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16

切身的馬克思命題: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切身的馬克思命題:為了生活而工作、還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文/楊照

不論時代如何變化,馬克思思想中一項核心關懷,總還是切題、總還是與我們相關。那就是人與工作之間的關係。

馬克思的基本哲學邏輯背景,來自黑格爾。黑格爾用一套「辯證法」來看世界,認為時間、歷史的「套式」,就是「正-反-合」。一樣東西出現, 累積發展,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本來的東西數量上超過了容許它發展的架構,就轉而成了完全相反的東西。等到相反也發展到極點,原本相反、對立的兩種東西,就 「提升」到另一個架構中,「辯證地」整合在一起了。

黑格爾相信:從最大的「世界精神」的開展,到最小的現實瑣事,只要是牽涉到時間變化的,都依循這樣的辯證法則進行,這是他找到的真理。馬克 思也相信辯證法的普遍真理效度,不過「哲學家解釋世界,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不打算像黑格爾一樣只解釋世界,他要改變世界。

要將辯證法運用在現實上,馬克思就特別看重了辯證法當中的一個階段,那就是從「正」到「反」的那個轉折點。原先「正」的「量變到質變」,竟 然變出「反」來,重要的機制就是「異化」。黑格爾哲學中,「異化」會發生在所有事物上,事物離開了原有的關係,為了說明這種變化,用了「主客」,乃至於 「主奴」的比喻:一個好客的人因為好客,不斷邀請更多的客人,客人太多了,以致於主人失去了主人的地位,反客為主,客人就用最自私的方式搶奪了主人,於是 這個房舍的風格匹變轉為最自私最自我的。馬克思卻將這樣的邏輯比喻拿來當做「異化」的新定義,「異化」是什麼?「異化」就是本來的客人、本來的奴僕,反過 來成了主人。

接著馬克思將這樣調整過的「異化」觀念,運用在現實分析上。他所處的時代,是工業革命在英國開端,「工作」的形式,從個別場坊的獨立運作, 轉變為集中工廠管理,也就是「工匠」傳統快速沒落,而「工人」群體快速成長的時代。年輕的馬克思,很快就敏感地掌握到這變化的焦點──人慢慢在喪失對於自 己工作的控制。

「工匠」擁有的,是具體的技藝,場坊是他的生活,基本上他可以自己決定如何使用技藝,也可以決定如何經營場坊。「工人」擁有的,卻是抽象的「勞動力」,必須在工廠中,透過別人規定的程序,依循集體的、固定的時間表,來出賣「勞動力」。

這是「勞動力」的「異化」,也是「工人」的「異化」。本來工人應該是他自己身上勞動力的主人,支配勞動力,但是在新的工廠制度下,卻反過來變成勞動力在支配工人,決定他的生活,決定他可以怎麼過活。

戲劇性點講:本來工作是過活的一項手段,人為了換取其他生活要件,所以工作;但在新環境下,倒過來變成活著是工作的手段,人為了工作而活著。

馬克思不相信、不接受工作應該那麼重要。如果工作佔據了人所有的時間,工作完了人只能睡覺休息,只能用領來的工資買到根本的吃住所需,人就 被「異化」、被「工具化」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如果人除了工作之外,別無生活,那就進入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循環裡,今天工作領到的薪資,不過就只是保 證明天你還能活著繼續進工廠,繼續提供你的勞動力,那其實不是你活著,而是你的勞動力活著而已。作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個別性」被取消了,你只是以沒有面目 的抽象性勞動力存在著。

年輕、浪漫的馬克思提出了他的夢想:每個人都應該以「個別性」的身分活著,而工作是「個別性」當中重要的部分。沒有人可以再像法國大革命前 的貴族那樣遊手好閒、不事生產,寄生在別人的生產力上,每個人都應該進入新的生產關係裡,貢獻所能。不過一來,工作是尊嚴的,人人尊重工作者,鄙視不工作 的人;二來,工作只佔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時間,工作之餘,每個人都有他自己選擇的生活,去釣魚、去爬山、去寫詩,或去讀柏拉圖。

這是馬克思的夢想烏托邦,即使今天看來,不都還是如此迷人嗎?

更重要的,馬克思不只是編織美夢的幻想者。年歲漸大,他對於工作上的「異化」又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與分析。他看到了新工廠制度中,另外更嚴 重的主奴對調。機器本來是設計發明來服務人的,但在工廠中,尤其是英國快速增加的紡織工廠中,用蒸氣推動的機器反而成了主人,支配工人為它服務。

只要機器一動,工人就失去了自主性,必須以機器的速度工作,不管你原本的能力究竟高於或低於機器的要求,也不管你的身體狀況是否需要減緩速 度,乃至需要休息。甚至為了維持機器不斷運轉,工廠裡還雇用了大量童工,在紡織過程中如果發生斷線情況,童工就靠其嬌小的身材趕緊鑽進機器底下,冒著不停 機可恩能被捲壓的危險,將線頭接上;而且也的確有很多小孩因此受傷、殘廢,乃至喪失生命。

工人服務機器,機器主宰工人,這不是大顛倒、大「異化」是什麼!更進一步分析,為什麼機器管工人,而不是工人管機器?因為機器後面有資本 家,資本家寧可犧牲童工性命,也不願停機。那再問:為什麼資本家會如此殘酷?因為工人付出勞動力賺來的錢,通通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機器在動,資本家就賺 錢,他當然不願意機器停下來。

馬克思提醒:這裡還有另外一種主奴錯亂的「異化」關係。勞動力是工人付出的,沒有勞動力就沒有生產,憑什麼生產成果,卻是由資本家獨享呢? 應該是幫工人實現勞動力價值的工廠與其背後的資本家,自身並不貢獻勞動力的人,現在卻只留勉強能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稀薄工資給工人,自己拿走了其他所 有收入,還擺出一副老闆主人的姿態!

馬克思畢生的努力,用各種方式推動共產主義,根本動機,其實就在扭轉他眼中看到的荒唐「異化」。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要「讓主人重新回來當主人」,工人要能控制自己的勞動力,更要能控制自己的勞動力成果。

今天看待馬克思思想,大概要分成三個不同層次分別處理──他對於如何實踐共產主義的行動計畫、他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以及他最根本的邏 輯與價值信念。這三層從具體到抽象,然而其留存的現實意義,卻剛好倒過來,愈是具體的主張,看來愈是過時了;反而愈是抽象的討論,愈有跨越時空的強烈啟發 性。

用革命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取消私有財產,這些主要的行動方案,經過長期、反覆試驗,基本上證明是走不通的。或許該說,這些手段本身製造的問題,往往還多於它們能夠解決的問題。

不過在試驗馬克思行動方案的同時,為了抵銷革命可能帶來的翻天覆地變化,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在進行另外的試驗,看看如何讓這套制度不至於那 麼不公平,不至於那麼邪惡,這方面倒是大有成果。保留了私有財產作為工作誘因,卻開放了資本的所有權形式,讓工人和資本家的角色不再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 另外由政府力量介入,以各種賦稅形式進行財富重分配,並且限制壟斷作法,都大有助於改造資本主義的體質。應該這麼說吧,馬克思的行動方案不再有效,因為馬 克思要對付的那種資本主義已經不存在了,為了避免馬克思預言的革命結局,資本主義在很短的時間內蛻變為馬克思沒有辦法預見到的新修正版本了。

會有這樣的歷史演變,我們還是得感謝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尖銳分析,還有他正義凜然分析「異化」關係的說服力。今天他的思考還是可以提醒我們 去檢驗社會上的工作與薪資應該如何安排才合理,不是也不能將這個問題完全交由市場供需來決定。不過在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上,馬克思畢竟有其視野上的高度侷 限,一百多年來受到了許多批判和修改。例如說,他將價值全歸於勞動力的看法顯然是經不起考驗的,資本有其對於創造價值的貢獻,也應該獲得一定的回饋,不見 得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更重要的,還有企業經營者和管理者的貢獻,也和工人勞動力同等、甚至更加重要,完全不考慮這些因素在創造價值上的作用,整個社 會的經濟體制是無法有效運作的。

我們大可以在這些方面覺得自己比馬克思聰明,但是如果因此就主張將馬克思束諸高閣,那就大錯特錯了。別忘了,馬克思最根本的關懷,反而在今天變動過後的環境下,愈來愈有意義。

愈來愈多人加入在集體上班的體系中,也就愈來愈少人有餘裕決定自己的日常生活流程。不只是傳統的工人,整個服務業系統都假設了我們應該融入 在一套個人無法控制的時間架構下,工作、休息、生活。對於我們每個人「個別性」的消磨威脅,是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降低。尤其是消費的龐大力量加入進 來,人被統納整合得面目模糊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多少人,每天按照時間上班,反覆加班、應酬,弄到分不清究竟還有甚麼真正的「私人時間」,真正空閒下來,也 就只能休息睡覺,頂多加上逛街買東西。不管工作性質傾向於勞動力或腦力的付出,我們都愈來愈像為了工作而活著,不是為活著而工作了。

這時候,馬克思那張似乎總是思考著的大鬍子面孔就值得我們記得了。記得他對於工作與生活的夢想,記得他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個別性」的堅 持,記得他固執要求弄清楚「目的」與「手段」的邏輯立場,記得他對於勞動力付出應得代價斤斤計較的態度。於是透過馬克思,尤其是透過他百餘年前對於工作的 思考,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打造不一樣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與工作目標。

只要人繼續工作一天,馬克思的大鬍子陰魂就會在我們的空間上方繼續漂浮一天。
Source

英國經濟復蘇不會一帆風順


第二季度的失業人數有所減少

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行長星期三說,英國經濟的復蘇之路將坎坷不平,他並調低了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他預測,2011年底之前,英國通脹的壓力會繼續高於先前的預期。此番評論是在美聯儲調低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之後做出的,導致許多國家股市紛紛下滑。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恩(Mervyn King)發佈季度通脹報告時,修正了英格蘭銀行先前做出的經濟展望預測。


他說:「現在預計通脹在2011年底之前會繼續保持在2%以上,通脹延續的時間比今年5月做出的預估長很多。」


此外,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也被調低,部分原因是政府6月份宣布的緊縮措施。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員都批評銀行業不肯借貸。


金恩還說,信貸放寬的速度並沒有英格蘭銀行所預測的那樣快。


他說:「銀行負債表和財務狀況要想恢復正常,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恢復正常之前,這些會成為阻力。但貨幣刺激政策的持續,和英國貨幣之前的貶 值,將成為推動力。展望未來,英國經濟面臨巨大的重新平衡,即從私人與公共消費向凈出口轉移。既要實現這個重新平衡,又要應付那些阻力,可能就意味着英國 經濟復蘇不會一帆風順。」


在此之前,美聯儲星期二做出了類似的預測。IG Index投資公司首席戰略分析師戴維·瓊斯(David Jones)說,這些向世界發出的信號已經很清楚了。


他說:「經濟復蘇脆弱已經得到證實,復蘇之路未來還可能存在一些相當劇烈的起伏。」

但他表示,這並不一定表示世界經濟會再次陷入衰退。


他說:「眼下我的確認為,我們會看到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我們必須一個季度一個季度地看。我認為眼下還不用擔心經濟會再次陷入衰退。」


在英國,房屋價格和消費者信心已有下降,但第二季度的失業人數有所減少,這是個積極的信號,雖然長期失業率依然高居不下。
Source

威脅全球經濟的斷層

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阻礙最少,也就最不容易管制---訊息加上信用---有必要”再辯證”宏觀瞭解在不受控的”人類貪婪”,是全球財富分配永續發展的環境惡化及經濟發展效率的內在根本動力,就是在管制少管制間進行控制和調整。  

小政府能讓每個人的潛力貪婪心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提高生產效率;
大政府可以抑制”人類貪婪”改善財富分配的不公義,減緩永續發展環境惡化的速度----這就像人體自律神經系統(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經(The sympathetic and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都是必要的機制----不宜”跳出簡單的結論”。 

借用一篇小品文簡單的描述,來說明服務業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必須在農業及製造業的產出的數量能滿足多數人生活需求的基礎上----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數量的增加,當然,是需要"經過管理機制整合",現今的世界要降低失業率,就必須創新的發展出服務業的新需求,然後"經過管理機制整合"才能在新的社會結構中達成動態平衡;否則,類似日本的通貨收縮的現象就必然會來到!!

********
假設一個場景 : 美東德克薩斯州一個小鎮的下午。太陽高照街道無人,經濟成長停滯,每個人都負債,靠信用度日。
這天,有個外來的有錢旅客到達這個小鎮。

他在一家汽車旅館停車,拿出100 元放在櫃台,說他想在這裡過夜,要先上樓看看挑房間。

就在該名男子上樓的期間,店主抓了這100元鈔票,到隔壁肉店,清了他的肉品欠帳。

肉店主有了 100 元,橫過馬路結算了欠豬農的錢。

豬農拿了 100 元,奔向飼料和燃料供應商,也付清了他欠的錢。

那個飼料商,拿到 100 元,趕忙去付清他召妓的錢。
應召女收回了"應收款",又趕到旅館付清她欠的房間錢。
此時這位旅客下樓來了,聲稱客房沒一間滿意的,收回100元後,離開了。

**********************
因為,貨幣及信用----將人類的經濟活動串起來了,當這100元流轉了五次,創造了不同職能的五人"工作機會",這就是杆桿創造就業機會的簡單模式;
但,過度的杆桿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造成信用的喪失引起恐慌,都急著收回欠款,那麼,資金鏈的斷裂,就不可收拾了!!
這次,次級房貸及衍生商品交易(I.E. 其中還有惡意的衍生金融商品詐騙的設計!!),美國政府"從直升機灑錢"的救濟措施,就是讓資金鏈不斷裂並避免喪失信用的恐慌!!
這是救急"周轉"的措施,但,債務不會憑空消失的,必須要靠提供服務或"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是要依靠”創新”產生的---這需要時間及”節約” 償還的!!
現實的經濟活動規模及複雜度,遠遠大過這個寓言故事,可以”自行”運用這個模型辯證---會比較容易”想清楚”已經存在的現像。
******************
20100721 06:18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從世界開始意識到金融動盪即將來臨,距今已有近3年的時間。自那以來,我們經歷了金融領域的地震,經濟活動的崩塌,以及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世界經濟如今已復蘇。但這場危機還遠未結束。
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

正如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在發人深省的新書中所指出的,潛藏的斷層仍未離我們而去*。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麻煩。他的話值得一聽:2005年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年度貨幣政策會議上,他發表了一篇當時頗具爭議、如今卻廣受讚譽的論文,題為《金融發展是否讓世界更危險?》(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他的回答?是的。

我 們已經知道,過去幾年的地震對西方經濟體造成了破壞,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亞洲)卻完好無損。這場地震也摧毀了西方世界的威望。至少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國 家一直在經濟上和智識上主宰著世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見圖表)。迄今為止,新興市場國家的統治者雖然不喜歡西方世界的裝腔作勢,卻尊重其能力。不過現在 已經變了。西方世界再也無法獨自說了算。20國集團(G20)的崛起就反映了國力與威權的新現實。
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GDP增長圖示
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GDP增長圖示

然而,全球格局的改變遠不止於此。這場危機暴露了西方經濟體以及整個全球經濟內部深埋的斷層。我們或許無法避免更多的震盪。
瑞占在書中提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相關的壓力也開始在西歐顯現。我將此看作“交易”(the deal)的終結。那個交易是什麼?

它是二戰後達成的一種安排:
在美國,其核心是充分就業和個人高消費;
在歐洲,其核心是政府提供的福利。
在美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和實際收入停滯不前,早就對這種交易構成了威脅。因此瑞占指出,“在1976年至2007年間,實際收入每增長1美元,最富裕的1%家庭就能得到其中的58美分。”這無疑令人震驚。
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政治回應……是擴大對家庭放貸,特別是對低收入家庭。而這樣做導致了金融崩潰。瑞占指出:“……最近這場危機中(金融部門)的過失包括動機扭曲、狂妄自大、嫉妒、信心錯置以及羊群效應。但在政府的幫助下,這些風險獲得了本不應有的吸引力,而且讓市場無法執行紀律。
全球貨幣成長示意圖
全球貨幣成長示意圖
寬鬆信貸(很大一部分受到住房的支持)的時代如今已經結束(見圖表)。與此同時,在所有的西方國家,個人福利都由政府出資。不過這場危機的財政後果(即赤字大幅上升)將與老齡化的壓力相互作用,讓財政緊縮成為未來數十年的政策主旋律。  股票市場長期熊市,以及失業型復蘇的前景,都進一步加劇了這些苦難。

那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出現政治上的不和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一個務實的中間派——受到詆毀。
右派則呼籲摒棄現代政府制度,回歸18世紀。因此,這是一場政府本身的危機。
世界經濟的內在斷層又加劇了西方經濟體的內在斷層。

瑞占就此指出了兩種風險:
首先是許多經濟體對出口的結構性依賴,尤以日本、德國為甚,現在又加上了中國;
其次是金融體系中未解決的衝突。世界經濟的斷層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國內經濟的斷層相互影響,對觸發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今又加大了危機後重建的難度。

如同瑞占指出的那樣,許多重要經濟體都是圍繞著出口構建本國經濟的,由此產生的對外需的依賴,意味著它們在國內驕傲地得以避免的信貸依賴,卻出現在國外。對它們的束縛,來自於瑞占所描述的“政治強勢,但效率極低的內需導向型產業。問題在於,往日的需求供應國——就全球層面而言是美國,在歐元區是西班牙——如今私人部門負債過重。  因此我們看到它們為了爭奪具有結構缺陷的全球需求的一些份額,而展開了一場零和戰鬥。這對於歐元區的存續,乃至開放的全球經濟,都是一個威脅。

同樣,要讓基於市場的金融體系和基於個人乃至政治關係的金融體系實現一體化,事實證明會極其困難。大規模資金從前者流向後者的情節在危機中宣告結束。這隨後導致了巨額外匯儲備的積累,助長了當前的危機。今天,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已經彰顯無遺,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或許連維持金融業的整合都很困難了。


因此,這場危機可以被視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內部斷層,以及發達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關係斷層的產物。若要在維繫開放型全球經濟的同時,回歸某種形式的合理穩定,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有人認為,當前不堪一擊的經濟復蘇代表著這些任務已經獲得成功,目光短淺就是對他們最好的評價了。
美國內部債務分類圖
美國內部債務分類圖
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巨大的威脅。
一是不能認識到通縮壓力有多麼強大(見圖表)。即便大型新興國家應該完全有能力自保,但過早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最終可能讓世界經濟重新陷入衰退的風險並不小。
另一個威脅是不能確保財政立場、金融部門的管理以及出口依賴的中期結構性轉變,而若要實現持續而健康的全球經濟復蘇,這些轉變是必要之舉。
西方世界不復往日霸主;依靠舉債的西方消費者不復往日的需求源泉;西方金融體系不復往日的信貸來源;經濟一體化亦不復過去30年的推動力量
世界主要經濟體(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必須協力開展深入改革,否則未來幾年世界經濟還將遭遇更多震盪。
*《斷層》(Fault Lines),普林斯頓出版社,2010年出版。
譯者/管婧

英國美國雙雙看淡經濟復蘇前景

www.stockstar.com 2010-8-12 17:36:00

美聯儲小試二次量化寬鬆,英央行下調未來3年經濟增長率。

千呼萬喚中,伯南克領銜的美聯儲終於邁出了第二次量化寬鬆的一小步。

考慮到最近幾個月經濟復蘇步伐變得“更加溫和”,美聯儲繼續堅定地推行“長期超低利率政策,並罕見地決定暫停收縮其資產負債表,通過收購更多國債來維持現有資產負債表中的證券持有規模。這也是美聯儲一年多來首次推出新的“救市”措施。

根據10日發佈的聲明,從8月17日開始,美聯儲持有的機構債和資產抵押債券在到期後回籠的資金,將用於進行再投資並購買較長期國債。另外,美聯儲現持有的國債在到期後也將進行再投資,以確保其賬上持有證券資產的規模保持在2.05萬億美元左右。

換句話說,當局所做的只是暫緩貨幣政策的“被動緊縮”。分析人士認為,類似舉措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效果,在經濟增長放緩趨勢日益明顯和通縮風險抬頭的背 景下,美聯儲的政策立場可能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一旦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美聯儲接下來很可能會重啟大規模的資產收購。

與美聯儲“更加溫和”復蘇的措辭可媲美的是英國央行行長的“波動性復蘇”。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11日向媒體表示,英國面臨“波動性”經濟復蘇,央行這次對經濟增長預期進行了“溫和”下調。

當日,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發佈季度報告說,鋻於英國政府近期採取預算緊縮政策,英格蘭銀行將英國未來3年經濟年均增長率從3%至4%下調至3%。

報告說,英國目前實施歷史最低的利率政策,此外世界經濟正逐漸好轉,這些都是推動英國經濟持續復蘇的有利因素。但是,英國經濟復蘇程度將受到政府採取的鞏固財政措施以及信貸緊縮的影響。

報告預測,由於政府提高增值稅,英國通貨膨脹率在2011年年底前都將位於2%以上的水準。

分析人士注意到,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0日表示,美國經濟復蘇在最近數月出現放緩趨勢。英格蘭銀行一天后即下調英國經濟增長預期,這表明英國央行對英國經濟復蘇前景仍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不過,華爾街知名投資專家吉姆·克雷默表示,美聯儲已經清楚地向市場表明,只要需要,當局願意採取一切措施來促進經濟復蘇。因此,他認為週二的美聯儲聲明對股市有利,應該大膽買入。

金融市場對美聯儲的決定在第一時間做出了利好的解讀,10日早盤一度大跌1.3%的標普500指數在議息聲明發佈後大幅反彈,至收盤時跌幅收窄至0.6%。

但隨著投資人進一步“咀嚼”美聯儲的議息聲明,全球主要股市11日普遍大跌。對經濟二次探底的憂慮,暫時蓋過了對更多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美股指數期貨及歐洲主要股指跌幅一度超過1%,一項亞洲基準股指也大跌1.6%。
(證券之星編輯整理)

英國大選對經濟的影響

英國輿論普遍認為,經濟問題是選民最關心的重點,他們會根據各黨的經濟對策決定如何投票。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教授特拉沃斯指出,在最重要的削減赤字問題上,各黨的政策區別不大。目前歐羅區債務危機所產生的連鎖效應,有可能對英國大選及其後的經濟形勢產生一定的影響。
過 去「太陽永遠不落」的大英帝國的榮耀早已逝去。然而,英國經常自覺與其他歐洲盟國不同而感自豪,這是因為英國認為她與美國有特殊的關係。但從最近幾個公開 場合看來,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已不再,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輕視英國前首相白高敦,重點則放在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身上;白高敦更不如巴西總統盧拉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或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那麼重要。這次大選針對經濟、教育、國家對公民的關係與作用及社會對移民政策等不同的觀點,來制定未來英國政府的政策。同時,工黨在前首相 貝理雅及白高敦的領導下,政府至今一直操縱、有時塗改、甚至通過改變底線,偽造有關失業與移民、教育與經濟的數據。
Source

英國6月經濟領先指數月增0.5% 惟動能已減弱

(99/08/11 09:25:12)
精實新聞 2010-08-11 08:40:14 記者 金正平 報導
美國經濟諮商理事會(The Conference Board)10日公佈,英國6月份經濟領先指數(LEI)月增0.5%至103.0(2004=100),連續第15個月上升,7項成份指數當中有4項 呈現正值。4、5兩個月指數分別上升0.7%、0.2%。經濟同步指數(CEI)月增0.1%至103.1,4、5月指數皆上升0.3%。
經濟諮商理事會資深歐洲經濟學家Jean-Claude Manini表示,英國經濟領先指數小幅上揚意味著經濟復甦將持續下去,不過近來成份指數呈現正值的數目減少,顯示動能減弱。Manini認為,消費信心 惡化(特別是與就業市場有關)將使得政府削減赤字措施的衝擊更大。
英國經濟領先指數已攀升逾1年,最近幾個月的6個月期成長率開始減小。
經濟諮商理事會除了編製英國的經濟領先指數外,另外也針對美國、歐元區、德國、法國、西班牙、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與墨西哥等國家編製指數。
Source

經濟前景不明 英美房價跌

新頭殼newtalk 2010.08.11 王常和/綜合報導


美國經濟復甦力道薄弱,房價遲遲未能提升;在經濟前景不明下,英國本月房價也逆轉向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由於經濟前景不明,英國和美國接傳出房價下跌的統計數據。英國現在遭遇自去年7月以來房價首次下跌;在美國,位於俄勒岡州中部的本德(Bend),房價自2006年到現在,跌了5成。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週二指出,由於民眾對經濟前景感到不確定,買房意願減低,英國出現自去年7月以來房價首次下跌。該學會還指出,今年7月有8%的房屋仲介商回報房價下跌,這與6月份時有8%的仲介商傳回房價上漲訊息,正是一明顯對比。

有學會會員指出,民眾擔心出現第2次經濟衰退,加上銀行放款的資金仍不足,民眾的信心偏低,住宅用房地產市場因此受到衝擊。

在美國,總部為於西雅圖的房地產資訊網站Zillow報導,近幾年美國房地產價格一路走下坡,位於俄勒岡州中部的本德是全美房價跌幅最大的都會,從2006年到現在,房價已經下跌了超過5成。

不過,在跌深的地區,反彈幅度大的機會高,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網站日前就曾報導,到2014年,本德房價將比現在增加33.6%,位居美國各地房地產復甦最活躍的都會區第2名。
Source

2010/08/14

德國帶動歐盟經濟出現復蘇跡象

德國13日公布兩德統一以來最亮眼的經濟成長數字,第2季經濟成長率達到2.2%,並使歐盟第二季成長率達到1.0%,超越只有0.6%成長的美國,創下四年來的最佳成績。然而分析師擔心,歐洲的經濟復甦可能盛極而衰。
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成長加速的消息一度帶動歐洲股市行情上揚,但樂觀氣氛旋即因投資人靜候美國政府公布相關數據而煙消雲散。最近公布的一連串疲弱數字引發美國可能出現二次衰退的疑慮。
布魯塞爾安泰集團經濟學家伯爾塞斯基表示,德國今年第2季的經濟成長率達到2.2%,「自領風騷」。道瓊通訊社先前訪問一些分析師時,他們預估德國第2季的成長率為1.4%。
德國經濟部長布魯戴爾表示,德國去年歷經戰後最嚴重的衰退後,「如今已經締造XL級(特大號)的成長」。這也是自德國1990年統一以來,幅度最大的成長。國家統計局指出,出口量與消費者信心提升,政府的振興經濟計畫,都是原因。
倫敦Markit集團分析師威廉森表示,德國出口創下佳績主要是因歐元匯率偏低,而歐元偏低則是各界擔心濱地中海歐洲國家經濟疲弱所致。他說:「歐元區核心的反彈能否擴及邊緣地帶,或者邊緣區是否會拖累核心區,有待後續觀察。」
德國商業銀行分析師魏爾認為,德國成長主要是因為海外需求增加及利率維持在低檔所致。他說:「這種成長速度不太可能長期保持。」
倫敦Capital Economics的珍妮芙‧麥吉翁表示,歐元區與歐盟的1.0 %成長幅度是「4年來最高的」。歐元與歐盟區今年第一季的成長只有0.2%。美國第二季的成長率是0.6%。
荷蘭銀行的柯尼斯表示,關於「二次衰退」疑慮的焦點已經轉至「大西洋彼岸」,全貌可能足以令人產生誤解。他強調,各國幾乎都在減少開支,未來的路將「漫長而顛簸」,希臘衰退加劇是「適時的警訊」。
【2010/08/14 聯合報】
Source


德Q2經濟猛 歐元區跟著衝
【經濟日報╱編譯廖玉玲/綜合外電】      2010.08.14 02:42 am    

強勁出口帶動德國上季經濟成長2.2%,創20年來最高紀錄,並引領歐元區第二季經濟成長1%。 (彭博資訊) 德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率達2.2%,意外改寫20年來最高紀錄,帶動歐元區經濟擴張速度創四年來最快,若以歐盟的方式計算,季成長率甚至超越美國表現。  

歐盟統計局13日表示,歐元區16國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第一季成長1%。這是歐元區2006年第二季以來最高紀錄,也優於市場預期的0.7%,遠超過第一季的0.2%。以統計局的方式計算,歐元區上季成長率還超過美國的0.6%。  

和去年第二季相比,歐元區上季成長率達1.7%,是2008年第一季來最大,也高於市場預期的1.4%。第一季年成長率為0.6%。  希臘爆發債務危機後,歐洲各國競相端出撙節支出措施,所幸全球持續復甦,助歐元區經濟恢復動能,尤其是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第二季比第一季成長2.2%,創兩德統一以來最高紀錄,也比市場預估的1.4%好。第一季成長率也由0.2%上修到0.5%。  德卡銀行(DekaBank)經濟學家施勒甚至說,經年化計算後,德國上季成長率高達9%,已經直逼中國與印度的紀錄。  

倫敦花旗集團首席歐元區經濟學家麥克爾斯表示,德國絕對是歐元區經濟的火車頭,但他認為最好的階段可能已經過去,第三和第四季成長速度可能減緩,但不至重陷衰退。  德國政府表示,出口和投資是上季經濟的主要驅動力,民間和公共支出也有正面貢獻。歐元兌美元今年劇貶10%,提高德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歐盟統計局13日公布的另一份資料顯示,歐元區6月進出口都升抵2008年10月來最高,出口比去年同期成長27%至1,379億歐元,進口成長31%至1,354億歐元,貿易順差達24億歐元(31億美元),5月則有33億歐元貿易逆差。  德國聯邦經濟部長布呂德雷在聲明中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新數據顯示,全年成長率很可能超越2%,官方目前的預估值是1.5%。  其他歐元區國家包括法國經濟上季成長0.6%,優於市場預期的0.4%,荷蘭和奧地利均成長0.9%,但義大利僅成長0.4%,西班牙為0.2%,希臘甚至萎縮1.5%。  

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學家魏爾說,部分國家表現不錯,但仍有一些還在和預算與疲弱的成長纏鬥,這讓歐洲央行(ECB)左右為難,應會儘量延長利率不變的時間。  【2010/08/14 經濟日報】
Source

法第二季經濟擴張加速

【8/13 16:55】

〔中央社〕法國一年多來經濟持續擴張,第二季經濟加速程度超乎經濟師預期,出口需求成長刺激製造業生產和投資。

法國國家統計局今天透過電郵發布聲明,6月截止這一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攀升0.6%,第一季修正後的經濟成長0.2%。

在歷經長達一年的衰退後,法國經濟已連續擴張5季。根據今天的聲明,企業和家庭總投資兩年來首度成長,為國內需求攀升帶來貢獻,出口也隨之增加。

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歐洲第一電台(Europe 1)上表示,「這些數據實在振奮人心。我希望我們進入了良性循環」,私人企業投資活動創造就業機會。

法國是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德國。(譯者:中央社陳昱婷)

Source
 
   
  

中國新富成「搖錢樹」 大學排名增招生本錢

2010-08-14
【明 報專訊】各國大學重視排名榜,除了事關校譽,還因外國學生是許多學校的「搖錢樹」,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不少富裕家庭,樂於把子女送到美英澳加等地的優秀學 府升學。本港資深海外升學專家夏里巴認為,由於世上有多個大學排名榜,大學總能挑選最高名次來標榜本身地位,學生選擇升學時,不需要特別刻意研究某榜排 名,主要還是認真研究心儀的大學、學科與獎學金。

港升學專家﹕不應刻意看排名

夏 里巴指出,目前世界主要有4個組織編訂大學排名榜,其中以英國《泰晤士報》的排名最受一般人看重,因為它的評審相較客觀。《泰晤士報》排名的準則包括學界 互評 (40%) 、企業僱主評分 (10%) 、國際師資 (5%) 、國際學生 (5%) 、師生比 (20%) 、教研人員論文引用率 (20%)。
交大排名中美國學府獨大,在現實中美國亦一直是內地學生首選留學地區。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中國特派員福斯特(Peter Foster)說,中國學生的留學指標主要是考慮獎學金等經濟考慮。他引述一名準備升讀英國或澳洲經濟學博士課程的北京大學女學生說,中國真正優秀的學生 首選美國,部分原因是美國大學設有巨額獎學金,可紓緩研究負擔。該名女學生還說,她的同學絕大多數認為,去英國留學的都是富家子弟,其他人會爭取獎學金, 到美國升學。
明報記者 何麗玲
Source

2010/08/13

The unlikely revolutionary

Radical Britain

The unlikely revolutionary

David Cameron’s Britain has embarked on the toughest fiscal tightening and most drastic decentralisation of any big, rich country. The stakes are high. So are the risks

ALEXIS DE TOCQUEVILLE’S chronicles of the Anglo-Saxon world did not stop with America. On a tour of Britain, he was taken with its liberal vigour, decentralised government and “spirit of association”. It came as a relief from the stultifying uniformity that he knew at home in France.


Under Gordon Brown Britain arguably became Europe’s truly Napoleonic state, the real home of dirigisme. More of its public spending now com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han in any OECD country bar New Zealand. Its local government is weaker than nearly any comparable country, including France. The state finances and provides most health care. It bossily decrees where schools can be opened, and how they must be run. Then there is the sheer size of the beast: on OECD figures, public spending made up 51% of GDP in 2009, putting Britain into the same league as continental countries that deplore Anglo-Saxon laissez-faire.
It would have been understandable, if not forgivable, had David Cameron ducked a showdown with Leviathan. The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failed to win May’s general election outright and governs precariously in coalition with the Liberal Democrats. Yet as it approaches its 100th day, the government is turning out to be searingly ambitious in taming the state. It wants to cut public spending more steeply than almost anyone expected. And it intends to make sure that whatever state is left is more local, flexible and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 who pay for it.

The first of these missions is the more obviously radical, out of necessity. The government inherited an economy only starting to climb out of a ruinous recession that had been among the deepest in the G7 and had lasted the longest. Even that tentative upturn relied on unparalleled looseness i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A debt-laden economy emerging from a banking crisis looked vulnerable to a Japanese-style “lost decade” of faltering recovery.
Even worse was the budgetary mess the new government inherited. Labour ran a deficit even during the boom years, and stuck to its expansive three-year spending plans after recession hit. Fiscal stimulus on top of this took the deficit to a record high of 11% of GDP in 2009-10; the IMF forecast in May that it would be the biggest this year among G20 economies. Whoever won the election would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slash the deficit.
The new government decided to do it sooner. After a few days in office, George Osborne, the Conservativ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nnounced cuts to take effect in 2010-11. His coalition partners, the Liberal Democrats, had opposed an early start during the campaign. Bu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reece’s sovereign-debt crisis, they agreed to endorse them.
These first cuts trimmed the deficit by only £6 billion ($9.4 billion), or 0.4% of GDP. But they showed the new government meant business. They also hinted at the pain that lay ahead: spending cuts equal to less than 1% of total expenditure involved reductions of over 5% for some departments.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hich makes up nearly a fifth of total spending, was to be “ring-fenced” for a full parliament, and defence and schools protected in the first year. Overseas aid would rise until it reached 0.7% of GDP in 2013.

The budget on June 22nd set out fuller plans through to 2014-15. Mr Osborne was surprisingly bold in two ways. He decided to clip the deficit at a brisk pace. And he plumped for doing it mainly through spending cuts.


Mr Osborne plans to get the job essentially done by 2014-15. If all goes to plan, the deficit will fall from 11% of GDP in 2009-10 to 2.1% in 2014-15. The structural deficit, which strips out 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ycle, will drop from 8.7% of GDP to 0.8% (see chart). On a similar basis, the government will by then be running a small surplus on the current budget, which excludes net investment (due to be slashed anyway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is is a much faster retrenchment than the previous Labour government envisaged. It planned to return the cyclically-adjusted current budget to balance in 2016-17. Labour’s fiscal consolidation would have amounted to 4% of GDP by 2014-15; Mr Osborne is aiming at 6.3%.

The fiscal squeeze in Britain is less intense than in some smaller European economies, such as Greece. But it is much the biggest and fastest among the G7 economies. The retrenchment planned by America and Japan, the two big economies running deficits comparable to Britain’s, is nowhere near as significant, says Ben Broadbent, an economist at Goldman Sachs, a bank.

Mr Osborne has also nailed his radical colours to the mast by relying on spending cuts for three-quarters of the squeeze by 2014-15, leaving relatively little work for tax rises. In the ten biggest consolidations among rich countries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mid-2000s, just two countries—Canada in the 1990s and Ireland in the 1980s—leaned more heavily on spending cuts,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OECD in 2007.

Daring or daredevil?
If boldness is the test, then the strategy for cutting the deficit cannot be faulted. But though fortune may favour the brave, it can trip up the headstrong. Debate rages—not only in Britain—over whether it makes economic sense to tighten fiscal policy so much, so fast. And austerity plans may not be achievable without ripping vital public services to shreds.
The independent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 which now oversees Treasury forecasts, delivered an encouraging verdict in June on the probabl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udget. Though it trimmed GDP growth forecasts made on the basis of Labour’s policies, from 1.3% to 1.2% in 2010 and from 2.6% to 2.3% in 2011, the downward adjustment was surprisingly small given Mr Osborne’s accelerated fiscal consolidation.

By moving decisively the government has gained credibility with investors worried about Britain’s huge deficit, and yields on government debt have fallen. Moreover, growth was surprisingly strong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with GDP rising by 1.1% compared with its level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The worry, however, is that firms and households burdened by debt are in no mood to invest or spend more, and the extra budgetary restraint could choke off recovery. Confidence indicators for both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have dropped since the budget, spurring fears of a double-dip recession.

In its quarterly take on the economy on August 11th, the Bank of England lowered its growth forecast, but still expects a respectable recovery. Presenting its Inflation Report, Mervyn King, the bank’s governor, played down the importance of Mr Osborne’s extra austerity in the downward revision to growth. The government thinks its harsh fiscal policies will permit more monetary balm, whether through resuming the policy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r keeping interest rates lower for longer. Judging by this week’s report, the central bank is in no mood to tighten policy and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rise in inflation will eventually be doused by spare capacity.
Even if loose monetary policy can ensure recovery in the teeth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the Treasury’s spending plans may simply not be feasible. With interest payments rising because of huge borrowing, and the NHS ring-fenced from real cuts,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other public services face cuts of 25% by 2014-15. If defence and schools are to be spared such harsh treatment—by limiting cuts to 10%, say—the others face a real squeeze of 33%.
Cuts on this scale would be fiercer than an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recise alloca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October 20th, and ministers will be at each other’s throats until then. The row over defence has been especially fierce: a document leaked this month suggested that all three armed forces would shrink dramatically, the RAF to its smallest for a century.

One way to alleviate the squeeze on public services is to intensify it on the welfare budget, which accounts for 28% of all spending. In June Mr Osborne announced savings of £11 billion by 2014-15 (half of it from switching the inflation measure used to uprate benefits). If the government were able to save an additional £14 billion on welfare, unprotected departmental budgets could fall by only 20%, calculates Rowena Crawford of 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a think-tank.

But there are limits, it seems, to the new government’s radicalism. It could raise close to £10 billion by 2014-15 by means-testing payments such as child benefit that go to the better off as well as the poor and by scrapping winter-fuel payments and free bus travel for people over 60 (pensioners are anyway gaining from more generous uprating of the basic pension). Or if it dropped ring-fencing of the NHS and postponed its commitment to meet the overseas-aid target, that would reduce overall departmental cuts to 14%, according to the IFS. Both, however, would mean reneging on election pledges.

And this highlights a big concern about the coalition’s fiscal plans: they may be both too bold and too timid. On the economic front, it would be wise to have a plan B in case Keynesian fears about overstringent cuts turn out to be right. And as to spending, a government that preaches radicalism should be ready to tear up election pledges that make little sense.





 
The centrifuge
There is more to Mr Cameron’s radical vision than number-crunching. The other part of this revolution is an agenda for devolving power from the centre.

Britain is one of the most centralised countries in the rich world (see chart 2). The central planning that made sense when it was fighting for survival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giddily retained in peacetim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traumatised by defeat or collaboration, remade their states from first principles, often pushing power away from the tainted centre. In Britain, victory sanctified and strengthened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
Then came Margaret Thatcher, who centralised the country still more politically in order to emancipate it economically. Tony Blair went further, micro-managing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centre through performance targets. When he eventually recanted, his political stock was too low for him to get far. His successor, Mr Brown, was an unenthusiastic devolver, at best.
But decentralisation has now found a home. Blairite reforms, such as state-funded but self-run “foundation” hospitals and “academy” schools, appeal to an ancient Tory reverence for the local, the small and the independent. Giving power away was the theme of the Conservatives’ manifesto for this year’s general election. It flopped politically. Many Tories think they would have won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with a more bread-and-butter campaign.
But that indecisive result has helped the centrifugal cause. Mr Cameron was able to forge a coalition with the Lib Dems precisely because both parties saw the state as overcentralised and overbearing. When they hammered out a joint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the main theme other than austerity was decentralisation. Three areas are in for particularly deep change: education, policing and health care.

In an approach partly inherited from Labour, the new government aims to allow parents more choice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Existing schools are encouraged to switch to academy status, and newly created “free schools”, set up and run by not-for-profit businesses, charities, faith groups, universities, private schools or parents themselves, will be in operation. These will be able to set pay and conditions for staff, deviate from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decide the length of school days and terms, and so forth. The state will pay for premises and provide funding per pupil; poorer children will attract more, so that schools are keen to take them on.

Opponents fret that school quality will vary and middle-class students will benefit most. They complain that supply-side reforms are sucking money from the physical upgrade of existing schools. Even reformers have quibbles. The ban on school providers making a profit seems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 education secretary is ultimately to decide which new schools are approved, which seems unlocalist.

Still, the injection of choice and competition into an unusually rigid school system could transform it. Schools will compete for pupil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far around 160 schools have applied to become academi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60 bids to set up new free schools. The numbers may well increase as the policies take hold.

Of all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police have until now been least exposed to people power. Chief constables are essentially accountable to home secretaries. The public complain that officers sit at their desks rather than patrolling trouble spots, direct victims to support phone lines rather than going after offenders, and show a particular indifference to the supposedly low-level blight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Quis custodiet?
The government’s answer to all this is directly elected “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s” for every constabulary in England and Wales (bar London, where an elected mayor effectively exercises democratic oversight already). Starting in 2012 they will determine priorities for their local force, appoint and remove chief constables and set the budget. The police authorities that purportedly hold constabularies to account now will be scrapped.

Civil libertarians worry that elections will lead to populism in policing. But the commissioners will not be able to create new offences or relax basic rules of conduct for officers. A more likely outcome is that even a democratic mandate will not be enough for commissioners to prevail over police chiefs, most of whom loathe the idea of taking orders from outsiders.
As radical as free schools or police commissioners, but less trailed than either, is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the NHS. Mr Cameron promised obliquely to “trust the professionals”. This has turned out to mean something profound.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 grouped in consortia, are to commission most secondary care. Strategic health authorities and primary-care trusts, which currently do that job, will be ditched, and patients will have greater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GP. The aim is efficiency as well as flexibility: GPs will be given incentives to keep their patients away from costly and unnecessary hospital care.


This may be the riskiest of all the coalition’s plans to shake up the public sector. GP “fund-holding” was pioneered by John Major’s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but it was voluntary. Many family doctors lack the desire or the aptitude to manage large budgets. The stakes are enormous: commissioning involves most of the NHS’s roughly £100 billion annual budget in England. It is also another wrenching reform to the NHS, and comes from a party that deplored such disruptions under Labour.

The government’s drive to give power away does not stop at these three public services. Welfare is also being overhauled: paying firms and charities to help the unemployed into work will continue, and a fundamental benefits reform is mooted. There will be more elected mayors, fewer MPs and more citizen initiatives.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to train and fund community organisers. And, in a glasnost to complement the perestroika of decentralisation, more data is being put online.

Where does this radicalism come from? Ruddy-faced and shire-bred, Mr Cameron looks and sounds like the stolid, middle-of-the-road High Tory he is often thought to be. Part of the answer lies in the company he keeps. Among the most evangelical of the Tocquevillian Tories is Steve Hilton, Mr Cameron’s strategist. A former advertising man who grew intrigued by the potential of businesses and other non-state organisations to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he joined his old friend’s campaign to remak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Mr Hilton works closely with Oliver Letwin, a cabinet-office minister no less eager to strip power from the centre. Downing Street’s policy unit is run by James O’Shaughnessy, who came up with much of what is now the new schools policy in his previous life as a think-tanker. His colleague, Rohan Silva, is perhaps the most ardent centrifugalist of the policy advisers. In opposition Mr Hilton, Mr O’Shaughnessy and Mr Silva travell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America) to study decentralised govern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 action (see article). The fruits of this shuttle wonkery are strewn through the coalition’s programme.
There are, of course, problems with the programme. Many of the boldest idea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tested. The Tories’ faith that civil society can take on the burdens of the state may be more touching than realistic. And even if the policies are sound, resistance to them will be ferocious. Britons dislike public services that vary in quality according to a “postcode lottery”. Unions will test the government’s resolve. Many civil servants will fight th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Whitehall.

Giving up power also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alition. David Miliband, the favourite to become the next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once spoke of “double devolution”. Power, he said, should be given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where possible from government of any kind to ordinary people. The Tories are keen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transfer; the Lib Dems prefer the first (and have a strong presence on many local councils). This could cause clashes. 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of emphasis between those Tories who yearn to shrink the state, such as Mr Osborne, and those focused on decentralising it, such as Mr Hilton. Reform often costs money in the short run.

Yet with all these caveats, the new government’s vision of a looser state,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reform virtually all the public services at once, is boldly outlined. Add in the even more daring plan to cut the fiscal deficit, and Britain is in for a breathless and convulsive few years. Now and then, British elections are epochal, setting the tone for other countries, too. One such took place in 1945, whe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got going. Another, in 1979, loosed Margaret Thatcher on a waiting world. By producing a ruling coalition that is as radical in redefining government as it is in cutting it, the election of 2010 may prove another turning point.

Let's hear those ideas

Social innovation

Let's hear those ideas

In America and Britain governments hope that a partnership with “social entrepreneurs” can solve some of society’s most intractable problems



POLICYMAK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re keen on a new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society’s troubles. On July 22nd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listed the first 11 investments by its new Social Innovation Fund (SIF). About $50m of public money, more than matched by $74m from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will be given to some of America’s most successful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work in health care, in creating jobs and in supporting young people (see table).


Although the SIF accounts for a tiny fraction of the federal budget, the fund embodies an approac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spread throughout government. The fund is one of several efforts to promote new partnerships of government, private capital,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ublic, pushed by the White House’s Off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SICP), which Mr Obama created soon after taking office.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another fund, i3 (for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ash prizes for novel answers to social problems.

Three days earlier David Cameron,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gave a speech in Liverpool outlining his vision of a “Big Society”. At its heart, he sees a similar partnership to Mr Obama’s. A Big Society Bank will “help finance social enterprises, charities and voluntary groups through intermediaries”, which sounds very like the task of the SIF. The government, said Mr Cameron, urgently needs to “open up public services to new providers like charities, social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so we get more innovation, diversity and responsiveness to public need” and to “create communities with oomph”.


A new name for brains and money
“Social innovation” is the increasingly common shorthand for this approach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t differs from the fashion in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for contracting out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to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groups in order to cut costs, in that it aims to do more than save a few dollars or pounds—although that is part of its attraction. The idea is to transform the way public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apping the ingenuity of people in the private sector, especially social entrepreneurs.

A social entrepreneur is, in essence, someone who develops an innovative answer to a social problem (for instance, a business model for helping to tackle poverty). A decade ago the term was scarcely heard; today everyone from London to Lagos wants to be one. Social-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s are invariably the best attended events for students at leading business schools.

The idea behi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that fresh, businesslike ideas will bring about a productivity miracle in the “social sector” (public services plus charity)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began in business in the 1990s. Already, a growing number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have made a mark. The best known is probably Muhammad Yunus, the Bangladeshi founder of Grameen, a microfinance bank, and winner of a Nobel peace prize. Another prominent example is Wendy Kopp, the founder of Teach for America, which puts thousands of recent graduate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to work as teachers in some of the country’s worst schools.

However, so far the enthusiasm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as run ahead of its effects. The problem has not been a lack of good ideas (even if plenty of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in truth conventional charity workers). Innovative projects have ameliorated seemingly hopeless social troubles, for instance by reducing rates of reoffending by former prisoners or by helping children from the rougher parts of American cities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e problem is instead one of speed and scale. Successful innovations have spread only slowly, if at all. In business, entrepreneurial firms that do well grow fast; b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oes not yet have a Microsoft or a Google. Policymakers hope that with encouragement from the state social entrepreneurs’ best ideas can be spread faster and wider.

Politicians’ interest in social innovation has been sharpened by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governments’ finances. Even sustaining today’s public services out of taxes alone looks impossible. Fresh ideas that promise as much, or more, for less are welcome. “The silver lining in any economic crisis is that it can force government to take necessary steps that, in more comfortable times, would fall victim to inertia,” explains New York’s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in a foreword to a new book, “The Power of Social Innovation”.

This book is a sort of bible of social innovation, full of exampl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successes. It sets out both the potential of the partnership approach and the huge difficulties it will have to overcome. Its author, Stephen Goldsmith, is a Harvard professor, but his insights come from experience. As Republican mayor of Indianapolis, he won a reputation as a leader of a new breed of reform-minded American city bosses. His obsession with value for public money led him to fire 40% of the city’s non-uniform workers. He improved quality and cut costs by letting private firms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sector to supply many of the city’s service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0 he joined the administration, helping to shape George Bush’s plan to hand provision of some services to faith-based groups.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which now oversees the SIF.

Mr Goldsmith says that society 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fourth stage of how it addresses its thorniest problems. In stage one,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caring for people was largely left to families and charities. In the second stage, marked by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the Great Society 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took on the job of ending poverty.

Private efforts were largely crowded out. In stage three the state tried to foster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rough competitive outsourcing, but although this sometimes made a big difference (as in Indianapolis), too often the partnerships were too prescriptive and highly focused on cost-cutting. In the fourth stage government will tap the abi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to deliver “disruptive,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Now Mr Goldsmith is getting his hands dirty again: Mr Bloomberg “made me an offer I couldn’t refuse” to be New York’s deputy mayor for operations. His task is to build on the mayor’s work in social innovation, which has clearly influenc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r Bloomberg took office in 2002 thinking he could run the city much as he had run the media company that bears his name. He even had all his senior staff sit in an open-plan office with himself in the middle. But the mayor was soon frustrated by a system hostile to innovation.

So, among other things, he bypassed that system by creating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Opportunity (CEO), which invests a mixture of public and philanthropic mone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 ideas to help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particularly by emphasis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s are selected by competition. The winners get some public money—their merits having been proven to the city’s risk-averse bureaucrats. For instance, they have backed a controversial set of experiments to encourage the poor to be vaccinated or to pass exams by rewarding them with cash. The CEO, with the Mayor’s Fund to Advance New York City, received one of the first grants awarded by the SIF: $5.7m to replicate five anti-poverty programmes in seven other cities, including Memphis, Newark and Tulsa.

Indeed, the CEO inspired the SIF, says Mr Goldsmith, who influenced the SIF’s design. There is, however, a difference. New York’s scheme emphasises taking risk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high failure-rate typical in a venture-capital fund. The SIF, despite its name, focuses less on risky innovation than on imitation. Its purpose is to find social innovations that have succeeded on a small scale and to help them have a far bigger impact. Officials call this “investing in what works”.


Working out what works
But how do you know that an innovation works? Businesses have profit; the social sector lacks a similarly simple yardstick. Often the things that are easiest to measure—say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hrough the door of a community centre—tell you nothing about an activity’s effects. Finding better ways to measure the social impact of public spending i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OSICP, which has been working on this with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of the Budget. Officials sa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e continuing challenge will be “to figure out what types of evaluation work at which stage of the scaling-up process”, says Sonal Shah, head of the OSICP.

Requiring private capital is another way to bring rigour: its suppliers are used to weighing up the returns from competing uses.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money allocated in July by the SIF came from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was an important vote of confidence. For similar reasons, the SIF is relying on non-profit intermediaries to scale up promising ideas. These bodies are less likely to fall foul of political pressure and risk-aversion when choosing which social entrepreneurs to back.

As well as the CEO, the fund chose Venture Philanthropy Partners and New Profit, two of the leading intermediaries creat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philanthropists. These people take a businesslike approach to giving that The Economist christened “philanthrocapitalism” in 2006. Both organisations invest donors’ money in a portfolio of non-profit groups. They take a close interest in the growth of these groups and measure their performance obsessively.
In building his Big Society, Mr Cameron also expects to rely on such intermediaries, of which the Big Society Bank is likely to be foremost. Indeed, in some respects Britain may be ahead of America in using public funds to driv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Unlike America,” notes Mr Goldsmith, “Britain has benefited from a decade of deliberate thinking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with the social sector.” A new corporate form, the public-interest company, has given British social entrepreneurs greater flexibility in using the profit motive to scale up social innovations. America is starting to follow suit, with the B-corp, a hybrid of for-profit company and non-profit organisation.

Britain created a special government office to work with non-profit groups several years ago, when Tony Blair was prime minister. However, the 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 often seemed more concerned with giving voice to the concerns of the charity establishment than with tapping the idea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Whether its rebranding as the Office of Civil Society by Mr Cameron heralds a departure from such staid ways remains to be seen.

The British have also experimented with social-innovation funds. In 2000 Mr Blair established a Social Investment Taskforce, many of whose proposals to build up the private social sector were adopted. However, as Sir Ronald Cohen, a private-equity tycoon and philanthropist who led the taskforce, now concedes ruefully, “a disappointment was tha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ccepted policies but never implemented them as they should have done.” For instance, it did not use money in long-dormant bank accounts to capitalise a “social investment bank”. Mr Cameron has promised to use about £250m ($390m) of this to set up the Big Society Bank.
The details of what the bank will do, though, remain unclear. Sir Ronald’s plan was to use public funding to draw in lots of private capital, both for-profit and philanthropic, to scale up successful social-entrepreneurial ideas. At his taskforce’s recommendation, tax breaks were created for funds investing in poorer districts, which inspir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reation of Bridges, a (for-profit) venture fund.

A potentially even more important British innovation appeared recently: the social-impact bond. This is a derivative ti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that is trying to tackle a difficult social problem—in the first instance, reducing the rate of reoffending by young prisoners. Private investors hand money to the selected organisation (including, in this case, a charity, St Giles) which then has the long-term capital to scale up its model without having to spend a lot of time raising funds. Depending on the recidivism rate,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investors in the first bond a return of 7.5-13%—or nothing, if the promised improvement is not achieved. In many ways the social-impact bond epitomises the new approach to social ills. It provides long-term funds for promising ideas; it transfers risk to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and it costs public money only if the scheme provides specific social benefits.

Sir Ronald was a founding investor with David Blood, a business partner of Al Gore, and Stanley Fink, a big donor to Mr Cameron’s Conservative Party, in Social Finance, which aspires to become the Big Society Bank and which developed the social-impact bond. He believes that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this sor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How about a social impact bond to fund literacy programmes in Africa?” he suggests.

Whether such bonds can attract enough profit-seeking money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remains to be seen, says Geoff Mulgan, an adviser to Mr Blair who now runs the Young Foundation, a London think-tank. The money for the first bond came largely from philanthropists, who will be delighted if they make money but not too upset if they don’t. But there is not enough philanthropic capital around to create a big enough market for the bonds, so the true test is to attract for-profit capital, says Mr Mulgan. One useful change would be for regulators to make it clear to trustees of foundations and pension funds that “social-impact investments” are a legitimate asset class, says Sir Ronald.

In America the OSICP also has high hopes that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use cash prizes to encourage social innovation. Until recently, the only arms of government allowed to create such “incentive prizes” were NASA, the space agency, and DARPA, a research arm of the defence department. Legal changes pus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low every department to do the same. The difficult bit is to define the contest precisely enough to reward genuine innovation that is truly useful—which is easier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s than for social ones.

The OSICP also hope to ginger up social innovation through two things usually seen as more worthy than effective: open government and volunteering.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leasing lots of once-restricted data, which OSICP says is allowing it to tap into the same crowdsourcing movement that gave birth to Wikipedia. And Patrick Covington,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said recently that his agency would no longer judge its own performance by the number of volunteers or the hours they put in but by their effect.

Tea and company in Southwark
In Britain too, Mr Cameron has high hopes for volunteers. Participle, a business formed by two social entrepreneurs, Hilary Cottam and Charles Ledbeater, is trying to redesign the welfare state “bottom up”. A successful pilot, Southwark Circle, built social networks of helpful neighbours for old people living on their own in inner London. “We have seen that using limited resources to enable a social life has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he time and talent of friends, neighbours and family can more than meet material needs,” says Ms Cottam.


Wanted: civic entrepreneurs
Within five years, says Ms Shah of the OSICP, the administration aims to prove the worth of the innovation-fund model, to develop good measures of performance and to have every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inking about this new approach to social innovation. Mr Cameron’s coalition government is at least as ambitious.

The biggest obstacle in both America and Britain is likely to be the inertia of the bureaucratic, rule-bound public sector. “I can think of 1,000 innovations,” said Mr Goldsmith soon after starting his new job in New York. “I have not yet had an innovative idea in any meeting that was legal.” Governments seem particularly bad at shifting money from old budgets to new ones,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the SIF has started with a paltry $50m. Every government agency should be required to put 1% of its budget into innovation funds, argues the Centre for American Progress, a think-tank with strong ties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Young Foundation has proposed the same policy in Britain.

There are also powerful political pressures in favour of the status quo to be outmanoeuvred. For instance, America’s teaching unions have been fiercely opposed to many education innovations pushed by social entrepreneurs, including charter schools, and to the billionaire philanthrocapitalists who help finance them, such as Bill Gates and Eli Broad. There have been criticisms of the grant to New Profit because its founder, Vanessa Kirsch, once hired Michelle Obama.

Success may depend on the emergence of a subgroup of social entrepreneur that Mr Goldsmith calls “civic entrepreneurs”, who can navigate the treacherous waters of bureaucracy. Candidates should apply for a government job at once.

Radical Britain

Reforming the state

Radical Britain

Britain has embarked on a great gamble. Sooner or later, many other rich-world countries will have to take it too



OF ALL the politicians elected to high office in the West in the past few years, David Cameron seemed the least revolutionary. There was certainly none of the thrill of Barack Obama’s elevation. Even set against his peers in Europe, Mr Cameron seemed to offer less disruptive élan than Nicolas Sarkozy and a less intriguingly ruthless career than Angela Merkel. Here was a pragmatic toff, claiming the centre ground back from a Labour Party that had lost its vim. When Mr Cameron failed to win the election outright in May and had to share power with Nick Clegg’s Liberal Democrats, many feared a government as underwhelming as his election campaign.

Yet within its first 100 days the Con-Lib coalition has emerged as a radical for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argaret Thatcher handbagged the world in 1979, Britain looks like the West’s test-tube (see article). It is daring again—not always in a good way but in one that is likely to be instructive to more timid souls, not least Mr Obama and his Republican foes.

The most obvious audacity of hope lies in the budget, unveiled by George Osborne, the ne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in June. To balance the books, he raised some taxes, notably VAT, but three-quarters of the savings will come from spending cuts. Mos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ill shrink by a quarter, though Mr Osborne excluded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rom his savagery. In the heated debate between Keynesian economists (who worry that a weak world economy needs mor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fiscal hawks (who believe deficits must be tackled now to stave off Grecian disaster), Britain is the prime exhibit for tough love.
Meanwhile, the Con-Lib coalition is pushing ahead fast with plans to overhaul the British state: schools, the health service, the police and welfare all face dramatic change. A lot more government data are being made public. Unusually for the Tories, there is talk of increasing civil liberties and imprisoning fewer people; and in another sop to the Liberals, Britons next year will vote on a change to their voting system.



London calling to the faraway towns
Inside Westminster people like to point out that none of this is entirely novel. For instance, other countries—notably Canada and Sweden—have slashed budgets sharply, though they did so at a time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economy could pull them along; the school reforms are based on Blairite ideas (blocked by Gordon Brown). But there is a danger of missing the wood for the trees. The onrush of so many projects at one time is certainly daring: not since Mrs Thatcher has a British politician seemed in quite so much of a hurry to do a lot. And, again as with Thatcherism, there is a hint of a big idea.

For some time Mr Cameron, prompted by his closest domestic adviser, Steve Hilton, has talked about creating a Big Society, with more citizen volunteers taking on the state’s work. In office this vague idea has formalised into radical decentralisation: handing power to parents to run schools, to general practitioners to run the NHS, to local voters to pick police commissioners. In many cases, rather than just reduce the supply of the state, the Tories want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it, changing a culture in which Britons have looked to government for services and answers they could provide themselves.

Why has Britain suddenly become audacious? Ideolog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The Tories retain a Thatcherite edge—and one of the (few) beliefs they share with their new Liberal allies is a fear that the state has got too strong. Another factor is the country’s overcentralisation—arguably the greatest in the West. So much power has been grabbed by Whitehall that it is much easier than elsewhere to identify bureaucracy to hack at.

Meanwhile, the lack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Britain gives even a coalition prime minister near-dictatorial powers to get laws passed quickly—something Presidents Obama and Sarkozy must envy.

Yet the main prompt has been necessity. The Tories inherited such a massive budget deficit (11% of GDP) that there was little political upside in postponing the pain. Indeed, if there is a spiritual godfather of Britain’s punk politicians, it is that old Celtic headbanger, Gordon Brown. If he had not trashed the government’s finances before the recession, Mr Cameron, who back then was muttering about “sharing the proceeds of growth”, might have had a “muddling through” alternative.


There could be a row going on, down near Slough
As with all gambles, it could go wrong. The biggest danger is that fiscal tightening throttles the recovery: Mr Cameron may need a less hasty plan B. Similarly, many Tory bets, such as the elected police chiefs, could have done with a pilot project. There are possible rifts, even over the Big Society. Mr Osborne’s focus is slimming the state, Mr Hilton’s is decentralising it, which may need cash to lure in “social entrepreneurs” (see article) and local volunteers. And opposition will grow. Teachers and doctors (many of whom supported Mr Clegg) seldom welcome change. In swathes of Britain, including Scotland, the state accounts for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Two of the Tories’ obstinacies look especially worrying. First, they should have used their disastrous inheritance as an excuse to break their promise to maintain NHS spending: even a 5% cut in that bloated department would have eased pressure elsewhere. And second, their redesign of the state is limited by their mistrust of local councils, often a more logical place to devolve political power to than unelected busybodies.

So a gamble it remains. But it is one that in general this newspaper supports. Throughout the rich world, government has simply got too big and Mr Cameron’s crew currently have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to trimming it. Others—and not just the tottering likes of Greece and Spain—will surely follow. That includes America. At present, unlike in the 1980s, there is no Reaganesque echo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despite the Tea Partiers’ zeal, the Republicans seem as clueless as Mr Obama in producing a credible medium-term plan to balance America’s budget. But pretty soon, as in Europe, somebody will have to come up with one—and Britain, for better or worse, is likely to be the place they will come to for ideas.

專家論壇-ECFA 是台灣經濟轉型的契機(上)

  • 2010-08-13
  • 工商時報
  • 【杜英宗】
     簽訂ECFA一個多月以來,各方議論不斷。在諸多討論中,很可惜多數人仍將重心放在早收清單、稅率與失業等問題。事實上,ECFA對台灣的實質影響,繫乎我們如何詮釋這項轉變。拉高視野,這是兩岸經濟合作的開端,也是台灣轉型的契機。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脈絡,我們更能看出ECFA能扮演的時代意義。回首近十年全球的發展,經濟已出現種種斷層現象,近幾年的風暴更只是這些 斷層所引發的地震。例如,美國試圖透過低利率與大量貸款給市井小民以緩解收入與貧富差距、歐洲的社會福利財政負擔衍生成國家債務危機、以及亞洲過度倚賴出 口與歐美市場帶動經濟,造成的種種經濟失衡。這些表象的病徵看似逐漸淡去,但是肇致危機的根源仍存,如果不針對這些斷層對症下藥,仍無法挽救深層的結構性 問題。
     以轉型修補經濟斷層
     顯然,這些地區的經濟都需要轉型,台灣也面臨類似的經濟斷層難題。我們過去的發展軌跡以促進製造業出口為主,使得整個經濟體系出現不均衡 的病徵,也同時面臨貧富差距的難題。近日各方熱切討論的工安、環保等抗爭與政策困境,實際上也反映出經濟弱勢族群、或是因工業發展而受害體系的一種反制。
     值此台灣島內對於諸多經濟政策議論僵持不下之際,如果我們能正確地看待ECFA,就有機會重新調整經濟體質。
     經濟與企業的大幅成長,多半要靠創新、或是擴大市場。因此,這不只是兩岸貿易關稅的降低,而是我們對進入對方市場障礙的廢除。所有的產業 和基本市場,都能進一步延伸到對岸、甚至全球。這也不只是生計飯碗的保衛戰,而是我們利用自身優勢創造更多市場與就業的機會,修補我們目前遇到的貧富差距 斷層。
     我們要利用ECFA參與中國大陸修補其經濟斷層的活動。眾所週知,中國在金融風暴中,大力推廣內需相關政策,以平衡其過去依賴製造與出口到歐美市場的不均衡發展,並正由全球工廠轉型為全球市場。這個轉型,背後的意義是中產階級、以及服務業的興起。
     中國轉型中的台灣機會
     根據世界銀行的一篇報告,在2030年,全球中產階級將有8億人口躋身中產階級,其中93%將集中在新興市場,29%在中國。這群人將因所得改變,而扭轉生活、消費型態,以及對消費品質的要求。例如,飲食要健康、樂活、旅遊,以及提升教育與人文素養。
     過去各界普遍認為服務業因為具在地化性質、不易進行經驗與文化的轉移,加以各國多半保護國內產業,而難以參與這個市場。但是兩岸的語言與 相對近似的文化與生活,使得我們有機會透過ECFA,重新詮釋、展現產業優勢。就筆者的觀察,在以下三大服務產業,因為中國有需求、但是品質不夠,台灣又 已發展臻至成熟,而大有可為。
     首先是金融服務業。金融服務不是只有融資。許多人擔心台灣的銀行前進大陸,把台灣的財富借給對岸、提供他們成長的滋養,將厚此薄彼,甚至一去無回。
     事實上,這是很狹隘的認知。金融服務並非只有貨幣的借貸,它其實泛指與金錢往來所有的相關服務。例如,企業需要營運資金調度與管理、籌 資、以及金融市場避險;一般消費者有用借記卡或是信用卡的需要,甚至保險、財富管理。這些都是台灣金融業已經純熟,中國也急切需要的金流服務,而且不會動 用到貸款。
     另外是醫療保健。相信許多往返各國的民眾都認同,台灣的醫療品質、就醫方便與相關服務,即使許多先進國家也望塵莫及。經常在兩岸奔波的國 人,也應該都了解中國對此需求孔急。目前金磚四國的醫療保健支出僅佔GDP的4%左右,大幅低於英國的10%左右、美國的16%。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以台灣醫藥相關服務的品質與生物科技的水準,在中國將大有可為。
     (作者為花旗環球台灣區董事長)
Source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與當今世界金融危機

作者:董瑞華
日期:2010/08/12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有力思想武器和理論武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有其萌芽、產生、創立和發展階段。

一、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建立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建立,經歷了其萌芽時期、產生時期與創立時期。

1、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萌芽

19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是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萌芽時期。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生產週期的特點時指出,"由於自然規律 的必然性。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周而復始的更替。"在探索危機的根源時他指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災難叢生的根源。"一年 之後,馬克思在另一篇政治經濟學著作《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裏,對危機問題又作了探索,將資本主義生產週期的階段表述為"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 階段,並且指出這是一種反復迴圈的週期。可見,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已經看到生產過剩是經濟危機的主要現象和特徵。

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所作的演講《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對危機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他分析了危機和資本積累需要擴大市場,使世界市場變得越來越 狹窄,也使危機來得愈益劇烈,並且指出危機對財富、產品和生產力的破壞,不僅破壞了生產力,而且使大批工人死亡,成為危機中的資本陪葬。在科學社會主義的 第一個綱領性檔《共產黨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明確指出,經濟危機這一生產過剩的瘟疫,其根源來自生產力的發展。從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揭示了 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把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聯繫起來,使危機問題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

在1850年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中,馬克思分析了危機和革命之間的關係,指出"加速了革命爆發的第二個重大經濟事件,就 是英國的工商業總危機。""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新的革命來臨,象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從而闡述了危機和革命的發生 有其客觀必然性。所以,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已開始對危機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是馬克思危機理論建立過程中的萌芽時期。馬克思在這個階段的研究 工作和革命實踐活動為50年代後期的危機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2、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產生

19世紀50年代後期,馬克思對經濟危機問題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和理論上的闡述,使危機理論有了一個基本的輪廓。具體的研究體現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

這一階段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馬克思分析了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就存在著危機的抽象形式即危機的可能性。他在手稿中指出,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包含著經濟危機的兩種可能性。在《貨幣 章》裏,分析作為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時,他闡述了第一種可能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二章的初稿中,他在分析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時,闡述了危機 的第二種可能性。

(2)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有其發生的必然性。馬克思在手稿《資本篇》中分析資本流通過程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限制,證明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固有的。並且還具體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生產力限制的必然界限的內容。

(3)開始探討經濟危機週期性的物質基礎。馬克思在手稿《資本篇》第二篇研究資本流通過程中,在分析固定資本更新時看到了固定資本更新與經濟危機週期性質的關係。這裏馬克思開始分析危機週期性的物質基礎問題,但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

由上可見,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作了比較詳細和全面的研究和闡述。可以說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在這個時期已經開始產生了。

3、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創立

19世紀60年代前期,馬克思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的第二部手稿,即《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手稿中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作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從而創立了科學的經濟危機理論。

在手稿中,馬克思在經濟危機理論研究上主要是在研究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以及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理論成果。

第一,馬克思深入分析了經濟危機的抽象形式,即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研究的基礎上,在對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作進一步研究 時指出,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這兩種形式都還十分抽象,雖然第二種形式比第一種形式具體些。"所以,這兩種形式只是經濟危機的抽象的形式,又可稱之為 元素形式。因此這二者只是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這兩種形式作了深入分析。

第二,在手稿裏,馬克思不僅對危機的可能性作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對危機由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作了更詳盡的研究。他在分析危機可能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作 為危機的可能性早在資本主義產生以前就存在了,但並沒有引起經濟危機。所以危機的可能性並不等於現實的危機,商品形態變化本身只不過是危機的抽象形式,沒 有危機的現實內容,也不存在危機的原因。只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程度,危機的可能性才發展為現實性,即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有了基礎。

在手稿裏馬克思分三步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使危機從可能變為現實。第一步,先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生產,資本在其運動中要採取商品 形式和貨幣形式。第二步,馬克思指出:"現實危機只能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他對危機的研究沒有停留在對資本作為商品和貨幣形態 包含的危機可能性的分析,而是從資本所特有的各種形式規定出發,來考察潛在危機是如何進一步發展的。第三步,馬克思從資本生產總過程出發,具體分析危機的 可能性如何轉化為現實性,即分析經濟危機的原因。馬克思具體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是商品貨幣的轉化。總之,這兩個轉化過程 一旦出現阻礙都可能發生危機。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除了對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等方面的分析取得新的進展以外,還研究了經濟危機理論的其他一些方面。

第一,馬克思分析了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徵和普遍現象--生產相對過剩。他以棉布為例,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決定了資本不顧市場的限制而生產,造成棉布 充斥市場,賣不出去,使再生產遭到破壞。這種破壞首先影響到他的工人,由於開工不足,影響了工人的收入,工人對自己的棉布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現在成了較小程 度上的消費者,或者不是消費者。他們需要棉布,但他們無錢購買,而無錢的原因是他們不能繼續生產,因為他們生產的棉布太多了,因而棉布過剩造成工人過剩。 這種主要消費品生產過剩會發展成普遍的生產過剩。棉布行業的生產,直接影響到紡紗行業,棉花種植業,紗錠和織機行業,鋼鐵業和煤炭業等等,而這些行業又會 影響到其他一系列行業,使他們的再生產同樣遭到破壞,因為棉布的再生產是他們進行再生產的條件。另外,以上的結果造成工人消費的壓縮,從而對其他消費品的 需求也會減少,造成普遍的生產過剩。

馬克思在對生產過剩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了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生產的絕對過剩,不是生產的發展超過了人民群眾的絕對需要,它只是同勞動人民的購買力相比 較而言的過剩。在生產過剩的時候,正是那些商品的真正生產者缺乏這些商品,所以對於廣大工人的實際需要來講,資本主義經常是生產不足。所以資本主義的這種 生產過剩是相對生產過剩,就是用來購買商品的錢減少了,從而對商品的需求減少了,商品的過剩總是相對的,就是說都是在一定價格條件下的商品過剩,即是同支 付能力有關的生產過剩。

與此同時,馬克思又分析了這種相對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現象,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古代人那裏沒有發生生產過剩",那時有的只是"富人的消費過 度",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封建社會,由於廣大生產者的消費只限於必需品的範圍,而資本家的利潤成為生產的界限,這種生產的無限制發展和支付能力的 相對縮小的矛盾,導致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所以生產相對過剩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普遍現象,也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特徵。

第二,馬克思在手稿中還分析了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礎或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 矛盾。"至於專門談到生產過剩,那它是以資本的一般生產規律為條件:按照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資本剝削最大量勞動的可能性)進行生產,而 不考慮市場現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現有界限。而這是通過再生產和積累的不斷擴大,因而也通過收入不斷再轉化為資本來進行的,另一方面,廣大生產者的 需要卻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準,而且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必須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準。"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 質,在於其基本矛盾。馬克思對這個基本矛盾作了表述:"而構成現代生產過剩的基礎,正是生產力的不可遏止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規模的生 產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方面,廣大的生產者的消費只限於必需品的範圍,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利潤成為生產的界限。"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和特定的基本 矛盾是通過一系列的經濟規律(包括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即剩餘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規律,資本主義競爭規律,資本 主義人口規律和商品的價格規律等等)來發生作用,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

第三,馬克思在手稿中還闡述了危機的週期性的基礎、危機的形式、危機的後果等等一系列經濟危機的理論問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 基礎上對經濟危機週期性的物質基礎又作了進一步研究,指出生產過剩危機的重要特點是它的以固定資本更新為基礎的週期性,永久的危機是沒有的。固定資本與危 機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他談到:"它們[危機]是以固定資本的生產過剩,因而,是以流動資本的相對的生產不足為 基礎的。"這裏進一步分析了固定資本生產過剩會引起危機的發生。

馬克思在手稿中不僅分析了危機的主要形式和表現--生產過剩,而且還分析和闡述了危機的其他形式,他談到了貨幣危機、勞動危機、資本危機、生產比例失調的危機等等,談到這一系列危機形式發生的原因,以及與生產過剩危機的關係,對危機形式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馬克思還在手稿中多次闡明了危機的後果。首先,他分析了危機對資本的破壞,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危機引起生產過程停滯,這樣"實際資本就會被消滅。" 因為資本停止了運動也就沒有了生命。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量的貶低",這就使得現存資本的交換價值有很大的一部分被消滅了。其次,馬克思談到危機給廣大 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們在危機時被拋向街頭,或在更惡劣的環境下艱難地勞動,"工人群眾忍饑挨餓一貧如洗。"再次,馬克思也分析了資本 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在經濟危機中集中地暴露出來,並且更加深了這些矛盾。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危機的後果進行了辯證分析,指出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有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另一方面又給予資本主義生產以強大刺 激。他不僅指出永久的危機是沒有的,危機有週期性,而且談到危機是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危機的本身可能成為平衡的一種形式",危 機對資本的破壞,使資本的交換價值有一部分被消滅了,但是"這種消滅正好可以大大促進新的再生產"。從而又刺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危機促使資本主義生產 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資本主義生產飛速地達到--就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它在自己的界限內只能非常緩慢地達到的水準。以上的科學分析,說明了危機是生產力 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作用的產物。但是它的存在並不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使生產力已經沒有發展的餘地,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 能容納的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它還不會滅亡,生產力還會有一定的發展,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週期地螺旋形向前發展的原因。

三、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與當今世界金融危機

目前,學術界針對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展開了深入的剖析。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一是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後果;二是低儲蓄率的制約;三是金融機構 的過度投機;四是金融監管缺失。但這些觀點較多地停留於技術層面。隨著危機迅速地由美國蔓延至全球,由金融產品危機演變為金融機構危機、金融市場危機,甚 至已經惡化為經濟危機,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都在不斷加劇。為何金融危機會愈演愈烈?造成這一後果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我們還是需要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 論,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作進一步地剖析。

1、虛擬資本過度膨脹催生了金融危機

馬克思最早提出了虛擬資本概念,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中對虛擬資本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虛擬資本是在借貸資本(生息資本)和發達的銀行信用制度的 基礎上產生的,"信用也是這樣的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資本極力使自己區別於個別資本,或者說,個別資本極力使自己表現為區別於自己的數量界限的資本。資 本在這上面能夠取得的最高成就……是虛擬資本。"它包括股票、債券、銀行借貸等。虛擬資本本身並不具備價值,是現實資本的"紙制複製品"。但是它卻可以通 過迴圈運動帶來某種形式的剩餘價值,"股票只是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的相應部分的所有權證書。"馬克思以虛擬資本的主要組成部分借貸資本為例,闡述 了虛擬資本和現實資本的關係。"借貸貨幣資本的積累,--它雖然是現實積累的產物,但和現實的積累不同,"一方面,"借貸資本的這種迅速發展是現實積累的 結果,因為它是再生產過程發展的後果,而構成這種貨幣資本家的積累源泉的利潤,只是從事再生產的資本家榨取的剩餘價值的一種扣除。"。可見,現實資本的積 累是借貸資本積累的基礎,沒有現實資本就沒有虛擬資本;另一方面,借貸資本的積累,"可以按極不同于現實積累的方向進行,不過在任何場合下都證明,他們握 有現實積累的很大一部分。""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週期的緊接著危機過後的那個階段 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閒置不用。"由此可見,獨立于現實資本之外的虛擬資本,具有獨特的運行規律。虛擬資本具有投機性,"因為財產在這 裏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虛擬資本還具有價 格回歸性這一獨特的運動特點,"一旦風暴過去,這種證券就會回升到它們以前的水準,除非它們代表的是一個破產的或欺詐性質的企業。"馬克思還詳細闡述了經 濟週期的不同階段的情況,認為"有一個階段,低的但是高於最低限度的利息率,與危機以後的'好轉'和信任的增強結合在一起;特別是另一個階段,利息率達到 了它的平均水準,也就是離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點,--只是在這兩個階段,充裕的借貸資本才和產業資本的顯著擴大結合在一起。但是,在產業週期 的開端,低利息率和產業資本的收縮結合在一起,而在週期的末尾,則是高利息率和產業資本的過多結合在一起。伴隨'好轉'而來的低利息率,則表示商業信用對 銀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業信用還是立足於自身。"概而言之,現實資本決定著虛擬資本的規模和速度,但虛擬資本與現實資本的運動並不總是一致,虛擬 資本總是試圖超越現實資本對它的束縛,但如果偏離太遠,就會爆發危機。虛擬資本與現實資本的矛盾運動,孕育並最終產生了信用危機,而危機又是強制二者重新 統一的形式。

本次金融危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而是一次因虛擬資本嚴重偏離現實資本而最終引發泡沫破滅的危機。虛擬經濟高度膨脹,是近年來美國經濟的一大特點。 2001年,因為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為了刺激經濟,美聯儲連續14次降低再貼現利率、13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低利率政策促使美國房地 產業持續繁榮,但也為日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留下了隱患。1999年,美國政府正式廢除1933年頒佈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取而代之的是以 金融混業經營為核心內容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使得商業銀行涉足證券業和保險業最終獲得了法律上的支持。由於金融管制的放鬆,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 產品也開始不斷氾濫。在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資產抵押債券(ABS)、擔保債務憑證(CDO)。根據美國財政部對CDO市場的統 計:2004年CDO市場總值為1000億美元,2005年為1510億美元,2006年為3100億美元,2007年僅第一季度就達2000億美元。 2007年,美國GDP總量為13.84萬億美元,證券市場總規模卻高達49.8萬億美元,是GDP總量的3.6倍。虛擬經濟嚴重偏離實體經濟。在這種情 況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只是遲早的事情。

2、金融危機的實質是有效需求不足

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其發生的原因,應當從經濟危機的原因中去尋找。"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繫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 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象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而且,事實上 問題只是在於匯票能否兌換為貨幣。但是這種匯票多數是代表現實買賣的,而這種現實買賣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需要的限度這一事實,歸根到底是整個危機的基 礎。"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表現形式的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才是金融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虛擬資本過度膨脹只是對金融危機的產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過度 投機並不是金融危機的原因,而只是危機的表現。馬克思曾說:"那些企圖用投機來解釋的政治經濟學家,就好象那個如今已經絕種的把發寒當做產生一切疾病的真 正原因的自然哲學派一樣。""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佈的資料,2005年美國有3700萬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12.6%,有770萬個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 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美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惠及全體國民,而是主要向富裕階層傾斜。一邊是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一邊是急於改善 住房、無力消費的貧困家庭。財富高度集中導致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為了刺激消費不斷地進行金融創新,產生了次級抵押貸款和嚴重超過真實收入支撐的過度消費, 宏觀經濟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風險。

2006年底出現的美國房價下跌、次級抵押貸款客戶償付能力下降是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繫都是以信用 為基礎的","而在和資本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潰時,會更加嚴重起來,由此引起強烈的嚴重危機,突然的強制貶值,以及再生產過程的實際的停滯和混 亂,從而引起再生產的實際的縮小。"金融危機導致大量金融機構倒閉、流動性短缺,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由於資金鏈的突然斷裂而陷入,大批工人失業,消費能力 進一步降低。這樣就造成了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崩潰和銷售上的一系列困難。"由於借貸資本的絕對不足導致的閒置產業資本的過剩與失業的勞動人口的過剩,不可 避免地同時並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其增長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明顯地暴露出來,導致危機的產生。"

3、金融危機具有國際傳遞性

這場危機一開始在美國爆發,隨即波及到歐美發達國家,現在已經開始猛烈地衝擊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

對於危機的國際傳遞性,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展開了精闢地分析。如果馬克思以英國為例,指出:"關於進口和出口,應當指出,一切國家都會先後捲入危機, 那時就會發現,一切國家,除了少數例外,出口和進口過多,以致支付差額對一切國家來說都是逆差。"對於順差國家,在危機中支付期限縮短了或者被要求立即支 付,儘管總的貿易差額是順差,但支付差額卻是逆差。"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發達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 總是像排炮一樣,按著支付的序列,先後在這些國家裏發生;並且,在一個國家比如英國爆發的危機,會把這個支付期限的序列壓縮到一個非常短的期間內。這時就 會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國家同時出口過剩(也就是生產過剩)和進口過剩(也就是貿易過剩),物價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總崩潰。"當今世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 國家的經濟因進出口而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出現經濟衰退,發展中國家就遭遇了出口下滑、經濟增速放緩的困境,於是,金融危機、經 濟危機就席捲了全球。這也提醒我們,只有擴大內需才能更好地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已經創立。在這以後,馬克思對危機理論繼續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考察,到19世紀60年代以後,《資 本論》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才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經歷了萌芽時期、產生時期、創立時期和發展時期,馬克思為之付出了艱 巨的勞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給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武 器,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具有重大的科學理論意義和革命實踐意義。
Source

卡梅倫晤丹麥首相



 英國首相卡梅倫12日在唐寧街首相府與到訪的丹麥首相拉斯穆森舉行會談,雙方就兩國關係、經濟以及阿富汗問題展開討論。

在會談後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兩國領導人表示,此次會見是卓有成效的,加強了兩國之間的關係。

在經濟問題上,卡梅倫表示,兩國都希望能夠大幅削減赤字,這也是英國和丹麥正在做的。因此,他們認為在一段時間內,歐洲的預算不應該增加,而應該減少。

拉斯穆森表示,他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力量,幫助國家的公共財政回到正軌,但這不是一項簡單易行的任務。大家必須堅持合理的經濟政策,保證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

此外,兩國領導人還呼籲建立更加自由的貿易關係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確保歐洲經濟增長。

在阿富汗問題上,卡梅倫和拉斯穆森表示,他們的共同目標就是要幫助建立阿富汗自己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卡梅倫說,希望阿富汗能夠自己管理國家安全,以便於他們的軍隊能夠撤出。

拉斯穆森表示,他希望能在2014年至2015年從阿富汗撤軍,但這不是承諾,只是希望。他說,如果堅持他們的戰略,他確信能夠實現這一目標。

兩位首相計劃在秋季歐洲理事會上再次會面。
Source

失落的一代 8100萬青年沒頭路

  • 2010-08-13
  • 中國時報
  • 【鍾玉玨/綜合十二日外電報導】
      八月十二日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青年日」,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ILO)十一日發表《二○一○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受經濟危機衝擊,去年全球青年的失業率達一三%,廿四歲以下適齡 就業青年約有八一○○萬人未能就業,創下歷史紀錄。

     《二○一○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說,去年全球十五歲至廿四歲青年勞動人口約六.二億,其中八一○○萬人失業,失業率達一三%,寫下該數據 廿年來的新高,而且增長速度是廿五歲以上成年失業人口的兩倍。ILO預估,由於今年經濟仍疲軟,全球青年失業率可能持續增至一三.一%,到了二○一一年才 會降至一二.七%。

     該報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遠大於成年人口,且青年就業市場回溫速度也比成年就業市場緩慢。

     報告示警說,已開發國家(包括西班牙與英國)和若干新興國家的部份年輕人,因對就業前景深感挫折,已索性放棄尋找工作,久而久之這些退出勞動市場的年輕人將淪為「失落的一代」,喪失經由就業改善生活的希望。

     ILO秘書長索馬維亞強調,青年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放棄就業不僅是經濟上的浪費,還會影響社會安定。

     報告也指出,全球九○%青年就業人口在開發中國家,只有一○%在已開發國家;但前者面臨不穩定的就業市場,處境更為脆弱。以往高學歷與專業技能的確能為年輕人敲開就業之門,而今卻不再是就業保障。此外,即使找到工作,薪水和勞動條件也不如以往。

     據統計,全球約有一.五二億青年就業,但二八%每天平均收入不到一.二五美元,始終無法脫離貧困。

     報告也評估德國、英國、西班牙、愛沙尼亞的勞動市場。其中,英國年輕人依賴父母的「啃老」現象在已開發國家中最嚴重,靠雙親供養者將近兩百萬人,比法國多四倍,比美國則多兩倍。

     亞洲各國也有數量龐大的失業青年。在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的日本,打短工的「飛特族」超過四百萬人。

     至於在金融危機中飯碗不保的美國年輕人,則開始意識到儲蓄的重要。
Source

英國數萬名退休老人難享清福 返崗工作還債養家

2010年 08月 12日 16:19    中國窗
 
   【香港商報】訊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李雪報道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8月12日發表文章稱,由于面臨沉重經濟負擔,英國許多老年人在過了退休年齡以後仍然選擇繼續工作,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65歲以上工作人口數量增長速度創出歷史新高。

    統計顯示,過去3個月裏有超過4萬名65歲以上的老人加入勞動者大軍,使老人從業總數達到82.3萬,這是英國國家統計局自1992年開始 進行相關統計以來的最高水平,以往每季度增加數量不會超過2.6萬人。專家認爲,這些變化表明成千上萬的退休老人重新開始工作以增加收入,或者說他們的退 休金不足以維持現有生活。

    這些最新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衰退對英國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兼職工人和老年工人數量增加,而很多年輕人却失業長達兩年時間。政府養 老金政策顧問羅斯•阿爾特曼表示,“這反映出一些東西,對部分人來說延長工作年限幷不可怕,但如果他們是被迫這麽做,或者說他們沒錢享受退休生活,那顯然 就有問題了。明年情况會更嚴重,第一次嬰兒潮出生的人們將年滿65歲,這之後將有一批批的老人退休,我們迫切需要解决這一問題。”

    獨立財務顧問公司分析師蘭斯•卡拉夫表示,“我們大多數人都想儘快退休,但許多人發現自己經濟上根本無法負擔。國家退休金少的可憐,而私人 退休金也不足以彌補缺口”。經濟衰退是導致退休人員財政狀况不佳的重要原因。就業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威爾遜表示,“自2008年秋天以來,許多人退休金的實 際購買力都下降了20-30%,所以人們認爲這些錢不够,還得繼續工作。”很多老人繼續工作是爲了幫助子女或家裏的第三代。雜志編輯艾瑪•索姆斯表示,“ 許多人到了60或65歲時還要還貸,他們要麽是借貸太多,要麽是離异或爲了孩子再行借貸”。據統計,65至74歲的老人當中有12%仍有貸款要還。

    英國老年慈善機構主管米歇爾表示,“即使處在經濟衰退期,65歲以上工作人口數量仍在穩步上升。他們中有些人選擇繼續工作是爲了一種滿足 感,而很多人則是爲了解决因經濟衰退受影響的收入問題。對于這些人來說,65歲退休的規定是一個威脅,政府應從明年起取消該規定”。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門 發言人表示,“許多老人希望在65歲以後繼續工作,他們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技術。我們希望解除規定退休年齡對他們的束縛,使想要工作的人們可以工作。通 過延長工作年限,他們能在退休後拿到更多的養老金。”
    就業研究所負責人吉姆•希拉吉則指出,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已經感受到職位稀缺帶來的壓力,“我們開始看到公共部門空餘職位急劇减少,如果這種 趨勢在未來數月裏繼續發展,整體失業率可能會上升,除非私營部門的經濟復蘇能够彌補公共部門嚴重的失業現象”。英國商會首席經濟師大衛•克恩表示,“雖然 最近勞動力市場趨勢良好,但要記住我們還沒有看到嚴厲的預算削减措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英國商會認爲明年失業人數將達到265萬。
Source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