如今,油價回跌,俄羅斯在海嘯後受傷最重,巴西則快步向上,中國這一輪調整很明顯,已無先前活力,印度則正在蓄積實力,穩步向上。

不但國與國之間差異拉大,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各個經濟板塊也有不同,像中國深滬股市今年上半年下跌力道顯著,中國股市跌幅為世界第2,這是中國股市開市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窘況;不過深滬股市又出現深市比滬市還強的局面,其中,深圳B股逆勢走高,幾乎創了今年最高價,原來是深圳萬科、中集、張裕、小天鵝、江鈴汽車,古井貢酒股價大漲帶來的新衝擊,其中張裕與古井貢酒大漲力道最威猛。

08年的金融海嘯帶來的巨大衝擊,不但對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對同一個國家不同產業與企業衝擊也大大不同。這是一次大洗牌的行動,輸家與贏家已逐漸分出端倪,台灣今年總體經濟表現是站在贏家這一邊,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帶給台灣的新力量,下半年將逐漸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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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少年用零花錢創業 16歲聚財百萬

2010-08-16 13:23:00 來源: 中國廣播網

16歲時你在幹什麼?忙著做功課還是玩?英國少年克裏斯琴·歐文斯16歲時通過經營公司,賺得他人生的第一個100萬英鎊(約合150萬美元)。

激 勵
歐文斯與父母住在英國北安普敦郡。父親朱利安今年50歲,是一名工廠工人,母親艾莉森43歲,是公司秘書。

7歲時,歐文斯對電腦產生興趣,開始自學基礎網頁設計知識。10歲時,他擁有人生第一台電腦。英國《每日郵報》14日引述他的話報道,之所以想創業,是因為受到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成功故事的激勵。

於是,14歲時,歐文斯利用零花錢開創了第一份事業──建立網站“MacBoxBundle”。他在這個網站上打折出售蘋果公司產品的應用軟件,同時把收入的10%捐給慈善機構。網站建立後僅2年時間,就給歐文斯帶來超過70萬英鎊(105萬美元)收入。

雄 心
雖然網站經營獲得成功,“但我真的想讓自己做些不同的事情,”歐文斯說。
15歲時,他建立廣告網站“Branchr”,為各個網站和廣告商提供交易平臺。“Branchr”僅用一年就為歐文斯賺取50萬英鎊(75萬美元)。

歐文斯通常利用課餘時間工作。他“手下”共有8名員工,全部是成年人,分佈在英國和美國,為公司提供銷售和技術支持服務。歐文斯計劃,明年再開設兩間“Branchr”辦公室。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互聯網和移動廣告行業的領軍人物,”歐文斯說。

方 法
歐文斯說,他喜歡攝影和彈吉他,“我和朋友並不會談論我的成功。對他們來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成功並沒有改變我們間的任何東西”。歐文斯認為,成功沒有捷徑,“努力、決心和動力”必不可少。

讀了歐文斯的故事,不少人在《每日郵報》網站留言。布裏斯托爾網友“托馬斯”說:“幹得漂亮。我認為他的父母教會他勤奮的價值。”網友“肯”則說:“這證明,只要有決心和願望,無論年齡與背景,你都能贏。”
實習編輯: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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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解讀英國央行季度通脹報告

2010年08月12日 13:58 匯通網 
  摘要:英國央行週三發佈季度通脹報告,通脹預期仍有繼續上揚的風險,但經濟確有下行風險。各位經濟學家對這份通脹報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英國央行週三(11日)發佈季度通脹報告顯示,通脹預期仍有繼續上揚的風險,但經濟確有下行風險。央行還表示,已準備好採取進一步的量化寬鬆或加息措施。不過仍需英鎊在一段時間裏繼續維持疲弱態勢以支援出口,2011年第二季度前可能不會收緊政策。

以下是各位經濟學家對英國央行通脹報告作出的評論。

荷蘭國際集團首席國際經濟學家羅伯·卡內爾的觀點

荷蘭國際集團(ING)首席國際經濟學家羅伯·卡內爾(Rob Carnell)認為,雖然增值稅有所提高,但是英國央行週三公佈的通脹報告中,出於經濟增長考慮,會實施額外緊縮政策。因此,增值稅在觸及目標水準前會回落。

Rob Carnell稱,官方對於經濟的預測相對樂觀,認為在接下來兩年內經濟增長接近於3%,儘管在5月的報告中甚至預計經濟將出現下滑。但是我們估計,2011年和20112年的經濟增長幅度大約只有1.5%左右。

隨著經濟的疲軟,通脹下行風險的出現,英國可能會採取比美國規模更大的量化寬鬆政策。

倫敦經濟諮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歐洲經濟學家喬納森·勞恩斯的觀點

倫敦經濟諮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歐洲經濟學家喬納森·勞恩斯(Jonathan Loynes)認為,英國央行此次的通脹報告看起來更有鴿派味道。儘管接下來幾年消費者物價指數預計會提高——尤其反映在增值稅的提高上——但是英國經濟 復蘇的黯淡前景,未來幾年增值稅會下跌。增值稅本身就能反映出緊急預算案中的額外財政緊縮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央行還是預計通脹在接下來兩年內會回落到2%以下。更驚人的是,英國央行可能更傾向於擴大寬鬆政策而非緊縮。當然,英國央行行長金 恩(Mervyn King)重申兩種措施都蘊含著風險。經濟出現明顯的衰弱趨勢,英國央行會出臺進一步的量化寬鬆。但是這些都起不到實質性作用。從長期來看,利率會維持在 較低水準。

環球透視分析師Howard Archer的觀點

英國央行的通脹報告以及央行行長金恩對通脹報告的評論進一步證實,英國央行至少在2011年初之前都將維持0.5%的低利率不變,環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分析師Howard Archer如是說。

他表示,從報告中能進一步看出,無論低利率何時開始上漲,但是這種低利率的時代還將維持很長一段時間。貨幣政策可能需要進一步放寬以抵消大規模且持續的財政緊縮帶來的不利影響。

該機構預計英國央行將在2011年中期左右首次加息,加息幅度為0.75%,到2011年底,利率可能進一步上漲到1.50%。

同時,Archer認為,英國央行很有可能會提高增值稅或是緊縮信貸。

Global Business Payments經濟學家Bolsomat Travelex的觀點

Global Business Payments經濟學家Bolsomat Travelex認為,這份通脹報告沒有多大現實依據。第二季度的GDP貌似提振了市場,看上去好像經濟已經走上正軌了。

Travelex稱,“但是這與金恩今天發表的觀點相矛盾,金恩指出要提高量化寬鬆而不是緊縮貨幣政策。在再次證實了經濟並沒有從黑暗中走出,撤回刺激措施,甚至是緊縮貨幣政策的時機還未到。”

英國企業董事協會首席經濟學家裏奇的觀點

英國企業董事協會(Institute of Directors)首席經濟學家裏奇(Graeme Leach)表示,儘管他對英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大致認可,但是還是對GDP的增長持更加謹慎的態度。

對於通脹方面,他比銀行更加樂觀。他認為隨著失業的擴大會阻礙工資的增長,因此他預計通脹在2011年就能回落到目標區間。

Ernst Young Item Club會員Andrew Goodwin的觀點

Ernst Young Item Club會員Andrew Goodwin認為,通脹報告中提到通脹在兩年內回落,意味著英國央行可能收縮量化寬鬆。

Goodwin指出,是有這種可能存在,但是由於現在對通脹會上升的擔憂不斷升溫,以及經濟存在的不確定性。只有在經濟復蘇下跌出現明顯跡象的時候,英國央行才會進一步購買資產。

Moneycorp分析師Glenn Uniacke的觀點

Moneycorp分析師Glenn Uniacke表示,金恩對經濟前景的暗淡看法,使得英鎊兌美元大跌近1%,因英國央行5月將英國經濟年增長率從3.6%下調至3%。

他認為,英國經濟前景並沒有像金恩預計的那樣黯淡。與歐元區和美國相比,英國的表現可能更值得期待。

2010/08/16

切身的馬克思命題: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切身的馬克思命題: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文/楊照

不論時代如何變化,馬克思思想中一項核心關懷,總還是切題、總還是與我們相關。那就是人與工作之間的關係。

馬克思的基本哲學邏輯背景,來自黑格爾。黑格爾用一套「辯證法」來看世界,認為時間、歷史的「套式」,就是「正-反-合」。一樣東西出現, 累積發展,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本來的東西數量上超過了容許它發展的架構,就轉而成了完全相反的東西。等到相反也發展到極點,原本相反、對立的兩種東西,就 「提升」到另一個架構中,「辯證地」整合在一起了。

黑格爾相信:從最大的「世界精神」的開展,到最小的現實瑣事,只要是牽涉到時間變化的,都依循這樣的辯證法則進行,這是他找到的真理。馬克 思也相信辯證法的普遍真理效度,不過「哲學家解釋世界,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不打算像黑格爾一樣只解釋世界,他要改變世界。

要將辯證法運用在現實上,馬克思就特別看重了辯證法當中的一個階段,那就是從「正」到「反」的那個轉折點。原先「正」的「量變到質變」,竟 然變出「反」來,重要的機制就是「異化」。黑格爾哲學中,「異化」會發生在所有事物上,事物離開了原有的關係,為了說明這種變化,用了「主客」,乃至於 「主奴」的比喻:一個好客的人因為好客,不斷邀請更多的客人,客人太多了,以致於主人失去了主人的地位,反客為主,客人就用最自私的方式搶奪了主人,於是 這個房舍的風格匹變轉為最自私最自我的。馬克思卻將這樣的邏輯比喻拿來當做「異化」的新定義,「異化」是什麼?「異化」就是本來的客人、本來的奴僕,反過 來成了主人。

接著馬克思將這樣調整過的「異化」觀念,運用在現實分析上。他所處的時代,是工業革命在英國開端,「工作」的形式,從個別場坊的獨立運作, 轉變為集中工廠管理,也就是「工匠」傳統快速沒落,而「工人」群體快速成長的時代。年輕的馬克思,很快就敏感地掌握到這變化的焦點──人慢慢在喪失對於自 己工作的控制。

「工匠」擁有的,是具體的技藝,場坊是他的生活,基本上他可以自己決定如何使用技藝,也可以決定如何經營場坊。「工人」擁有的,卻是抽象的「勞動力」,必須在工廠中,透過別人規定的程序,依循集體的、固定的時間表,來出賣「勞動力」。

這是「勞動力」的「異化」,也是「工人」的「異化」。本來工人應該是他自己身上勞動力的主人,支配勞動力,但是在新的工廠制度下,卻反過來變成勞動力在支配工人,決定他的生活,決定他可以怎麼過活。

戲劇性點講:本來工作是過活的一項手段,人為了換取其他生活要件,所以工作;但在新環境下,倒過來變成活著是工作的手段,人為了工作而活著。

馬克思不相信、不接受工作應該那麼重要。如果工作佔據了人所有的時間,工作完了人只能睡覺休息,只能用領來的工資買到根本的吃住所需,人就 被「異化」、被「工具化」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如果人除了工作之外,別無生活,那就進入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循環裡,今天工作領到的薪資,不過就只是保 證明天你還能活著繼續進工廠,繼續提供你的勞動力,那其實不是你活著,而是你的勞動力活著而已。作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個別性」被取消了,你只是以沒有面目 的抽象性勞動力存在著。

年輕、浪漫的馬克思提出了他的夢想:每個人都應該以「個別性」的身分活著,而工作是「個別性」當中重要的部分。沒有人可以再像法國大革命前 的貴族那樣遊手好閒、不事生產,寄生在別人的生產力上,每個人都應該進入新的生產關係裡,貢獻所能。不過一來,工作是尊嚴的,人人尊重工作者,鄙視不工作 的人;二來,工作只佔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時間,工作之餘,每個人都有他自己選擇的生活,去釣魚、去爬山、去寫詩,或去讀柏拉圖。

這是馬克思的夢想烏托邦,即使今天看來,不都還是如此迷人嗎?

更重要的,馬克思不只是編織美夢的幻想者。年歲漸大,他對於工作上的「異化」又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與分析。他看到了新工廠制度中,另外更嚴 重的主奴對調。機器本來是設計發明來服務人的,但在工廠中,尤其是英國快速增加的紡織工廠中,用蒸氣推動的機器反而成了主人,支配工人為它服務。

只要機器一動,工人就失去了自主性,必須以機器的速度工作,不管你原本的能力究竟高於或低於機器的要求,也不管你的身體狀況是否需要減緩速 度,乃至需要休息。甚至為了維持機器不斷運轉,工廠裡還雇用了大量童工,在紡織過程中如果發生斷線情況,童工就靠其嬌小的身材趕緊鑽進機器底下,冒著不停 機可恩能被捲壓的危險,將線頭接上;而且也的確有很多小孩因此受傷、殘廢,乃至喪失生命。

工人服務機器,機器主宰工人,這不是大顛倒、大「異化」是什麼!更進一步分析,為什麼機器管工人,而不是工人管機器?因為機器後面有資本 家,資本家寧可犧牲童工性命,也不願停機。那再問:為什麼資本家會如此殘酷?因為工人付出勞動力賺來的錢,通通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機器在動,資本家就賺 錢,他當然不願意機器停下來。

馬克思提醒:這裡還有另外一種主奴錯亂的「異化」關係。勞動力是工人付出的,沒有勞動力就沒有生產,憑什麼生產成果,卻是由資本家獨享呢? 應該是幫工人實現勞動力價值的工廠與其背後的資本家,自身並不貢獻勞動力的人,現在卻只留勉強能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稀薄工資給工人,自己拿走了其他所 有收入,還擺出一副老闆主人的姿態!

馬克思畢生的努力,用各種方式推動共產主義,根本動機,其實就在扭轉他眼中看到的荒唐「異化」。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要「讓主人重新回來當主人」,工人要能控制自己的勞動力,更要能控制自己的勞動力成果。

今天看待馬克思思想,大概要分成三個不同層次分別處理──他對於如何實踐共產主義的行動計畫、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以及他最根本的邏 輯與價值信念。這三層從具體到抽象,然而其留存的現實意義,卻剛好倒過來,愈是具體的主張,看來愈是過時了;反而愈是抽象的討論,愈有跨越時空的強烈啟發 性。

用革命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取消私有財產,這些主要的行動方案,經過長期、反覆試驗,基本上證明是走不通的。或許該說,這些手段本身製造的問題,往往還多於它們能夠解決的問題。

不過在試驗馬克思行動方案的同時,為了抵銷革命可能帶來的翻天覆地變化,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在進行另外的試驗,看看如何讓這套制度不至於那 麼不公平,不至於那麼邪惡,這方面倒是大有成果。保留了私有財產作為工作誘因,卻開放了資本的所有權形式,讓工人和資本家的角色不再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 另外由政府力量介入,以各種賦稅形式進行財富重分配,並且限制壟斷作法,都大有助於改造資本主義的體質。應該這麼說吧,馬克思的行動方案不再有效,因為馬 克思要對付的那種資本主義已經不存在了,為了避免馬克思預言的革命結局,資本主義在很短的時間內蛻變為馬克思沒有辦法預見到的新修正版本了。

會有這樣的歷史演變,我們還是得感謝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尖銳分析,還有他正義凜然分析「異化」關係的說服力。今天他的思考還是可以提醒我們 去檢驗社會上的工作與薪資應該如何安排才合理,不是也不能將這個問題完全交由市場供需來決定。不過在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上,馬克思畢竟有其視野上的高度侷 限,一百多年來受到了許多批判和修改。例如說,他將價值全歸於勞動力的看法顯然是經不起考驗的,資本有其對於創造價值的貢獻,也應該獲得一定的回饋,不見 得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更重要的,還有企業經營者和管理者的貢獻,也和工人勞動力同等、甚至更加重要,完全不考慮這些因素在創造價值上的作用,整個社 會的經濟體制是無法有效運作的。

我們大可以在這些方面覺得自己比馬克思聰明,但是如果因此就主張將馬克思束諸高閣,那就大錯特錯了。別忘了,馬克思最根本的關懷,反而在今天變動過後的環境下,愈來愈有意義。

愈來愈多人加入在集體上班的體系中,也就愈來愈少人有餘裕決定自己的日常生活流程。不只是傳統的工人,整個服務業系統都假設了我們應該融入 在一套個人無法控制的時間架構下,工作、休息、生活。對於我們每個人「個別性」的消磨威脅,是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降低。尤其是消費的龐大力量加入進 來,人被統納整合得面目模糊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多少人,每天按照時間上班,反覆加班、應酬,弄到分不清究竟還有甚麼真正的「私人時間」,真正空閒下來,也 就只能休息睡覺,頂多加上逛街買東西。不管工作性質傾向於勞動力或腦力的付出,我們都愈來愈像為了工作而活著,不是為活著而工作了。

這時候,馬克思那張似乎總是思考著的大鬍子面孔就值得我們記得了。記得他對於工作與生活的夢想,記得他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個別性」的堅 持,記得他固執要求弄清楚「目的」與「手段」的邏輯立場,記得他對於勞動力付出應得代價斤斤計較的態度。於是透過馬克思,尤其是透過他百餘年前對於工作的 思考,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打造不一樣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與工作目標。

只要人繼續工作一天,馬克思的大鬍子陰魂就會在我們的空間上方繼續漂浮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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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復蘇不會一帆風順


第二季度的失業人數有所減少

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行長星期三說,英國經濟的復蘇之路將坎坷不平,他並調低了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他預測,2011年底之前,英國通脹的壓力會繼續高於先前的預期。此番評論是在美聯儲調低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之後做出的,導致許多國家股市紛紛下滑。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恩(Mervyn King)發佈季度通脹報告時,修正了英格蘭銀行先前做出的經濟展望預測。


他說:「現在預計通脹在2011年底之前會繼續保持在2%以上,通脹延續的時間比今年5月做出的預估長很多。」


此外,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也被調低,部分原因是政府6月份宣布的緊縮措施。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員都批評銀行業不肯借貸。


金恩還說,信貸放寬的速度並沒有英格蘭銀行所預測的那樣快。


他說:「銀行負債表和財務狀況要想恢復正常,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恢復正常之前,這些會成為阻力。但貨幣刺激政策的持續,和英國貨幣之前的貶 值,將成為推動力。展望未來,英國經濟面臨巨大的重新平衡,即從私人與公共消費向凈出口轉移。既要實現這個重新平衡,又要應付那些阻力,可能就意味着英國 經濟復蘇不會一帆風順。」


在此之前,美聯儲星期二做出了類似的預測。IG Index投資公司首席戰略分析師戴維·瓊斯(David Jones)說,這些向世界發出的信號已經很清楚了。


他說:「經濟復蘇脆弱已經得到證實,復蘇之路未來還可能存在一些相當劇烈的起伏。」

但他表示,這並不一定表示世界經濟會再次陷入衰退。


他說:「眼下我的確認為,我們會看到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我們必須一個季度一個季度地看。我認為眼下還不用擔心經濟會再次陷入衰退。」


在英國,房屋價格和消費者信心已有下降,但第二季度的失業人數有所減少,這是個積極的信號,雖然長期失業率依然高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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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全球經濟的斷層

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阻礙最少,也就最不容易管制---訊息加上信用---有必要”再辯證”宏觀瞭解在不受控的”人類貪婪”,是全球財富分配永續發展的環境惡化及經濟發展效率的內在根本動力,就是在管制少管制間進行控制和調整。  

小政府能讓每個人的潛力貪婪心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提高生產效率;
大政府可以抑制”人類貪婪”改善財富分配的不公義,減緩永續發展環境惡化的速度----這就像人體自律神經系統(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經(The sympathetic and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都是必要的機制----不宜”跳出簡單的結論”。 

借用一篇小品文簡單的描述,來說明服務業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必須在農業及製造業的產出的數量能滿足多數人生活需求的基礎上----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數量的增加,當然,是需要"經過管理機制整合",現今的世界要降低失業率,就必須創新的發展出服務業的新需求,然後"經過管理機制整合"才能在新的社會結構中達成動態平衡;否則,類似日本的通貨收縮的現象就必然會來到!!

********
假設一個場景 : 美東德克薩斯州一個小鎮的下午。太陽高照街道無人,經濟成長停滯,每個人都負債,靠信用度日。
這天,有個外來的有錢旅客到達這個小鎮。

他在一家汽車旅館停車,拿出100 元放在櫃台,說他想在這裡過夜,要先上樓看看挑房間。

就在該名男子上樓的期間,店主抓了這100元鈔票,到隔壁肉店,清了他的肉品欠帳。

肉店主有了 100 元,橫過馬路結算了欠豬農的錢。

豬農拿了 100 元,奔向飼料和燃料供應商,也付清了他欠的錢。

那個飼料商,拿到 100 元,趕忙去付清他召妓的錢。
應召女收回了"應收款",又趕到旅館付清她欠的房間錢。
此時這位旅客下樓來了,聲稱客房沒一間滿意的,收回100元後,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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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貨幣及信用----將人類的經濟活動串起來了,當這100元流轉了五次,創造了不同職能的五人"工作機會",這就是杆桿創造就業機會的簡單模式;
但,過度的杆桿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造成信用的喪失引起恐慌,都急著收回欠款,那麼,資金鏈的斷裂,就不可收拾了!!
這次,次級房貸及衍生商品交易(I.E. 其中還有惡意的衍生金融商品詐騙的設計!!),美國政府"從直升機灑錢"的救濟措施,就是讓資金鏈不斷裂並避免喪失信用的恐慌!!
這是救急"周轉"的措施,但,債務不會憑空消失的,必須要靠提供服務或"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是要依靠”創新”產生的---這需要時間及”節約” 償還的!!
現實的經濟活動規模及複雜度,遠遠大過這個寓言故事,可以”自行”運用這個模型辯證---會比較容易”想清楚”已經存在的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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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1 06:18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從世界開始意識到金融動盪即將來臨,距今已有近3年的時間。自那以來,我們經歷了金融領域的地震,經濟活動的崩塌,以及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世界經濟如今已復蘇。但這場危機還遠未結束。
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

正如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在發人深省的新書中所指出的,潛藏的斷層仍未離我們而去*。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麻煩。他的話值得一聽:2005年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年度貨幣政策會議上,他發表了一篇當時頗具爭議、如今卻廣受讚譽的論文,題為《金融發展是否讓世界更危險?》(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他的回答?是的。

我 們已經知道,過去幾年的地震對西方經濟體造成了破壞,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亞洲)卻完好無損。這場地震也摧毀了西方世界的威望。至少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國 家一直在經濟上和智識上主宰著世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見圖表)。迄今為止,新興市場國家的統治者雖然不喜歡西方世界的裝腔作勢,卻尊重其能力。不過現在 已經變了。西方世界再也無法獨自說了算。20國集團(G20)的崛起就反映了國力與威權的新現實。
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GDP增長圖示
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GDP增長圖示

然而,全球格局的改變遠不止於此。這場危機暴露了西方經濟體以及整個全球經濟內部深埋的斷層。我們或許無法避免更多的震盪。
瑞占在書中提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相關的壓力也開始在西歐顯現。我將此看作“交易”(the deal)的終結。那個交易是什麼?

它是二戰後達成的一種安排:
在美國,其核心是充分就業和個人高消費;
在歐洲,其核心是政府提供的福利。
在美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和實際收入停滯不前,早就對這種交易構成了威脅。因此瑞占指出,“在1976年至2007年間,實際收入每增長1美元,最富裕的1%家庭就能得到其中的58美分。”這無疑令人震驚。
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政治回應……是擴大對家庭放貸,特別是對低收入家庭。而這樣做導致了金融崩潰。瑞占指出:“……最近這場危機中(金融部門)的過失包括動機扭曲、狂妄自大、嫉妒、信心錯置以及羊群效應。但在政府的幫助下,這些風險獲得了本不應有的吸引力,而且讓市場無法執行紀律。
全球貨幣成長示意圖
全球貨幣成長示意圖
寬鬆信貸(很大一部分受到住房的支持)的時代如今已經結束(見圖表)。與此同時,在所有的西方國家,個人福利都由政府出資。不過這場危機的財政後果(即赤字大幅上升)將與老齡化的壓力相互作用,讓財政緊縮成為未來數十年的政策主旋律。  股票市場長期熊市,以及失業型復蘇的前景,都進一步加劇了這些苦難。

那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出現政治上的不和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一個務實的中間派——受到詆毀。
右派則呼籲摒棄現代政府制度,回歸18世紀。因此,這是一場政府本身的危機。
世界經濟的內在斷層又加劇了西方經濟體的內在斷層。

瑞占就此指出了兩種風險:
首先是許多經濟體對出口的結構性依賴,尤以日本、德國為甚,現在又加上了中國;
其次是金融體系中未解決的衝突。世界經濟的斷層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國內經濟的斷層相互影響,對觸發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今又加大了危機後重建的難度。

如同瑞占指出的那樣,許多重要經濟體都是圍繞著出口構建本國經濟的,由此產生的對外需的依賴,意味著它們在國內驕傲地得以避免的信貸依賴,卻出現在國外。對它們的束縛,來自於瑞占所描述的“政治強勢,但效率極低的內需導向型產業。問題在於,往日的需求供應國——就全球層面而言是美國,在歐元區是西班牙——如今私人部門負債過重。  因此我們看到它們為了爭奪具有結構缺陷的全球需求的一些份額,而展開了一場零和戰鬥。這對於歐元區的存續,乃至開放的全球經濟,都是一個威脅。

同樣,要讓基於市場的金融體系和基於個人乃至政治關係的金融體系實現一體化,事實證明會極其困難。大規模資金從前者流向後者的情節在危機中宣告結束。這隨後導致了巨額外匯儲備的積累,助長了當前的危機。今天,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已經彰顯無遺,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或許連維持金融業的整合都很困難了。


因此,這場危機可以被視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內部斷層,以及發達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關係斷層的產物。若要在維繫開放型全球經濟的同時,回歸某種形式的合理穩定,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有人認為,當前不堪一擊的經濟復蘇代表著這些任務已經獲得成功,目光短淺就是對他們最好的評價了。
美國內部債務分類圖
美國內部債務分類圖
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巨大的威脅。
一是不能認識到通縮壓力有多麼強大(見圖表)。即便大型新興國家應該完全有能力自保,但過早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最終可能讓世界經濟重新陷入衰退的風險並不小。
另一個威脅是不能確保財政立場、金融部門的管理以及出口依賴的中期結構性轉變,而若要實現持續而健康的全球經濟復蘇,這些轉變是必要之舉。
西方世界不復往日霸主;依靠舉債的西方消費者不復往日的需求源泉;西方金融體系不復往日的信貸來源;經濟一體化亦不復過去30年的推動力量
世界主要經濟體(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必須協力開展深入改革,否則未來幾年世界經濟還將遭遇更多震盪。
*《斷層》(Fault Lines),普林斯頓出版社,2010年出版。
譯者/管婧

英國美國雙雙看淡經濟復蘇前景

www.stockstar.com 2010-8-12 17:36:00

美聯儲小試二次量化寬鬆,英央行下調未來3年經濟增長率。

千呼萬喚中,伯南克領銜的美聯儲終於邁出了第二次量化寬鬆的一小步。

考慮到最近幾個月經濟復蘇步伐變得“更加溫和”,美聯儲繼續堅定地推行“長期超低利率政策,並罕見地決定暫停收縮其資產負債表,通過收購更多國債來維持現有資產負債表中的證券持有規模。這也是美聯儲一年多來首次推出新的“救市”措施。

根據10日發佈的聲明,從8月17日開始,美聯儲持有的機構債和資產抵押債券在到期後回籠的資金,將用於進行再投資並購買較長期國債。另外,美聯儲現持有的國債在到期後也將進行再投資,以確保其賬上持有證券資產的規模保持在2.05萬億美元左右。

換句話說,當局所做的只是暫緩貨幣政策的“被動緊縮”。分析人士認為,類似舉措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效果,在經濟增長放緩趨勢日益明顯和通縮風險抬頭的背 景下,美聯儲的政策立場可能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一旦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美聯儲接下來很可能會重啟大規模的資產收購。

與美聯儲“更加溫和”復蘇的措辭可媲美的是英國央行行長的“波動性復蘇”。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11日向媒體表示,英國面臨“波動性”經濟復蘇,央行這次對經濟增長預期進行了“溫和”下調。

當日,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發佈季度報告說,鋻於英國政府近期採取預算緊縮政策,英格蘭銀行將英國未來3年經濟年均增長率從3%至4%下調至3%。

報告說,英國目前實施歷史最低的利率政策,此外世界經濟正逐漸好轉,這些都是推動英國經濟持續復蘇的有利因素。但是,英國經濟復蘇程度將受到政府採取的鞏固財政措施以及信貸緊縮的影響。

報告預測,由於政府提高增值稅,英國通貨膨脹率在2011年年底前都將位於2%以上的水準。

分析人士注意到,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0日表示,美國經濟復蘇在最近數月出現放緩趨勢。英格蘭銀行一天后即下調英國經濟增長預期,這表明英國央行對英國經濟復蘇前景仍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不過,華爾街知名投資專家吉姆·克雷默表示,美聯儲已經清楚地向市場表明,只要需要,當局願意採取一切措施來促進經濟復蘇。因此,他認為週二的美聯儲聲明對股市有利,應該大膽買入。

金融市場對美聯儲的決定在第一時間做出了利好的解讀,10日早盤一度大跌1.3%的標普500指數在議息聲明發佈後大幅反彈,至收盤時跌幅收窄至0.6%。

但隨著投資人進一步“咀嚼”美聯儲的議息聲明,全球主要股市11日普遍大跌。對經濟二次探底的憂慮,暫時蓋過了對更多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美股指數期貨及歐洲主要股指跌幅一度超過1%,一項亞洲基準股指也大跌1.6%。
(證券之星編輯整理)

英國大選對經濟的影響

英國輿論普遍認為,經濟問題是選民最關心的重點,他們會根據各黨的經濟對策決定如何投票。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教授特拉沃斯指出,在最重要的削減赤字問題上,各黨的政策區別不大。目前歐羅區債務危機所產生的連鎖效應,有可能對英國大選及其後的經濟形勢產生一定的影響。
過 去「太陽永遠不落」的大英帝國的榮耀早已逝去。然而,英國經常自覺與其他歐洲盟國不同而感自豪,這是因為英國認為她與美國有特殊的關係。但從最近幾個公開 場合看來,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已不再,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輕視英國前首相白高敦,重點則放在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身上;白高敦更不如巴西總統盧拉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或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那麼重要。這次大選針對經濟、教育、國家對公民的關係與作用及社會對移民政策等不同的觀點,來制定未來英國政府的政策。同時,工黨在前首相 貝理雅及白高敦的領導下,政府至今一直操縱、有時塗改、甚至通過改變底線,偽造有關失業與移民、教育與經濟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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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6月經濟領先指數月增0.5% 惟動能已減弱

(99/08/11 09:25:12)
精實新聞 2010-08-11 08:40:14 記者 金正平 報導
美國經濟諮商理事會(The Conference Board)10日公佈,英國6月份經濟領先指數(LEI)月增0.5%至103.0(2004=100),連續第15個月上升,7項成份指數當中有4項 呈現正值。4、5兩個月指數分別上升0.7%、0.2%。經濟同步指數(CEI)月增0.1%至103.1,4、5月指數皆上升0.3%。
經濟諮商理事會資深歐洲經濟學家Jean-Claude Manini表示,英國經濟領先指數小幅上揚意味著經濟復甦將持續下去,不過近來成份指數呈現正值的數目減少,顯示動能減弱。Manini認為,消費信心 惡化(特別是與就業市場有關)將使得政府削減赤字措施的衝擊更大。
英國經濟領先指數已攀升逾1年,最近幾個月的6個月期成長率開始減小。
經濟諮商理事會除了編製英國的經濟領先指數外,另外也針對美國、歐元區、德國、法國、西班牙、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與墨西哥等國家編製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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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前景不明 英美房價跌

新頭殼newtalk 2010.08.11 王常和/綜合報導


美國經濟復甦力道薄弱,房價遲遲未能提升;在經濟前景不明下,英國本月房價也逆轉向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由於經濟前景不明,英國和美國接傳出房價下跌的統計數據。英國現在遭遇自去年7月以來房價首次下跌;在美國,位於俄勒岡州中部的本德(Bend),房價自2006年到現在,跌了5成。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週二指出,由於民眾對經濟前景感到不確定,買房意願減低,英國出現自去年7月以來房價首次下跌。該學會還指出,今年7月有8%的房屋仲介商回報房價下跌,這與6月份時有8%的仲介商傳回房價上漲訊息,正是一明顯對比。

有學會會員指出,民眾擔心出現第2次經濟衰退,加上銀行放款的資金仍不足,民眾的信心偏低,住宅用房地產市場因此受到衝擊。

在美國,總部為於西雅圖的房地產資訊網站Zillow報導,近幾年美國房地產價格一路走下坡,位於俄勒岡州中部的本德是全美房價跌幅最大的都會,從2006年到現在,房價已經下跌了超過5成。

不過,在跌深的地區,反彈幅度大的機會高,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網站日前就曾報導,到2014年,本德房價將比現在增加33.6%,位居美國各地房地產復甦最活躍的都會區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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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4

德國帶動歐盟經濟出現復蘇跡象

德國13日公布兩德統一以來最亮眼的經濟成長數字,第2季經濟成長率達到2.2%,並使歐盟第二季成長率達到1.0%,超越只有0.6%成長的美國,創下四年來的最佳成績。然而分析師擔心,歐洲的經濟復甦可能盛極而衰。
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成長加速的消息一度帶動歐洲股市行情上揚,但樂觀氣氛旋即因投資人靜候美國政府公布相關數據而煙消雲散。最近公布的一連串疲弱數字引發美國可能出現二次衰退的疑慮。
布魯塞爾安泰集團經濟學家伯爾塞斯基表示,德國今年第2季的經濟成長率達到2.2%,「自領風騷」。道瓊通訊社先前訪問一些分析師時,他們預估德國第2季的成長率為1.4%。
德國經濟部長布魯戴爾表示,德國去年歷經戰後最嚴重的衰退後,「如今已經締造XL級(特大號)的成長」。這也是自德國1990年統一以來,幅度最大的成長。國家統計局指出,出口量與消費者信心提升,政府的振興經濟計畫,都是原因。
倫敦Markit集團分析師威廉森表示,德國出口創下佳績主要是因歐元匯率偏低,而歐元偏低則是各界擔心濱地中海歐洲國家經濟疲弱所致。他說:「歐元區核心的反彈能否擴及邊緣地帶,或者邊緣區是否會拖累核心區,有待後續觀察。」
德國商業銀行分析師魏爾認為,德國成長主要是因為海外需求增加及利率維持在低檔所致。他說:「這種成長速度不太可能長期保持。」
倫敦Capital Economics的珍妮芙‧麥吉翁表示,歐元區與歐盟的1.0 %成長幅度是「4年來最高的」。歐元與歐盟區今年第一季的成長只有0.2%。美國第二季的成長率是0.6%。
荷蘭銀行的柯尼斯表示,關於「二次衰退」疑慮的焦點已經轉至「大西洋彼岸」,全貌可能足以令人產生誤解。他強調,各國幾乎都在減少開支,未來的路將「漫長而顛簸」,希臘衰退加劇是「適時的警訊」。
【2010/08/1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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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Q2經濟猛 歐元區跟著衝
【經濟日報╱編譯廖玉玲/綜合外電】      2010.08.14 02:42 am    

強勁出口帶動德國上季經濟成長2.2%,創20年來最高紀錄,並引領歐元區第二季經濟成長1%。 (彭博資訊) 德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率達2.2%,意外改寫20年來最高紀錄,帶動歐元區經濟擴張速度創四年來最快,若以歐盟的方式計算,季成長率甚至超越美國表現。  

歐盟統計局13日表示,歐元區16國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第一季成長1%。這是歐元區2006年第二季以來最高紀錄,也優於市場預期的0.7%,遠超過第一季的0.2%。以統計局的方式計算,歐元區上季成長率還超過美國的0.6%。  

和去年第二季相比,歐元區上季成長率達1.7%,是2008年第一季來最大,也高於市場預期的1.4%。第一季年成長率為0.6%。  希臘爆發債務危機後,歐洲各國競相端出撙節支出措施,所幸全球持續復甦,助歐元區經濟恢復動能,尤其是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第二季比第一季成長2.2%,創兩德統一以來最高紀錄,也比市場預估的1.4%好。第一季成長率也由0.2%上修到0.5%。  德卡銀行(DekaBank)經濟學家施勒甚至說,經年化計算後,德國上季成長率高達9%,已經直逼中國與印度的紀錄。  

倫敦花旗集團首席歐元區經濟學家麥克爾斯表示,德國絕對是歐元區經濟的火車頭,但他認為最好的階段可能已經過去,第三和第四季成長速度可能減緩,但不至重陷衰退。  德國政府表示,出口和投資是上季經濟的主要驅動力,民間和公共支出也有正面貢獻。歐元兌美元今年劇貶10%,提高德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歐盟統計局13日公布的另一份資料顯示,歐元區6月進出口都升抵2008年10月來最高,出口比去年同期成長27%至1,379億歐元,進口成長31%至1,354億歐元,貿易順差達24億歐元(31億美元),5月則有33億歐元貿易逆差。  德國聯邦經濟部長布呂德雷在聲明中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新數據顯示,全年成長率很可能超越2%,官方目前的預估值是1.5%。  其他歐元區國家包括法國經濟上季成長0.6%,優於市場預期的0.4%,荷蘭和奧地利均成長0.9%,但義大利僅成長0.4%,西班牙為0.2%,希臘甚至萎縮1.5%。  

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學家魏爾說,部分國家表現不錯,但仍有一些還在和預算與疲弱的成長纏鬥,這讓歐洲央行(ECB)左右為難,應會儘量延長利率不變的時間。  【2010/08/14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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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季經濟擴張加速

【8/13 16:55】

〔中央社〕法國一年多來經濟持續擴張,第二季經濟加速程度超乎經濟師預期,出口需求成長刺激製造業生產和投資。

法國國家統計局今天透過電郵發布聲明,6月截止這一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攀升0.6%,第一季修正後的經濟成長0.2%。

在歷經長達一年的衰退後,法國經濟已連續擴張5季。根據今天的聲明,企業和家庭總投資兩年來首度成長,為國內需求攀升帶來貢獻,出口也隨之增加。

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歐洲第一電台(Europe 1)上表示,「這些數據實在振奮人心。我希望我們進入了良性循環」,私人企業投資活動創造就業機會。

法國是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德國。(譯者:中央社陳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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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富成「搖錢樹」 大學排名增招生本錢

2010-08-14
【明 報專訊】各國大學重視排名榜,除了事關校譽,還因外國學生是許多學校的「搖錢樹」,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不少富裕家庭,樂於把子女送到美英澳加等地的優秀學 府升學。本港資深海外升學專家夏里巴認為,由於世上有多個大學排名榜,大學總能挑選最高名次來標榜本身地位,學生選擇升學時,不需要特別刻意研究某榜排 名,主要還是認真研究心儀的大學、學科與獎學金。

港升學專家﹕不應刻意看排名

夏 里巴指出,目前世界主要有4個組織編訂大學排名榜,其中以英國《泰晤士報》的排名最受一般人看重,因為它的評審相較客觀。《泰晤士報》排名的準則包括學界 互評 (40%) 、企業僱主評分 (10%) 、國際師資 (5%) 、國際學生 (5%) 、師生比 (20%) 、教研人員論文引用率 (20%)。
交大排名中美國學府獨大,在現實中美國亦一直是內地學生首選留學地區。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中國特派員福斯特(Peter Foster)說,中國學生的留學指標主要是考慮獎學金等經濟考慮。他引述一名準備升讀英國或澳洲經濟學博士課程的北京大學女學生說,中國真正優秀的學生 首選美國,部分原因是美國大學設有巨額獎學金,可紓緩研究負擔。該名女學生還說,她的同學絕大多數認為,去英國留學的都是富家子弟,其他人會爭取獎學金, 到美國升學。
明報記者 何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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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3

The unlikely revolutionary

Radical Britain

The unlikely revolutionary

David Cameron’s Britain has embarked on the toughest fiscal tightening and most drastic decentralisation of any big, rich country. The stakes are high. So are the risks

ALEXIS DE TOCQUEVILLE’S chronicles of the Anglo-Saxon world did not stop with America. On a tour of Britain, he was taken with its liberal vigour, decentralised government and “spirit of association”. It came as a relief from the stultifying uniformity that he knew at home in France.


Under Gordon Brown Britain arguably became Europe’s truly Napoleonic state, the real home of dirigisme. More of its public spending now com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han in any OECD country bar New Zealand. Its local government is weaker than nearly any comparable country, including France. The state finances and provides most health care. It bossily decrees where schools can be opened, and how they must be run. Then there is the sheer size of the beast: on OECD figures, public spending made up 51% of GDP in 2009, putting Britain into the same league as continental countries that deplore Anglo-Saxon laissez-faire.
It would have been understandable, if not forgivable, had David Cameron ducked a showdown with Leviathan. The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failed to win May’s general election outright and governs precariously in coalition with the Liberal Democrats. Yet as it approaches its 100th day, the government is turning out to be searingly ambitious in taming the state. It wants to cut public spending more steeply than almost anyone expected. And it intends to make sure that whatever state is left is more local, flexible and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 who pay for it.

The first of these missions is the more obviously radical, out of necessity. The government inherited an economy only starting to climb out of a ruinous recession that had been among the deepest in the G7 and had lasted the longest. Even that tentative upturn relied on unparalleled looseness i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A debt-laden economy emerging from a banking crisis looked vulnerable to a Japanese-style “lost decade” of faltering recovery.
Even worse was the budgetary mess the new government inherited. Labour ran a deficit even during the boom years, and stuck to its expansive three-year spending plans after recession hit. Fiscal stimulus on top of this took the deficit to a record high of 11% of GDP in 2009-10; the IMF forecast in May that it would be the biggest this year among G20 economies. Whoever won the election would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slash the deficit.
The new government decided to do it sooner. After a few days in office, George Osborne, the Conservativ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nnounced cuts to take effect in 2010-11. His coalition partners, the Liberal Democrats, had opposed an early start during the campaign. Bu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reece’s sovereign-debt crisis, they agreed to endorse them.
These first cuts trimmed the deficit by only £6 billion ($9.4 billion), or 0.4% of GDP. But they showed the new government meant business. They also hinted at the pain that lay ahead: spending cuts equal to less than 1% of total expenditure involved reductions of over 5% for some departments.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ich makes up nearly a fifth of total spending, was to be “ring-fenced” for a full parliament, and defence and schools protected in the first year. Overseas aid would rise until it reached 0.7% of GDP in 2013.

The budget on June 22nd set out fuller plans through to 2014-15. Mr Osborne was surprisingly bold in two ways. He decided to clip the deficit at a brisk pace. And he plumped for doing it mainly through spending cuts.


Mr Osborne plans to get the job essentially done by 2014-15. If all goes to plan, the deficit will fall from 11% of GDP in 2009-10 to 2.1% in 2014-15. The structural deficit, which strips out 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ycle, will drop from 8.7% of GDP to 0.8% (see chart). On a similar basis, the government will by then be running a small surplus on the current budget, which excludes net investment (due to be slashed anyway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is is a much faster retrenchment than the previous Labour government envisaged. It planned to return the cyclically-adjusted current budget to balance in 2016-17. Labour’s fiscal consolidation would have amounted to 4% of GDP by 2014-15; Mr Osborne is aiming at 6.3%.

The fiscal squeeze in Britain is less intense than in some smaller European economies, such as Greece. But it is much the biggest and fastest among the G7 economies. The retrenchment planned by America and Japan, the two big economies running deficits comparable to Britain’s, is nowhere near as significant, says Ben Broadbent, an economist at Goldman Sachs, a bank.

Mr Osborne has also nailed his radical colours to the mast by relying on spending cuts for three-quarters of the squeeze by 2014-15, leaving relatively little work for tax rises. In the ten biggest consolidations among rich countries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mid-2000s, just two countries—Canada in the 1990s and Ireland in the 1980s—leaned more heavily on spending cuts,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OECD in 2007.

Daring or daredevil?
If boldness is the test, then the strategy for cutting the deficit cannot be faulted. But though fortune may favour the brave, it can trip up the headstrong. Debate rages—not only in Britain—over whether it makes economic sense to tighten fiscal policy so much, so fast. And austerity plans may not be achievable without ripping vital public services to shreds.
The independent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 which now oversees Treasury forecasts, delivered an encouraging verdict in June on the probabl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udget. Though it trimmed GDP growth forecasts made on the basis of Labour’s policies, from 1.3% to 1.2% in 2010 and from 2.6% to 2.3% in 2011, the downward adjustment was surprisingly small given Mr Osborne’s accelerated fiscal consolidation.

By moving decisively the government has gained credibility with investors worried about Britain’s huge deficit, and yields on government debt have fallen. Moreover, growth was surprisingly strong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with GDP rising by 1.1% compared with its level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The worry, however, is that firms and households burdened by debt are in no mood to invest or spend more, and the extra budgetary restraint could choke off recovery. Confidence indicators for both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have dropped since the budget, spurring fears of a double-dip recession.

In its quarterly take on the economy on August 11th, the Bank of England lowered its growth forecast, but still expects a respectable recovery. Presenting its Inflation Report, Mervyn King, the bank’s governor, playe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Mr Osborne’s extra austerity in the downward revision to growth. The government thinks its harsh fiscal policies will permit more monetary balm, whether through resuming the policy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r keeping interest rates lower for longer. Judging by this week’s report, the central bank is in no mood to tighten policy and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rise in inflation will eventually be doused by spare capacity.
Even if loose monetary policy can ensure recovery in the teeth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the Treasury’s spending plans may simply not be feasible. With interest payments rising because of huge borrowing, and the NHS ring-fenced from real cuts,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other public services face cuts of 25% by 2014-15. If defence and schools are to be spared such harsh treatment—by limiting cuts to 10%, say—the others face a real squeeze of 33%.
Cuts on this scale would be fiercer than an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recise alloca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October 20th, and ministers will be at each other’s throats until then. The row over defence has been especially fierce: a document leaked this month suggested that all three armed forces would shrink dramatically, the RAF to its smallest for a century.

One way to alleviate the squeeze on public services is to intensify it on the welfare budget, which accounts for 28% of all spending. In June Mr Osborne announced savings of £11 billion by 2014-15 (half of it from switching the inflation measure used to uprate benefits). If the government were able to save an additional £14 billion on welfare, unprotected departmental budgets could fall by only 20%, calculates Rowena Crawford of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a think-tank.

But there are limits, it seems, to the new government’s radicalism. It could raise close to £10 billion by 2014-15 by means-testing payments such as child benefit that go to the better off as well as the poor and by scrapping winter-fuel payments and free bus travel for people over 60 (pensioners are anyway gaining from more generous uprating of the basic pension). Or if it dropped ring-fencing of the NHS and postponed its commitment to meet the overseas-aid target, that would reduce overall departmental cuts to 14%, according to the IFS. Both, however, would mean reneging on election pledges.

And this highlights a big concern about the coalition’s fiscal plans: they may be both too bold and too timid. On the economic front, it would be wise to have a plan B in case Keynesian fears about overstringent cuts turn out to be right. And as to spending, a government that preaches radicalism should be ready to tear up election pledges that make little sense.





 
The centrifuge
There is more to Mr Cameron’s radical vision than number-crunching. The other part of this revolution is an agenda for devolving power from the centre.

Britain is one of the most centralised countries in the rich world (see chart 2). The central planning that made sense when it was fighting for survival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giddily retained in peacetim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traumatised by defeat or collaboration, remade their states from first principles, often pushing power away from the tainted centre. In Britain, victory sanctified and strengthened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
Then came Margaret Thatcher, who centralised the country still more politically in order to emancipate it economically. Tony Blair went further, micro-managing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centre through performance targets. When he eventually recanted, his political stock was too low for him to get far. His successor, Mr Brown, was an unenthusiastic devolver, at best.
But decentralisation has now found a home. Blairite reforms, such as state-funded but self-run “foundation” hospitals and “academy” schools, appeal to an ancient Tory reverence for the local, the small and the independent. Giving power away was the theme of the Conservatives’ manifesto for this year’s general election. It flopped politically. Many Tories think they would have won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with a more bread-and-butter campaign.
But that indecisive result has helped the centrifugal cause. Mr Cameron was able to forge a coalition with the Lib Dems precisely because both parties saw the state as overcentralised and overbearing. When they hammered out a joint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the main theme other than austerity was decentralisation. Three areas are in for particularly deep change: education, policing and health care.

In an approach partly inherited from Labour, the new government aims to allow parents more choice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Existing schools are encouraged to switch to academy status, and newly created “free schools”, set up and run by not-for-profit businesses, charities, faith groups, universities, private schools or parents themselves, will be in operation. These will be able to set pay and conditions for staff, deviate from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decide the length of school days and terms, and so forth. The state will pay for premises and provide funding per pupil; poorer children will attract more, so that schools are keen to take them on.

Opponents fret that school quality will vary and middle-class students will benefit most. They complain that supply-side reforms are sucking money from the physical upgrade of existing schools. Even reformers have quibbles. The ban on school providers making a profit seems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 education secretary is ultimately to decide which new schools are approved, which seems unlocalist.

Still, the injection of choice and competition into an unusually rigid school system could transform it. Schools will compete for pupil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far around 160 schools have applied to become academi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60 bids to set up new free schools. The numbers may well increase as the policies take hold.

Of all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police have until now been least exposed to people power. Chief constables are essentially accountable to home secretaries. The public complain that officers sit at their desks rather than patrolling trouble spots, direct victims to support phone lines rather than going after offenders, and show a particular indifference to the supposedly low-level blight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Quis custodiet?
The government’s answer to all this is directly elected “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s” for every constabulary in England and Wales (bar London, where an elected mayor effectively exercises democratic oversight already). Starting in 2012 they will determine priorities for their local force, appoint and remove chief constables and set the budget. The police authorities that purportedly hold constabularies to account now will be scrapped.

Civil libertarians worry that elections will lead to populism in policing. But the commissioners will not be able to create new offences or relax basic rules of conduct for officers. A more likely outcome is that even a democratic mandate will not be enough for commissioners to prevail over police chiefs, most of whom loathe the idea of taking orders from outsiders.
As radical as free schools or police commissioners, but less trailed than either, is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the NHS. Mr Cameron promised obliquely to “trust the professionals”. This has turned out to mean something profound.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 grouped in consortia, are to commission most secondary care. Strategic health authorities and primary-care trusts, which currently do that job, will be ditched, and patients will have greater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GP. The aim is efficiency as well as flexibility: GPs will be given incentives to keep their patients away from costly and unnecessary hospital care.


This may be the riskiest of all the coalition’s plans to shake up the public sector. GP “fund-holding” was pioneered by John Major’s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but it was voluntary. Many family doctors lack the desire or the aptitude to manage large budgets. The stakes are enormous: commissioning involves most of the NHS’s roughly £100 billion annual budget in England. It is also another wrenching reform to the NHS, and comes from a party that deplored such disruptions under Labour.

The government’s drive to give power away does not stop at these three public services. Welfare is also being overhauled: paying firms and charities to help the unemployed into work will continue, and a fundamental benefits reform is mooted. There will be more elected mayors, fewer MPs and more citizen initiatives.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to train and fund community organisers. And, in a glasnost to complement the perestroika of decentralisation, more data is being put online.

Where does this radicalism come from? Ruddy-faced and shire-bred, Mr Cameron looks and sounds like the stolid, middle-of-the-road High Tory he is often thought to be. Part of the answer lies in the company he keeps. Among the most evangelical of the Tocquevillian Tories is Steve Hilton, Mr Cameron’s strategist. A former advertising man who grew intrigued by the potential of businesses and other non-state organisations to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he joined his old friend’s campaign to remak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Mr Hilton works closely with Oliver Letwin, a cabinet-office minister no less eager to strip power from the centre. Downing Street’s policy unit is run by James O’Shaughnessy, who came up with much of what is now the new schools policy in his previous life as a think-tanker. His colleague, Rohan Silva, is perhaps the most ardent centrifugalist of the policy advisers. In opposition Mr Hilton, Mr O’Shaughnessy and Mr Silva travell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America) to study decentralised govern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action (see article). The fruits of this shuttle wonkery are strewn through the coalition’s programme.
There are, of course, problems with the programme. Many of the boldest idea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tested. The Tories’ faith that civil society can take on the burdens of the state may be more touching than realistic. And even if the policies are sound, resistance to them will be ferocious. Britons dislike public services that vary in quality according to a “postcode lottery”. Unions will test the government’s resolve. Many civil servants will fight th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Whitehall.

Giving up power also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alition. David Miliband, the favourite to become the next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once spoke of “double devolution”. Power, he said, should be given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where possible from government of any kind to ordinary people. The Tories are keen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transfer; the Lib Dems prefer the first (and have a strong presence on many local councils). This could cause clashes.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of emphasis between those Tories who yearn to shrink the state, such as Mr Osborne, and those focused on decentralising it, such as Mr Hilton. Reform often costs money in the short run.

Yet with all these caveats, the new government’s vision of a looser state,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reform virtually all the public services at once, is boldly outlined. Add in the even more daring plan to cut the fiscal deficit, and Britain is in for a breathless and convulsive few years. Now and then, British elections are epochal, setting the tone for other countries, too. One such took place in 1945, whe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got going. Another, in 1979, loosed Margaret Thatcher on a waiting world. By producing a ruling coalition that is as radical in redefining government as it is in cutting it, the election of 2010 may prove another turning point.

Let's hear those ideas

Social innovation

Let's hear those ideas

In America and Britain governments hope that a partnership with “social entrepreneurs” can solve some of society’s most intractable problems



POLICYMAK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re keen on a new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society’s troubles. On July 22nd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listed the first 11 investments by its new Social Innovation Fund (SIF). About $50m of public money, more than matched by $74m from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will be given to some of America’s most successful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work in health care, in creating jobs and in supporting young people (see table).


Although the SIF accounts for a tiny fraction of the federal budget, the fund embodies an approac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spread throughout government. The fund is one of several efforts to promote new partnerships of government, private capital,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ublic, pushed by the White House’s Off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SICP), which Mr Obama created soon after taking office.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another fund, i3 (for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ash prizes for novel answers to social problems.

Three days earlier David Cameron,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gave a speech in Liverpool outlining his vision of a “Big Society”. At its heart, he sees a similar partnership to Mr Obama’s. A Big Society Bank will “help finance social enterprises, charities and voluntary groups through intermediaries”, which sounds very like the task of the SIF. The government, said Mr Cameron, urgently needs to “open up public services to new providers like charities, soci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so we get more innovation, diversity and responsiveness to public need” and to “create communities with oomph”.


A new name for brains and money
“Social innovation” is the increasingly common shorthand for this approac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t differs from the fashion in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for contracting out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to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groups in order to cut costs, in that it aims to do more than save a few dollars or pounds—although that is part of its attraction. The idea is to transform the way public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apping the ingenuity of people in the private sector, especially social entrepreneurs.

A social entrepreneur is, in essence, someone who develops an innovative answer to a social problem (for instance, a business model for helping to tackle poverty). A decade ago the term was scarcely heard; today everyone from London to Lagos wants to be one. Social-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s are invariably the best attended events for students at leading business schools.

The idea behi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that fresh, businesslike ideas will bring about a productivity miracle in the “social sector” (public services plus charity)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began in business in the 1990s. Already, a growing number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have made a mark. The best known is probably Muhammad Yunus, the Bangladeshi founder of Grameen, a microfinance bank, and winner of a Nobel peace prize. Another prominent example is Wendy Kopp, the founder of Teach for America, which puts thousands of recent graduate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to work as teachers in some of the country’s worst schools.

However, so far the enthusiasm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as run ahead of its effects. The problem has not been a lack of good ideas (even if plenty of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in truth conventional charity workers). Innovative projects have ameliorated seemingly hopeless social troubles, for instance by reducing rates of reoffending by former prisoners or by helping children from the rougher parts of American cities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e problem is instead one of speed and scale. Successful innovations have spread only slowly, if at all. In business, entrepreneurial firms that do well grow fast; b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oes not yet have a Microsoft or a Google. Policymakers hope that with encouragement from the state social entrepreneurs’ best ideas can be spread faster and wider.

Politicians’ interest in social innovation has been sharpened by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governments’ finances. Even sustaining today’s public services out of taxes alone looks impossible. Fresh ideas that promise as much, or more, for less are welcome. “The silver lining in any economic crisis is that it can force government to take necessary steps that, in more comfortable times, would fall victim to inertia,” explains New York’s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in a foreword to a new book, “The Power of Social Innovation”.

This book is a sort of bible of social innovation, full of exampl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successes. It sets out both the potential of the partnership approach and the huge difficulties it will have to overcome. Its author, Stephen Goldsmith, is a Harvard professor, but his insights come from experience. As Republican mayor of Indianapolis, he won a reputation as a leader of a new breed of reform-minded American city bosses. His obsession with value for public money led him to fire 40% of the city’s non-uniform workers. He improved quality and cut costs by letting private firms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sector to supply many of the city’s service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0 he joined the administration, helping to shape George Bush’s plan to hand provision of some services to faith-based groups.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which now oversees the SIF.

Mr Goldsmith says that society 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fourth stage of how it addresses its thorniest problems. In stage one,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caring for people was largely left to families and charities. In the second stage, marked by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the Great Society 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took on the job of ending poverty.

Private efforts were largely crowded out. In stage three the state tried to foster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rough competitive outsourcing, but although this sometimes made a big difference (as in Indianapolis), too often the partnerships were too prescriptive and highly focused on cost-cutting. In the fourth stage government will tap the abi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to deliver “disruptive,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Now Mr Goldsmith is getting his hands dirty again: Mr Bloomberg “made me an offer I couldn’t refuse” to be New York’s deputy mayor for operations. His task is to build on the mayor’s work in social innovation, which has clearly influenc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r Bloomberg took office in 2002 thinking he could run the city much as he had run the media company that bears his name. He even had all his senior staff sit in an open-plan office with himself in the middle. But the mayor was soon frustrated by a system hostile to innovation.

So, among other things, he bypassed that system by creating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Opportunity (CEO), which invests a mixture of public and philanthropic mone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 ideas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particularly by emphasis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s are selected by competition. The winners get some public money—their merits having been proven to the city’s risk-averse bureaucrats. For instance, they have backed a controversial set of experiments to encourage the poor to be vaccinated or to pass exams by rewarding them with cash. The CEO, with the Mayor’s Fund to Advance New York City, received one of the first grants awarded by the SIF: $5.7m to replicate five anti-poverty programmes in seven other cities, including Memphis, Newark and Tulsa.

Indeed, the CEO inspired the SIF, says Mr Goldsmith, who influenced the SIF’s design. There is, however, a difference. New York’s scheme emphasises taking risk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high failure-rate typical in a venture-capital fund. The SIF, despite its name, focuses less on risky innovation than on imitation. Its purpose is to find social innovations that have succeeded on a small scale and to help them have a far bigger impact. Officials call this “investing in what works”.


Working out what works
But how do you know that an innovation works? Businesses have profit; the social sector lacks a similarly simple yardstick. Often the things that are easiest to measure—say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hrough the door of a community centre—tell you nothing about an activity’s effects. Finding better ways to measure the social impact of public spending i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OSICP, which has been working on this with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of the Budget. Officials sa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e continuing challenge will be “to figure out what types of evaluation work at which stage of the scaling-up process”, says Sonal Shah, head of the OSICP.

Requiring private capital is another way to bring rigour: its suppliers are used to weighing up the returns from competing uses.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money allocated in July by the SIF came from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was an important vote of confidence. For similar reasons, the SIF is relying on non-profit intermediaries to scale up promising ideas. These bodies are less likely to fall foul of political pressure and risk-aversion when choosing which social entrepreneurs to back.

As well as the CEO, the fund chose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and New Profit, two of the leading intermediaries creat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philanthropists. These people take a businesslike approach to giving that The Economist christened “philanthrocapitalism” in 2006. Both organisations invest donors’ money in a portfolio of non-profit groups. They take a close interest in the growth of these groups and measure their performance obsessively.
In building his Big Society, Mr Cameron also expects to rely on such intermediaries, of which the Big Society Bank is likely to be foremost. Indeed, in some respects Britain may be ahead of America in using public funds to driv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Unlike America,” notes Mr Goldsmith, “Britain has benefited from a decade of deliberate thinking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with the social sector.” A new corporate form, the public-interest company, has given British social entrepreneurs greater flexibility in using the profit motive to scale up social innovations. America is starting to follow suit, with the B-corp, a hybrid of for-profit company and non-profit organisation.

Britain created a special government office to work with non-profit groups several years ago, when Tony Blair was prime minister. However, the 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 often seemed more concerned with giving voice to the concerns of the charity establishment than with tapping the idea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Whether its rebranding as the Office of Civil Society by Mr Cameron heralds a departure from such staid ways remains to be seen.

The British have also experimented with social-innovation funds. In 2000 Mr Blair established a Social Investment Taskforce, many of whose proposals to build up the private social sector were adopted. However, as Sir Ronald Cohen, a private-equity tycoon and philanthropist who led the taskforce, now concedes ruefully, “a disappointment was tha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ccepted policies but never implemented them as they should have done.” For instance, it did not use money in long-dormant bank accounts to capitalise a “social investment bank”. Mr Cameron has promised to use about £250m ($390m) of this to set up the Big Society Bank.
The details of what the bank will do, though, remain unclear. Sir Ronald’s plan was to use public funding to draw in lots of private capital, both for-profit and philanthropic, to scale up successful social-entrepreneurial ideas. At his taskforce’s recommendation, tax breaks were created for funds investing in poorer districts, which inspir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reation of Bridges, a (for-profit) venture fund.

A potentially even more important British innovation appeared recently: the social-impact bond. This is a derivative ti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that is trying to tackle a difficult social problem—in the first instance, reducing the rate of reoffending by young prisoners. Private investors hand money to the selected organisation (including, in this case, a charity, St Giles) which then has the long-term capital to scale up its model without having to spend a lot of time raising funds. Depending on the recidivism rate,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investors in the first bond a return of 7.5-13%—or nothing, if the promised improvement is not achieved. In many ways the social-impact bond epitomises the new approach to social ills. It provides long-term funds for promising ideas; it transfers risk to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and it costs public money only if the scheme provides specific social benefits.

Sir Ronald was a founding investor with David Blood, a business partner of Al Gore, and Stanley Fink, a big donor to Mr Cameron’s Conservative Party, in Social Finance, which aspires to become the Big Society Bank and which developed the social-impact bond. He believes that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this sor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How about a social impact bond to fund literacy programmes in Africa?” he suggests.

Whether such bonds can attract enough profit-seeking money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remains to be seen, says Geoff Mulgan, an adviser to Mr Blair who now runs the Young Foundation, a London think-tank. The money for the first bond came largely from philanthropists, who will be delighted if they make money but not too upset if they don’t. But there is not enough philanthropic capital around to create a big enough market for the bonds, so the true test is to attract for-profit capital, says Mr Mulgan. One useful change would be for regulators to make it clear to trustees of foundations and pension funds that “social-impact investments” are a legitimate asset class, says Sir Ronald.

In America the OSICP also has high hopes that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use cash prizes to encourage social innovation. Until recently, the only arms of government allowed to create such “incentive prizes” were NASA, the space agency, and DARPA, a research arm of the defence department. Legal changes pus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low every department to do the same. The difficult bit is to define the contest precisely enough to reward genuine innovation that is truly useful—which is easier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s than for social ones.

The OSICP also hope to ginger up social innovation through two things usually seen as more worthy than effective: open government and volunteering.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leasing lots of once-restricted data, which OSICP says is allowing it to tap into the same crowdsourcing movement that gave birth to Wikipedia. And Patrick Covington,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said recently that his agency would no longer judge its own performance by the number of volunteers or the hours they put in but by their effect.

Tea and company in Southwark
In Britain too, Mr Cameron has high hopes for volunteers. Participle, a business formed by two social entrepreneurs, Hilary Cottam and Charles Ledbeater, is trying to redesign the welfare state “bottom up”. A successful pilot, Southwark Circle, built social networks of helpful neighbours for old people living on their own in inner London. “We have seen that using limited resources to enable a social life has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he time and talent of friends, neighbours and family can more than meet material needs,” says Ms Cottam.


Wanted: civic entrepreneurs
Within five years, says Ms Shah of the OSICP, the administration aims to prove the worth of the innovation-fund model, to develop good measures of performance and to have every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inking about this new approach to social innovation. Mr Cameron’s coalition government is at least as ambitious.

The biggest obstacle in both America and Britain is likely to be the inertia of the bureaucratic, rule-bound public sector. “I can think of 1,000 innovations,” said Mr Goldsmith soon after starting his new job in New York. “I have not yet had an innovative idea in any meeting that was legal.” Governments seem particularly bad at shifting money from old budgets to new ones,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the SIF has started with a paltry $50m. Every government agency should be required to put 1% of its budget into innovation funds, argues the Centre for American Progress, a think-tank with strong ties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Young Foundation has proposed the same policy in Britain.

There are also powerful political pressures in favour of the status quo to be outmanoeuvred. For instance, America’s teaching unions have been fiercely opposed to many education innovations pushed by social entrepreneurs, including charter schools, and to the billionaire philanthrocapitalists who help finance them, such as Bill Gates and Eli Broad. There have been criticisms of the grant to New Profit because its founder, Vanessa Kirsch, once hired Michelle Obama.

Success may depend on the emergence of a subgroup of social entrepreneur that Mr Goldsmith calls “civic entrepreneurs”, who can navigate the treacherous waters of bureaucracy. Candidates should apply for a government job at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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