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 Clegg dismisses 'Brokeback coalition' jibe

 

Nick Clegg dismissed the reported comments as a "colourful phrase"

 

Deputy PM Nick Clegg has dismissed criticism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from backbench MPs.

Ex-shadow home secretary David Davis reportedly repeated a description of the government as a "Brokeback coalition", referring to the Hollywood film about two gay cowboys.
Mr Clegg told the BBC it was a "colourful phrase" which did not capture the coalition "spirit".
Culture Secretary Jeremy Hunt has also brushed off the alleged insult.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Mr Davis was overheard making the comments during a private lunch. He has denied making the comments.
Meanwhile, Liberal Democrat MP Tim Farron has said many Tory MPs were "toxic".
'National interest' Mr Farron claimed on Friday that David Cameron was using coalition partners as a "cover" for unpopular decisions.
Mr Clegg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tensions within the Tory-Lib Dem government.
Referring to the "Brokeback coalition" reference, he said: "It is a colourful phrase, but I do not think it really captures the spirit of the coalition, which is two separate parties led by two separate leaders - myself and David Cameron - recognising that this country is facing some very difficult short-term challenges."
He stressed it was about coming together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o that the economy grew,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were dealt with, and the focus was on the "best education" and the "best healthcare".
He said: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at large ... are responding very positively to the sight of two parties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long-term benefit of the country."
Speaking to the BBC's Andrew Marr Show on Sunday, Mr Hunt, a Conservative MP, said the alleged "Brokeback coalition" description was "a very catchy phrase".
"But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about this coalition, which is that before the election people were crying out for a new type of politics," he said.
"They said 'why can't politicians sit around a table and talk to each other?'
"Well if you had been a fly on the wall at our cabinet meeting on Friday at Chequers you would have seen that -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ies rolling up their sleeves."
Source
 

棒打金融肥貓 全球有志一同

文/林麗美
高薪酬零風險 民眾看不下去！
幾波金融危機，讓企業界與金融界的肥貓，無所遁形，賠錢的時候，是賠投資人的錢，賺錢的時候，肥貓大分紅利，喝湯吃肉後，再分點骨頭給投資人啃。

我家鄰居養了一隻可愛的肥貓JJ，說不出是來自名門貴族，或是混血雜種，黑底摻雜著黃色金毛與冷冷的灰白，配上一副「形狀像驚歎號」的鼻子，貴氣十足。拜 全球化之賜，貓主人經常到國外出差，讓我有一親芳澤的機會（受託照顧）。我雖然喜歡小動物，卻不想負養育之責，動物和人一樣難纏，會有情緒、會不聽使喚、 會叛變，我討厭這種感覺，至今還是堅守原則──只養植物，不養動物。
肥貓JJ很有個性，平常自掃門前雪，不必別人為它把屎、把尿或洗澡，不隨人起舞；有點自閉，經常躲在櫃子裡，悶不吭聲。肥貓JJ略有小聰明，會自己 彈跳開房門；略有才藝娛樂人類，不過只挑人行事，我有幸被它看得起，只要我進門，它就自動跳到桌上，等待我和它玩耍，叫它伸懶腰運動，就四腳朝天，全身拉 長翻滾又翻滾，柔軟的小頭，不時在檯面上東磨西蹭；叫它擦屁屁，就自動把屁股抬得高高的，好不可愛！奇怪的是，這些高難度動作，只有我一人叫得動，它的主 人怎麼逗都不成。肥貓JJ雖然有點吃裡扒外、有點自私、冷漠、悶燒，只顧自己，不管別人，還是挺有人氣的。不像全球的「金融肥貓」，人人喊打。

金融業紅利 居高不下
九○年代以來，幾波金融危機，讓企業界與金融界的肥貓，無所遁形，原來全球的肥貓，都是靠投資人與納稅人的錢豢養出來的。賠錢的時候，是賠投資人的 錢，肥貓高薪照領、手續費照拿；賺錢的時候，肥貓大分紅利，喝湯吃肉後，再分點骨頭給投資人啃。最令納稅人生氣的是，金融海嘯發生後，各國政府為了避免骨 牌效應，一波波地推出金援計畫，拿納稅人的錢，為那些不負責任、不爭氣的賠錢貨紓困！
感受到民眾對於華爾街奢侈風氣的怒火，部分美國銀行趕緊採取一些先發制人的動作。在今年稍早已清償100億美元紓困金的高盛投資銀行，撥出 167.1億美元，或約今年前9個月淨營收的47％以支付薪酬紅利。但為了平息眾怒，高盛趕緊宣布將不會分發現金紅利給高層，而改發股票，但5年內不能轉 換成現金。據調查，今年華爾街的銀行，將支付高達260億美元的紅利，較去年的184億美元增加許多。
據統計，美國國際集團（AIG）、投資銀行貝爾斯登、花旗集團、全國金融（Countrywide Financial）、雷曼兄弟、美林證券與華盛頓互惠銀行等7家遭賤價出售或接受紓困的金融機構高層，自2005年起共支領約4.6億美元的績效薪酬， 而且半數都是現金支付。公司一窮二白，「肥貓」卻荷包滿滿，難怪大家對肥貓恨之入骨，討伐之聲不絕於耳，政府、學者與民間監督單位，都紛紛採取行動。
美國多位頂尖經濟學家主張，政府應要求金融機構事先預扣高階主管薪酬，做為未來破產或紓困之用；另有人主張，華爾街分紅應「與銀行之各類證券表現」 連動，才能避免投機自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表的「史廣報告（Squam Lake Report）」中建議美國政府，防堵金融機構高階主管投機行為的最好方法，是預先扣除薪資報酬的一定比率，做為未來銀行破產紓困之用，而不是設定薪酬上 限。這筆預先扣除的金額，將保留幾年，若在管理期間未有疏失，則可領回。

學者主張主管應分擔風險
如此一來，銀行高階主管比較會站在納稅人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站在純股東的立場。畢竟納稅人在華爾街大銀行獲利時，分不到任何好處，當它倒閉時卻要承擔紓困的代價。如果是單純的股東心態，則會為了快速獲利而不顧短期風險。
也有法界學者認為，華爾街高層的分紅，應與「該公司的股票及債券表現」連動，以嚇阻過度槓桿及投機自肥。例如，某高階主管獲得的分紅是3％的普通股，未來可考慮發放普通股、優先股及債券各1％來取代。
這麼做的好處是，把紅利分散到優先股及債券上，當銀行出現鉅額虧損，這些主管就必須承擔個人分紅泡沫化的風險，讓所有業務都與經營者形成生命共同 體，就不會產生顧此失彼的缺點。金融機構的債務往往高於股權，以高盛為例，2009年的資本結構有640億美元的普通股，優先股及長短期債務卻高達 2,300億美元，將近4倍之多。
歐盟的反肥貓聲勢，也在醞釀當中。歐盟6月中旬也明訂，銀行主管分紅最多不能超過薪酬的50％。今年3月，歐洲議會曾主張發放「次順位債券」，當做銀行主管的分紅，換句話說，一旦公司破產，主管求償順序排在比較後面，同時分紅應保留5年做為虧損預備金。
銀行業的復甦 還是靠納稅人紓困
英國金融危機的信用擴張、以及資產泡沫化事件，層出不窮，危及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為了避免危機再發生，英國財政部6月16日宣布，將廢除 「金融監理署（FSA）」，未來金融產業的監管，由中央銀行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負責。英國央行總裁金恩Mervyn King的說法很貼切：「央行在金融穩定的角色，是大家舞跳得太瘋狂時，把音樂轉小聲一點。」
1997年才成立的英國金融監理署，只專注在規範，沒有人控制金融機構的債務，當問題發生時，沒有人知道誰是主事者，也因此未能看到金融海嘯的前兆，及早發現經營欠佳銀行的弊端。
有感於銀行產業的復甦，是建立在納稅人出資的紓困行動上，英國首相布朗和法國總統薩科奇，雙雙出面贊同課徵高額「紅利稅」。他們在《華爾街日報》的 社論上寫道：「我們同意，紅利相關的一次性稅項，應該納入優先考慮。」這篇罕見的聯合聲明，被解讀為歐洲打擊銀行業高額紅利的決心。英國宣布，今年銀行紅 利超過25,000英鎊的部分，必須課徵一次性的50％紅利稅。這項規定涵蓋所有形式的紅利，包括延遲股票的獎勵等，而且設在英國的美國銀行子公司，也必 須遵守這項規定。
日本新措施 防止肥貓更肥
亞洲的日本也有新措施，在今年會計年度結束前（3月31日），訂定上市公司高階主管的薪資監控機制，凡是年薪資、紅利、股票選擇權與其他津貼加起來，超過日幣1億圓、或相當於100萬美元者，都必須「個別」揭露。
這項法規尚未實施以前，日本上市公司只要將高階主管的年報酬「整體」揭露即可，不須指名道姓說出個人所得。例如，Sony去（2009）年度所揭露 的20位高階主管報酬，總共有28.7億日圓、或說平均每人薪資報酬為1,435萬日圓。同業Panasonic的20位最高階主管，則領取9.66億日 圓，平均每人薪資所得4,830萬日圓。而汽車業龍頭Toyota的36位最高階主管，則是領取固定薪資，平均每人約3,760萬日圓。日產汽車今年度所 揭露的是，12位高階主管總共領取1.41億日圓。
日本「金融服務局」（相當於台灣的「金管會」）對外表示，這項制度改變的用意，是讓上市公司朝向透明化的方向邁進。其實，日本企業比較有制度，訂定 薪資的彈性不像歐洲企業那樣大，比較歐洲、美國與日本年營收超過109.4億美元以上企業的執行長（CEO）報酬，差很大。日本CEO的平均年報酬，是 1.35億美元；歐洲CEO是近6億美元；而美國CEO則是12億美元。

台灣金管會也祭防堵措施
台灣自從前金聯董事長陳松柱月薪40萬元、分紅千萬元以上，引發出「自肥案」後，行政院也通過「肥貓條款」，規定財政部派任、或推薦的公股負責人，月薪最多32萬元，規模愈小、薪水愈低，而且非固定收入不能超過固定收入，不少公股負責人將被減薪。
台灣金管會今年也祭出「反肥貓條款」，修正包括「銀行、票券金融公司及金融控股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明定未來只要營運
績效未達標準，年報須強制 揭露個別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酬金。另立法院最近也3讀通過「肥貓瘦身條款」的公司法修正案，規定接受政府紓困達到新台幣10億元以上的企業，必須到立法 院報告自救計畫。看來不負責任、不知潔身自愛的肥貓，全球任何一個角落，都是人人喊打。
【更多精采內容請看《Taiwan News國際財經&文化月刊》7月號-第399期】
Source

[Finance-Research] 歐盟銀行壓力測試

沒想到 European Union 監管會﹐在這次 銀行壓力測試 裡 竟然忽略掉 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測試。 這明明是市場最擔心的事情。 

債權﹐就像 Credit Card 一樣﹐是建立在這種無形的信用和信心上。 你可以一頭熱的相信 這個人/公司/銀行/州政府/國家 可以還你錢﹐也可以悲觀看待市場﹐相信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然後大家卯起來的把銀根鎖緊。 但是這樣對大家一點沒好處都沒有

現在 歐盟監管會﹐已經花了兩個月﹐交出一張成績單﹐雖然 測試的重點 ﹐不是我們最關心的﹐就好比我們想要知道一個人的英文能力﹐他不給你他的英文考試成績﹐確強調他數學考80分。 重點沒抓到﹐但是畢竟人家已經很有誠意了。

我想﹐如果真的來測試 掉 主權債務違約, 恐怕倒的又是一堆吧。

紙是包不住火的﹐不知道﹐這張成績單﹐可以燒多久



WSJ

洲銀行業監管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簡稱CEBS)週五表示﹐在91家接受歐盟(European Union)壓力測試的銀行中﹐基於兩個基本假設﹐有7家銀行的一級資本比率未達到6%的要求。

CEBS在公佈壓力測試結果的報告中表示 ﹐若要令所有這些未達標銀行的一級資本比率達到6%﹐需要注入資金的總規模將為35億歐元。

歐盟的決策者們希望公佈壓力測試結果將緩解投 資者對如下兩個方面的擔心程度﹕一是銀行系統健康狀況﹐二是為改善銀行狀況納稅人所需承擔的潛在成本。

一級資本包括普通股和優先股、現金 儲備和部分其他的長期混合證券。

最惡劣的假設情況是﹕未來18個月歐盟本地生產總值(GDP)較預期低3個百分點（暗示經濟出現溫和的二 次探底）﹐並且國債市場出現新一輪劇烈波動。

但是壓力測試模型並沒有明確作出出現主權違約的假設﹐這反映出一種政治信念﹐即歐盟﹐尤其是 歐元區成員國無一可能違約。

同樣地﹐壓力測試中包含的“主權風險衝擊”僅要求銀行承擔各自交易帳戶中所持國債造成的損失﹐而無需承擔到期 國債違約損失。

這七家未通過測試的銀行包括一家希臘銀行ATEBank﹐一家德國銀行Hypo Real Estate和五家西班牙的儲蓄銀行。這五家西班牙銀行分別是﹕Unnim、Diada、Espiga、Banca Civica和Cajasur。

此 外﹐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歐洲銀行監管委員會在週五發佈的聯合聲明中稱﹐歐盟範圍內銀行業壓力測試證明歐盟銀行系統在危機期間整體可表現出抗干擾性。

這 幾大機構稱﹐壓力測試顯示﹐歐洲銀行有能力承受負面宏觀經濟影響和金融衝擊﹐壓力測試是朝著重塑市場信心的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三大機構 稱﹐測試結果顯示個別銀行需要額外增資﹐那麼所涉及的銀行應採取必要措施強化資本實力。若有必要﹐未通過壓力測試的銀行可能需要根據歐盟成員國救助準則﹐ 動用成員國政府設立的救助工具。

2010年07月24日08:23

歐盟銀行壓力測試忽略主權債務違約風險

歐

盟監管部門週五表示﹐與2009年初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實 施的銀行壓力測試相比﹐歐洲銀行壓力測試在經濟增長假設方面的標準更為嚴格。

美國銀行業壓力測試當時認定﹐美國19家大型銀行中有10家 銀行需要補充總計750億美元的額外資本。

歐洲監管部門急於強調測試的嚴格性是為了以 此提振外界對歐洲銀行業的信心﹐因為目前市場對歐洲銀行在主權債務方面的敞口感到憂慮﹔但他們卻忽略了兩個重要參數。

儘管市場自5月份 就陷入慌亂﹐投資者開始擔心希臘及其他負債嚴重的歐元區國家可能違約或被迫重組債務﹐但歐洲監管部門此次並沒有進行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測試。

另 外﹐他們也沒有測試銀行是否擁有足夠多的緩沖流動性﹐也就是易於出售的資產池﹐這些關係到銀行能否履行未來的償款義務以及為當前活動進行融資。融資模式存 在缺陷是一些金融機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倒閉的主要原因﹐其中就包括英國銀行Northern Rock。

2010年7月24日 04:33

歐洲銀行監管委員會公佈壓力測試數據

盟(European Union)的銀行業監管機構歐洲銀行監管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簡稱CEBS)週五表示﹐在評估大型銀行對壓力測試中最悲觀假設情況的耐受力時﹐將其資產價值抵消了5,660億歐元。

CESB 表示﹐在評估溫和的二次探底和國債市場出現新一輪劇烈波動的共同影響時﹐接受壓力測試的91家銀行的一級資本比率平均為9.2%﹐較達標水平6%高出 3.2個百分點。

只有七家銀行的一級資本比率低於6%﹐未能達標。

根據報告﹐91家接受測試的銀行資產佔歐盟銀行業總資 產的65%以上﹐接受測試的銀行資產佔各歐盟成員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逾50%。

CEBS假設的銀行損失主要是貸款損失﹐而不是備受關注的 因持有國債造成的損失。

CEBS表示﹐在悲觀情況下（假設歐盟經濟今年增長為零﹐明年 為萎縮0.4%）假定的4,728億歐元損失是資產減值損失。還假定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將出現259億歐元的交易損失。

此外﹐CEBS還評 估了銀行在交易帳戶中持有的國債價值下降389億歐元將帶來的風險。計入長期資產帳戶下的持有到期國債的估值損失不在本次測試的考慮之內。

據 報導﹐CEBS還在壓力測試中假設了主權風險造成衝擊的情況﹐以評估國債市場重演4、5月危機時銀行的耐受力。

為模擬5月份國債市場劇烈 波動的一幕﹐CEBS在“主權風險衝擊”情境中假定﹐歐盟所有成員國的市場利率都普遍上漲﹐其中3個月期貨幣市場利率上漲1.25個百分點﹐10年期國債 利率上漲0.75個百分點。

CEBS還根據各國國債的歷史波動性﹐假設了個別國家國債將出現額外損失的情況。

他們假設﹐ 在最悲觀的情況下﹐希臘國債平均加權的折價幅度將達到23.1%﹐西班牙和葡萄牙國債的折價幅度分別為12.3%和14%。

但是壓力測試 模型並沒有明確作出出現主權違約的假設﹐這反映出一種政治信念﹐即歐盟﹐尤其是歐元區成員國無一可能違約。

2010年07月24日08:31

歐盟批准西班牙和葡萄牙延長銀行業支持項目

(謎之聲: 成績單上明明說沒問題﹐何必要延長﹖﹖)

歐

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週五表示﹐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將各自銀行業支持項目期限延長至2010年底。

歐盟委員會稱﹐獲准延期的項目包括 葡萄牙的銀行擔保和銀行資本重組項目以及西班牙的銀行業資本重組項目。

根據延期之後的銀行支持舉措﹐葡萄牙銀行要獲得政府擔保則需要交付 更高的保證金﹐以此鼓勵銀行在不借助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自行融資。

2010年07月22日15:13

歐盟委員：中國購買4.2億歐元西班牙和希臘債券是明智投資

(謎之聲: 如果是明智投資﹐怎麼不多買一點﹖﹖)

歐

盟(European Union)貿易委員Karel de Gucht週四表示﹐中國購買了約4.2億歐元希臘和西班牙近期發行的債券。他還稱﹐這是一個明智的投資選擇﹐這些債券幾乎不存在失去價值的風險。

Karel de Gucht在上海的一次媒體簡介會上還表示﹐對於歐盟近期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提出的有關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的申訴﹐他相信WTO會作出有利於歐盟的裁定。

2010年07月24日07:43

歐元小幅走高﹐因壓力測試結果為投資者消化

歐

元週五溫和走高﹐因多數歐洲銀行通過了監管部門的壓力測 試﹔隨著投資者瞭解到壓力測試的細節﹐原先市場對該測試嚴格程度的懷疑也有所減輕﹐這也對歐元有所提振。

提振歐元的因素還包括又一輪好於 預期的數據以及美國股市的後市反彈。數據顯示﹐德國經濟研究所(Ifo) 7月份商業景氣指數上升﹐超過預期水平。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駐紐約的外匯策略師Sebastien Galy稱﹐美國股市上漲激起了歐元的反彈﹔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上漲約100點。歐元之所以走高還因為投資者開始消化壓力測試的結果﹐壓力測試具 體情況十分詳細﹐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對於該測試嚴格性揮之不去的擔憂。

週五尾盤﹐歐元兌1.2918美元﹐週四尾盤兌1.2892美 元。美元兌87.45日圓﹐週四尾盤兌86.93日圓。歐元兌112.98日圓﹐週四尾盤兌112.05日圓。英鎊兌1.5432美元﹐週四尾盤兌 1.5265美元。美元兌1.0527瑞士法郎﹐週四尾盤兌1.0428瑞士法郎。

美元指數從82.611降至82.475。

歐 盟(European Union)曾預期﹐由歐洲銀行監管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開展的銀行業壓力測試將恢復人們對歐洲銀行系統的信任。

測試結果表明﹐有七家銀行需要籌集新的資本﹐以加強資金 實力並抵御潛在經濟滑坡或又一輪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

未能通過壓力測試的銀行分別是五家西班牙的銀行、一家德國銀行和一家希臘銀行。其資 金缺口總共約為35億歐元。

在壓力測試結果公佈前﹐市場波動較大﹐歐元一度觸及 1.2794美元盤中低點﹐這是因為壓力測試顯然不會將主權債務違約的情形納入考察範圍。

Scotia Capital駐多倫多的外匯策略師Sacha Tihanyi稱﹐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週五的數據反映出﹐在壓力測試結果公佈前﹐投資者對於增持頭寸非常猶豫。

Tihanyi稱﹐上述數據涵蓋了截至週 二的當週。投資者連續第三週減持兌歐元的頭寸﹐但這種變化十分溫和。

英鎊兌美元大幅走高﹐上漲逾1%﹐因此前公佈的英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 總值(GDP)數據超過預期。數據顯示﹐英國第二季度GDP增長1.1%﹐創下四年多來的最快增幅﹐而且也遠高於經濟學家此前預計的0.6%。
Source

英德添柴火 歐復甦動能趨強

記者蕭麗君／綜合外電 
英國政府周五宣布第2季經濟成長季增1.1％，為4年多來最高增幅。此外同天公佈的德國商業信心也大幅上升，升幅為東西德統一以來最大。兩項利多數據都凸顯歐洲復甦動能趨強。     英國國家統計局指出，這已是英國自從脫離經濟衰退後，連續第3季擴張。英國上次經濟季增1.1％是在2006年第1季。此外第2季經濟成長年增幅為1.6％。    

受此利多消息支撐，英鎊兌美元週五擴大升幅，走升逾1％來到1英鎊兌1.5400美元，最高曾觸及1.5410美元。    

英國成長數據可望緩和近來市場對歐洲債信危機，與該區政府實施財政緊縮可能削弱復甦力道的憂心。英格蘭銀行決策官員因為擔憂復甦可能趨疲，近來曾討論再度寬鬆政策的可能性。    

瑞士信貸英國經濟學家希爾認為，英國經濟成長動能強勁，凸顯出該國在今年有足夠動力因應艱困的環境，而無須擔心會陷入停滯或衰退。    

至於對第2季成長貢獻最大的是來自服務部門，季增0.9％，寫下3年來最大增幅。此外製造業在上季擴張1％，建築業擴張6.6％，締造1963年來最大季增幅。   

儘管英國第2季展現強勁的成長力道，不過許多經濟學家預期下半年動能將減緩。國際貨幣基金最近下修英國2011年成長預測，從2.5％減至2.1％。在此同時，英國大力鼓吹的財政緊縮政策，已經導致消費者信心連續兩個月下滑，此外多項調查還顯示，年中房價下跌。    

此外，德國智庫Ifo周五公佈商業信心指數，結果上升4.4點至106.2點，不但高出市場預期的減少至101.5點，同時也創下兩德統一以來最大增幅。這項調查是根據7千家德國企業訪查編製而成。    
2010-07-24 工商時報
Source

外界質疑 歐銀壓力測試不嚴格

〔編譯劉千郁／綜合報導〕歐洲九十一家銀行壓力測試結果公布，只有七家銀行未通過，但可信度與效果引發外界質疑。
歐 盟銀行監管委員會（ＣＥＢＳ）表示，包括德國海波房產持股公司（Hypo Real Estate Holding）、希臘ATEBank與西班牙的五家地區性銀行面臨經濟衝擊時，第一類資金（Tier 1 capital）將低於六％，無法過關，必須新增資本三十五億歐元。
部分專家認為壓力測試不夠嚴格，外匯交易公司Currencies Direct分析師Mark O’Sullivan表示，測試結果似乎是歐洲銀行監管單位作出的妥協，許多人質疑測試標準設得太低，也引發更多的問題，銀行間借貸市場後續的變化才能證明市場信心是否恢復。
外界認為測試沒有納入主權債券違約的做法完全不符合現況，歐洲官員則表示絕不允許主權債券違約情況發生。今年五月由於希臘違約風險大幅提高，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不得不投入近一兆美元紓困金，避免金融機構倒閉。
經過分析師與經濟學家這個週末的分析解讀，週一歐元可能因反映測試結果走跌，先前歐洲政府因為擔心市場反應過大，刻意延後結果公布時間至歐洲股市收盤之後。
德 國接受測試的十四家銀行中有十三家通過測試，德國金融監管單位Bafin與中央銀行表示，德國銀行體系已經證明了體質強健與足夠的彈性，即使是在最糟的經 濟假設之下。英國的蘇格蘭皇家銀行（ＲＢＳ）、匯豐銀行（ＨＳＢＣ）、巴克萊（Barclays）與Lloyds四家銀行全數通過測試，英國金融服務管理 局（ＦＳＡ）指出，英國銀行表現的彈性顯示最近幾年的改革有成。
歐盟執委會表示，遭遇資金困難的銀行可透過出售股票、合併等方式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在最糟的情況下，也可能面臨倒閉命運。
Source

British identity and society Is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 an endangered species?

Being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has changed. Gone are the days of job security, a good salary and regular foreign holidays. And the crisis of a generation is just beginning

• 
• 
• (27)
• Tweet this (19)

• 
• • Andy Beckett
  • The Guardian, Saturday 24 July 2010
  • Article history

 

'I always thought my career was profoundly insecure,' says Allison Ogden-Newton. Photograph: David Yeo for the Guardian

Allison Ogden-Newton's father was a GP. He did i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mostly in the plush commuter belt around Gerrards Cross, Buckinghamshire. Ogden-Newton describes it as "Tory heartland": golf courses, men getting the train to Marylebone, women staying at home with the Volvo.
Ogden-Newton got out. At university, she studie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n she worked for unions, in Kentucky in the fiercely anti-union American South – "I've been shot at more than once" – and back in Britain, campaigning against poisonous paint solvents. Next came charity work, the traditional kind, then the more modern, entrepreneurial sort. She now runs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a profit-making body that advises and lobbies for socially-conscious businesses.
Ogden-Newton is a confident woman of 47, still "on the side of the righteous" in her view, but comfortable giving orders. She earns £80,000 a year. She and her husband, who runs a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live in a large, cool house in Richmond in leafiest south-west London. They have an upmarket 4x4 in their front drive, an olive tree in their back garden and original artworks on their walls. The afternoon I arrive, their au pair is looking after the children, who are just home from private school, while Ogden-Newton gets ready to go to a conference in South Korea.
It is a life that feels almost impregnable. But this is an illusion. One of the things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does is find businesses to fulfil government welfare contracts. "Since the general election," Ogden-Newton says as we sit in the sun in her garden, "90% of the contracts have been cancelled." For a moment an expression of alarm passes across her face. "I'm absolutely spellbound by the speed and the totality of it." But then she recovers: "I think the contracts that have been taken away will be replaced with cleverer arrangements." Was this turbulence what she expected when she took her current job? She smiles. "I always thought it was profoundly insecure."
Being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has changed. Politicians and the media and many Britons still talk about "the middle class" as if it is a steady, secure, cohesive social group. They assume it is growing ever more populous and influential. "We are all middle class now" has been a favourite newspaper headline for decades, as long-term social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have weakened the upper and working classes. "By the 1980s... the middle classes appeared to be the ascendant force... even the victors in the long class war," write Simon Gunn and Rachel Bell in their 2002 history Middle Classes: Their Rise And Sprawl.
Yet in the book's final chapter, which covers the 80s onwards, there is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ambiguous story: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nature of middle-class life and the decrease in job security; Margaret Thatcher's opening up of the classic middle-class professions, such as university teaching, to market forces; the slow decline of the great state and corporate bureaucracies; the downgrading of middle managers by new business ideologies. These shifts, conclude Gunn and Bell, have left "few if any areas in which middle-class people work untouched".
In some ways, middle-class life has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more consumer pleasures, widen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rocketing salaries for some professionals, rewarding new career paths for the self-motivated and nimble, for people such as Ogden-Newton. In the inner London borough where I live, which is increasingly full of middle-class people like me, earning unspectacular salaries by London standards, the Icelandic ash cloud this spring left local schools half-emptied of teachers and pupils. Despite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spending the Easter holidays abroad – something only very rich people did in my childhood – was apparently still quite normal. Yet is this modern, free-spending version of the middle-class Good Life sustainable? The sociologist Richard Sennett, quoted by Gunn and Bell, thinks not: "The crisis of the middle class," he warns, "is just beginning."
Stephen Overell,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Work Foundation, shares some of that pessimism: "There is an ongoing hollowing-out of the middle ranks in the British job market – the managers, the administrators," he says. "What growth there has been [in this area] has been driven by the public sector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ith the government's spending cuts, you have to question the future of many of those managerial jobs." For many middle-class people who hang on to their jobs, he continues, prospects are not much brighter: "In the middle-class workplace, employees' autonomy and discretion have collapsed dramatically compared with 20 years ago. Software is standardising work. There are more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ore surveillance. People at the top end are doing OK, but the rest feel that their working lives are getting worse." Middle-class employment, you could say, is becoming more like that long endured by the working class.
Of course, being middle class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your job. But other traditional aspects of middle-class life have acquired their own modern anxieties. The value of saving is being undermined by low interest rates and jumpy stock markets. Property ownership 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because of high house prices. The chance of a comfortable retirement is threatened by meaner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pensions. The old middle-class behaviours and values – self-restraint, deferred gratification, a degree of snobbery – have less relevance in a Britain where all classes scoff supermarket ready meals and small-talk about Britain's Got Talent.
"To be middle class today," Gunn says, "is to be in an edgy position. The notion of being middle class does still carry an awful lot of freight. But there are divisions within that middle clas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 between people already in the professions and people trying to get in. The payback for being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has always been security: networks of people that you know, investments. What we have now is a very fluid middle class. Few people in it expect to do the same thing all their lives. They are constantly striving.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us know that if terrible financial things went wrong in our lives, we'd be OK."
Kim Ormsby and family: 'We don’t talk about money. We just know we haven’t got much.' Photograph: David Yeo for the Guardian Kim Ormsby is one of the worriers. She is 45, still has young children, and runs the recycling an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for 60 NHS sites across west London. She earns £39,000, about one and a half times the average British full-time wage. Like all but the lowest-paid public sector workers, her pay has recently been frozen by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for the next two years.
"I'm earning a lot more than I thought I would when I started in the NHS," she says when we meet for a rushed coffee in the canteen of one of the hospitals she covers. "Fourteen years ago, I was on £12,000. I've always had savings. But I'm not saving at the moment. In fact, I'm spending my savings. They really have dwindled."
The life she goes on to describe does not sound exactly spendthrift. She and her husband, who has a lower-paid job in the same department, live with their son and daughter in a semi in Rickmansworth, Hertfordshire. They moved to the dormitory town from London two years ago because the property was cheaper, but their three-bed house needs work. "Sometimes we sit in the lounge and think, 'God, this is depressing.' The wallpaper's peeling – it needs to be stripped." They own one 10-year-old car. "We don't talk about money. We just know we haven't got much."
Ormsby is not bleak about everything – "I really enjoy my job." But to squeeze in the necessary hours, she gets up at 5.15am, and works for an hour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children are in bed. The family summer holiday is one week in France.
She knows that not all middle-class Britons live like this. "We have got some rich friends. They tend to go out more. They have nice holidays; skiing, or somewhere hot." Does she envy that? "Yes," Ormsby says with abrupt intensity. "I would like to have a decent holiday." Does she think of herself as part of the same middle class as them?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iddle class any more? It's as if the middle class has just gone like that" – she moves her hands farther and farther apart across the canteen table – "and the top part should go into the upper class or something."
Thirteen years ago, the management consultants McKinsey produced an influential report called The War For Talent. The report argued that able individuals were the key to corporate success, that due to demographic shifts and globalisation they were in short supply, and that organisations needed therefore to compete for these people and reward them accordingly. Since 1997, this idea has come to permeate the middle-class workplace. "Within professions there are much greater rewards now for outstanding stars," Overell says. And often these "stars" see their peers in international rather than national terms. "If you go to London and New York, say, the people at the top are forming a group.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s a tribe." Members of the tribe – business executives, celebrity architects, management consultants – are always travelling, often transatlantic in their accents and assumptions, and tend to see the world as simply a series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
At the same time, within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 "there are also some whole professions that are pulling away from everyone else". The most infamous of these is financial services. In my experience, at least, bankers have a slightly contradictory status in middle-class life: mentioned endlessly in conversations with peers about money or property or how the world works, but rarely actually encountered. As Ormsby puts it, fiddling with her polystyrene coffee cup in the hospital canteen, "It's like another world."
'What really grated about my non-City mates was that they talked about what they did with real passion,' says Alex Preston. Photograph: David Yeo for the Guardian Until three months ago, Alex Preston was in that world. He entered it almost by accident. His mo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academics, and at Oxford University he did English and wanted to be a novelist. But then he made friends there "whose fathers were in the City. I went to their houses. And I thought, 'I fancy a bit of that.'" Working in the City, he told himself, would be a short-term thing: "Putting aside a few quid, and then sitting in a farmhous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writing my Ulysses."
Preston is 30, dapper and self-assured. We meet at a cafe at Stansted airport; he is on his way to France for the weekend for his mother's 60th. Earlier this year he published This Bleeding City, a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about London bankers. "I always saw the City as something separate – almost outside the British class system altogether. That American idea of class as being only about money." He stayed in the City for 10 years, working at different times for a bank, an investment company and a hedge fund, and discovered that separateness was indeed one of the City'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You talk about 'civilians' [non-City people]. Guys would say, 'I don't know if I can go back to a civilian salary.'"
The long working hours made it hard to keep in touch with non-banking friends. But he tried: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was trying to convert them. They were all public sector guys. We played football on a Tuesday night, and I'd say, 'Guys, you could immediately quadruple your salary.' They said, 'We have ideals, and we like the job security.'"
He suddenly looks melancholy: "What really grated about my non-City mates was that they talked about what they did with real passion. In the City, you are basically doing a job that doesn't interest you. The City gets intelligent people to do tiresomely repetitive jobs." Long-term career satisfaction is considered by sociologists a characteristic middle-class expectation; on that score, Preston found the City lacking.
The compensation, of course, was the money – and the opportunities it brought to self-invent: "When I started in the City, tastes were blingy, a bit Essex – 'Look at my big watch.' Then people got into shooting, country estates, wine cellars, wearing a lot of tweed." Preston shakes his head in theatrical disbelief: "I went shooting!" What does he think this change in bankers' spending habits was about? "It's saying to the rest of the middle class, 'We are the bosses.'"
Then there are the more subtle City status symbols: a subsidised second career, or a very early retirement. Preston says he "didn't save much, alas" of what he earned in the City, but he is working on his second novel and doing an English PhD, enviable choices for a 30-year-old in London with two small children. Ogden-Newton says, "If your kids go to private school, you see these fathers who have made enough money in the City and don't need to work any more." An edge comes into her voice: "They have a 'photography business' or something."
In Britain, the middle class has long had elites and internal divisions. Every class does;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e often talk about them in the plural. But the sheer breadth and vague boundaries of the middle class have often made it seem uniquely fragmented. "How can millionaire financiers, farmers, shopkeepers, possibly be lumped together in any social category?" ask Alan Kidd and David Nicholls in their 1998 book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
In fact, being middle class has always been a slippery business. Having servants, renting a good property, owning a good property, owning a business, being employed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s", how you speak, how you use cutlery – at different times, all these have been regarded as essentials of middle-class life. In the 19th century, an identity was created which emphasised ambition, inventiveness, effort – "You work like stink," as Ogden-Newton puts it – and the middle class presented as a confident, outward-looking Britain's driving force. Yet mixed with this triumphalism has always been envy and insecurity: seeing yourself as the middle group in society can leave you feeling either smug or beleaguered.
For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cy and expansion of managerial and office work greatly benefited the middle class. But there were periods, such as the 70s, when surges in working-class militancy – and working-class fashionability – threatened this supremacy. "Middle class" became a perjorative, even on predominantly middle-class university campuses. Accents and life histories were adjusted: in 1975 a British diplomat's son called John Mellor renamed himself Joe Strummer, and soon afterwards began singing for the Clash in football-terrace cockney.
That era of middle-class shame and proletarian chic seems remote now. The election of Thatcher in 1979, with her constant, reverent references to her upbringing as a shopkeeper's daughter, restored the middle class's political potency. Her policies, such as City deregulation and reducing the top rate of income tax, effectively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oday's many middle-class millionaires.
Today, despite their financial precariousness,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s tastes in food and interior decor are ever more widely imitated. David Cameron, like almost everyone from aristocratic families these days, strains to present himself as a typical middle-class person, his much-filmed London kitchen full of items from Habitat and John Lewis. In once socially-diverse professions such as journalism, middle-class people are now ubiquitous. The middle-class aptitudes for educ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networking – the real constants, perhaps, of middle-class life over the centuries – seem ever more useful in the modern world. "Some people still stay in the middle class even if they don't have the money," says the sociologist Ray Pahl. "People say, 'Poor so-and-so hasn't got any money. Let's invite him to our house in Italy.'"
However, for people to consider each other part of the same social class in the long term, Pahl warns, "Reciprocity is important: the exchange of meals, of hospitality." The polarisation of middle-class salaries and working patterns is making this more difficult. Preston says he has one friend who has been for dinner at his house "maybe 150 times" without a return invitation, although he insists they are still close.
Geography and lifestyle also increasingly divide the modern British middle class. "There are different middle classes in different places," Pahl says. Since the early 60s, middle-class families in London have been moving into the inner city, while in most other British conurbations they have been moving out. As a consequence, the kind of homes and neighbourhoods and schools middle-class Britons use have diverged. The neat, middle-class enclaves of Edinburgh or Leeds, with their almost wholly middle-class streets and playgrounds, offer a different life from scruffier, more socially mixed but increasingly gentrified Hackney or Lambeth.
Overell lists some other middle-class divides: between flexible and full-time workers, double- and single-income families, American-style workaholics and European-style professionals who disappear on holiday for the whole of August. "There was more commonality of experience at work in the old days," he says. "People do find it harder to relate to other people's work now. Jobs are very specialised. There are real divides opening between occupations. Ultimately it results in less social solidarity."
Maybe the middle class has finally become too vast and loose a coalition to hold together.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does not use the term, preferring smaller, more technical categories such as "higher managerial", "lower professional" and "higher supervisory". For decades, the supposed disappear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been the big class story in Britain; perhaps that stopped people noticing that the middle class was also dissolving. At the least, retired bankers aside, a sense of ease has gone. "Smug self-satisfaction is no longer the middle class mind-set," says Gunn.
In her lovely Richmond back garden, at nearly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gden-Newton gulps down a supermarket smoked chicken and cheese bagel for her lunch while we talk. Behind her in the kitchen, her laptop is open, waiting for her to blog and tweet on behalf of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before her taxi to the airport comes. "Maybe that's what defines the middle class these days: the willingness and the ability to box and cox," she says, sitting forward in her garden chair, wearing smart shoes but an old T-shirt, hair hurriedly brushed. "I work 12-hour days. I share the childcare with my husband. I love what I do, and I love my family life, and I love gardening. But I am running out of hours."
Source

受財政預算案影響 家庭收入減少三千鎊

2010-07-24

(本 報訊)英國著名經濟預測機構周四表示，財相歐思邦上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可令英國家庭每年的可支配收入減少3000鎊。

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家表示，從明年開始，英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即將減少1%，這是自1982年以來，英國家庭可支配收入首次出現下降，且到2012 年之前，該指標不會再有上漲。英國資深經濟學家Vicky Redwood也表示，英國家庭將遭遇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最嚴酷的財政緊縮」階段。 而到2015年以前，英國政府計劃中的400億鎊增稅方案以及大幅削減公共開支的計劃，將令英國家庭在現有每戶平均可支配收入36,000鎊的基礎上，減 少3000鎊，幅度達8%。

其中，2011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VAT增值稅將上提到20%的高水平；公共部門薪資遭遇凍結；失業人數繼續上升，英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將瞬間減少 1100鎊。 雖然財相此前的預算案，已將英國經濟危機後的衰退景象完整顯現出來，但上述數據的公布，卻刻畫出了更為悲慘的經濟狀況。

財政部的數據顯示，緊縮政策對於收入最高的10%英國家庭來說，將意味著未來兩年內可支配收入減少1600鎊；而對那些年收入為平均水平的家庭來說，則減 少300至600鎊；對最貧困家庭來說，也將意味著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可能減少180鎊左右。 然而根據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政府的增稅計劃可令英國平均水平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減少550鎊左右。此外，該機構的研究數據還顯示，政府凍結公務員薪酬 水平以及裁員的措施，對英國經濟的影響，是財政部預料中的兩倍。 雖然預算案中提出的總體稅收預算，僅增長了約82億鎊，但針對英國家庭的稅收預算卻高達110億鎊。

Redwood表示，政府為防止商業部門的再一波裁員 危機，不得不減少針對這一部門的稅收預算，令財政部損失達60億鎊，而這部分損失，都將由英國普通民眾家庭來承擔。 她表示：「在財政緊縮時期，消費者無疑是最受打擊的人群。財政緊縮，再加上不斷減少公共債務的努力，將令消費者面臨史無前例的困難時期。」
Source

英政府擬取消 「24小時飲酒法」

2010-07-24 05:25:00

(本 報訊)英國新政府計劃打擊英國人酗酒問題，「24小時飲酒法」將可能被廢除，且政府擬禁止低價銷售酒精飲品。「24小時飲酒法」是由前工黨政府於2005 年制定，目的在開創所謂的餐館文化，提倡適量飲酒的習慣。　　　　

前工黨政府曾表示，希望該法使得英國人改善酗酒問題，而將飲酒變成類似「飲咖啡文化」。 不過新聯合政府指責工黨的言論荒謬，該法使得與飲酒相關的暴力犯罪案增加，在節制民眾飲酒方面效果卻不彰；而英國民眾豪飲的問題，使得若干城鎮市中心在周 五和周六晚上讓普通民眾卻步。 英國媒體報道，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的內政大臣文翠珊將公布方案，增加地方政府的執行權。

根據計劃，地方政府將有權對整條街道或整個城鎮下達午夜過後禁酒的命令；部分獲准營業到深夜的酒吧和俱樂部將被課稅，用來支付警察維護治安的額外成本。 新法將禁止超市以低於成本價的價格銷售酒精飲品；如果有酒吧被多次發現出售酒類飲品給未及飲酒年齡的兒童，將遭到當局關閉。 工黨曾警告超市，不准低價出售酒類飲品，但從未採取任何實際措施。很多超市內銷售的酒類飲品價格甚至低於瓶裝水。

警方也表示，反對「24小時飲酒法」，因為很多青少年在去市中心玩樂前就飲酒，而酒吧和俱樂部深夜可售酒的規定，讓他們又繼續豪飲至糷醉，很多城鎮中心周 末晚上變得很混亂，警方面臨人手短缺的問題。由於酒吧營業時間延長，警方花費4億鎊用以支付加班工作的警員。

英國政府執照事務次官布魯克肖爾（James Brokenshire）說：「政府相信，地方政府和社區有權參與執照批准程序，由他們將決定當地需要何種經濟和文化。」之前在工黨執政時，地方政府很難 拒絕酒吧延長營業時間的執照申請，尤其是在市中心地段的酒吧或俱樂部。 布魯克肖爾表示，政府將對「執照法」進行重新重新審核，確保地方政府和警方擁有更大權力，拒絕或吊銷有問題的酒吧或俱樂部執照。
Source

英德指標超出預期 彰顯歐洲復甦勁道

中央社 (2010-07-23 23:31)

（中央社台北2010年7月23日電）英國經濟在第2季的成長，呈現4年來最快速的步調，而德國企業信心在本月高漲，為3年來新高，這顯示歐洲的復甦也許比專家預測的要為強勁。

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Statistics）今天說，英國國內生產毛額在4到6月增長了1.1%，比經濟學家在彭博資訊調查中預測的成長0.6%，快了近2倍。

德國經濟研究機構─衣佛研究所（IFO）說，該所針對7000位主管所作的訪調顯示，德國本月的企業景氣指數跳增到106.2，也跟景氣會下滑的預測有所抵觸。

這些報導顯示，歐洲2個最大的經濟體都受惠於英鎊和歐元價位走低的激勵，大小工廠則為迎合全球需求，紛紛加緊趕工生產。

在政府戮力縮減預算赤字的同時，疲弱的美國經濟或會有害歐洲的成長；而預定公布的銀行壓力測試結果，也會對市場情緒帶來衝擊。

倫敦野村證券國際公司（Nomura InternationalPlc）經濟師拜爾克（Laurent Bilke）說：「歐洲的回春相當強勁，比預期的更強。這樣的程度不太可能持續很久。」

歐元對美元匯率走高，英鎊價位也揚升。

英、德今天的經濟指標也許有助舒緩投資人的憂懼，即世界經濟正再次跌回衰退。（譯者：中央社毛盈超）
Source

經濟觀察─英國第二季度GDP 增長1.1%，創4年來最大增幅

英國國家統計局周五公布的數據顯示，英國第二季度GDP以4年來的最快速度增長，季率上升1.1%，年率上升1.6%，為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連續第3 個季度持續上升，表明英國經濟復甦有強大推力。此前經濟學家預期為季率增長0.6%，年率增長1.1%。第一季度為季率上升0.3%，年率下降0.2%。 上一次GDP 季率增長1.1%是出現在2006年的第一季度，一直以來GDP季率增長都未能超過1999年第三季度的增幅。

數據顯示，服務業在第二季度GDP增長中貢獻最大，季率0.9%的增幅為3年來最大增幅，而此前預期6月服務業將下跌0.4%。第二季度經濟總產出季率上升1%；其中建筑業季率上升6.6%，為1963年來最大增幅。
Source

英國第2季GDP季增1.1% 為4年來最快增幅 年增1.6%

評析：英國也是一直被唱衰的國家之一，但比預期好很多！！
英國第2季GDP季增1.1% 為4年來最快增幅 年增1.6%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世華財訊)　2010-07-23 17:55:14　
綜合媒體7月23日報導，英國國家統計局(ONS)23日表示，英國第二季度經濟以4年多來最快速度增長，顯示出英國復甦擁有實際動力的最強勁跡象。
初值數據顯示，第二季度GDP季比上升1.1%年增1.6%，這意味著英國目前已連續三個季度擴張。經濟學家預期GDP季升0.6%年增1.1%。
第一季度GDP季升0.3%年降0.2%。上次季比增速達到1.1%是在2006年第一季度，自1999年第三季度以來季比增速還未超過該水平。
...
該數據將緩和對於歐元區最近麻煩的擔憂，英國政府的財政緊縮計劃將削弱未來時期的復甦。7月初，英央行因經濟擔憂進一步討論了寬松政策。
同時，英國政府指出政府開支季增0.9%，對總體季比增速貢獻了0.2個百分點。服務業的季比增長帶來最大貢獻，服務業產值季增0.9%，是3年來最大擴張。這包括ONS預計6月服務業產值月降0.4%。第二季度建筑業產值增長6.6%，為1963年以來最大季比增幅。
盡管數據突出，但很多經濟學家預計下半年增長會放緩。IMF最近將英國2011年的增長預期由2.5%下調至2.1%。同時，隨著政府推進緊縮計劃，消費者信心一直下降，一系列調查也顯示出房價在年中下跌。
(李愛娟 編譯)
Source

全球下半年經濟 不妙

當政府民間普遍都對國內經濟的前景越來越趨樂觀之際，先進國家經濟所面對的指標讀數與情境氣氛，卻越來越趨保守與觀望，認為即使不會如○八年海嘯般嚴苛的二度衰退危機罩頂而至，但預期直到今年年底，必定會是一個成長率更形軟緩的局面。

    　大宗物資市場的晦暗情勢是新起的擔憂變數，煤鐵礦以及多數國際乾料市場發貨水準的低盪狀況，顯示工業活動的勁力仍然不足，而食糧有關物資價格的節節升高，則預示未來生活水準變動壓力增強。其實，純粹從經濟指標的發展現況看，越來越多指標所呈現出來的，幾乎都指向全球經濟成長正在減緩。

    　今年上半年世界經 濟走強景象，相當程度係來自於「存貨重建」的激勵，但六月後，來自先進國家必要的存貨重建勁道，已經開始疲乏，而且看起來情勢頗為不妙，這將會大力拖拉迴 身倏起的世界經濟成長，英國《經濟學人》就肯定地認為，上半年經濟上升的氣勢已告終止，下半年的轉緩轉低幾已成為定數。

    　以全球經濟火車頭的美國來看，各項經濟指標樣態頗為分歧，最險惡的指標是就業市場的陰霾揮之不去，就在今年上半年各方都看好經濟景氣上升之際，民間部門的雇用，竟然不動如山，甚至還在繼續進行瘦身裁員，而歐巴馬原本預期的就業機會創造，也都是有聲無影，迄今讓美國最感擔憂的是請領失業救濟金的二五○萬勞動力，接受救助期程已經一再展延，而「失業長期化」的噩夢卻正在上演中；社會中無意工作的勞動力越多，可預見長期失業者就會再更進一步增加。因為失業問題的僵固化，連帶的是消費力減弱，因此，美國零售業及房地產業的僵滯與走低，當然也會大大削減今年耶誕節對亞洲工廠地區的採購與進口，後效頗引疑慮。

     　歐盟區帶動的政府緊縮開支及嚴控財政赤字的風潮，是另一股不利後半年經濟成長的重大變動。從世界經濟發展經驗看，在經濟疲弱期間，緊縮財政支出與加稅措 施，通常都是嚴重不利經濟成長的行政忌諱。今天世界經濟情勢，以長期觀點看或用短期觀點看，恐怕都不能說是處在身強體健階段，其傷害性自然不容淡忽。

    　今天歐盟區國家的大幅緊縮財政支出，立即的效應是歐洲經濟結構的必然轉變，或許對於原本較具前瞻性的優勢部門，會因為得到重點挹注而加速成長，但是金融服務業部門，以及歐元區緊急救援基金，就必然要為之重挫了，這種象徵經濟部門的嚴厲凍縮，勢必會為歐洲經濟的復甦帶來重大變數。

     　亞洲國家首推中國經濟景氣動向。目前全世界共所矚目的是，中國政府最近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態度的轉移，大體上仍謹守「小變漸變」方式，依權威機構的內部研 制，未來五年中國政府最可能採取的是，每年升值幅度三％的原則，也就是要直到二○一四年，人民幣兌美元才會到達一：六的位置。但是人民幣急升到一：五的預 期，在近期內都尚有可爭議的空間。日圓在九○年代短時間之內大幅度勁升的國家經濟緊縮效應，是中國政府當局極為在乎的前車鑑例。

     　日本在今年上半年以出口帶動的繁榮復甦，是過去半年來全球比較亮眼，也令人欣喜的新事，第一季出口成長三五％，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少有的大躍進，當然 也給近鄰的臺灣帶來重大的經濟振興對策啟示。不過，日本景氣也是繫乎政府財政激勵措施之退場與否，以及中國大陸市場的景氣變化，最近中國經濟發展趨勢既見 轉緩，對於下半年之後的日本經濟景氣之是否繁榮，關係甚為密切，也難怪日本新任駐中國大使要改用企業家而放棄繼續起用傳統外交官，當可看出其中的奧妙關 係。

    　總之，今年後半年的不可期待與不能令人開懷以迎，如今看來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

林建山

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Source

【歐股盤中】連漲三天 經濟數據報喜

中央社 (2010-07-22 20:10)

（中央社台北2010年7月22日電）歐洲股市上漲，因為報告顯示歐元區製造業和英國零售銷售意外成長，市場對經濟復甦將舉步維艱的疑慮消緩。

歐洲最大上市房地產公司─Unibail-Rodamco SE（FR-UL）引領房地產股走高，因為該公司表示將分發18億歐元（23億美元）給投資人。

全球最大風力發電機製造商─Vestas WindSystems A/S（DK-VWS）勁揚5.3%，因為該公司獲得創立公司以來最大一筆發電設備訂單。

Capita Group Plc（GB-CPI）創下2008年以來最大漲幅，因為該公司表示，由於英國政府開始削減開支，計畫將取得更多政府合約。

台北時間晚上7時13分，道瓊歐洲600指數上漲1.35%，報252.60點，盤中一度下跌0.4%。該指數自4月15日創下的今年高點滑降7.1%，因為市場擔心債台高築的歐洲各國政府實施緊縮措施，恐危及經濟復甦。

英國FTSE-100指數上漲0.95%，報5263.99點。法國CAC-40指數上漲1.68%，報3552.75點。德國DAX-30指數上漲1.56%，報6084.08點。

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 AG）資深證券策略師華爾納（Markus Wallner）說：「採購經理人製造業數據顯示，我們有些進步，讓市場也有點希望。我們並不認為未來將出現二次衰退，德國經濟帶領歐洲經濟成長。」（譯者：中央社陳昱婷）

Source

美國景氣 柏南克：異常不確定

放大圖片

• 上一張
• 1 / 1
• 下一張

柏南克國會證詞欲穩定市場信心，但一席「美經濟前景異常不確定」言論，卻引發投資人更大疑慮。路透

【賴宇萍╱綜合外電報導】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Fed）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在國會聽證會上坦言，美國經濟發展前景「異常不確定」，必要時將祭出進一步措施提振經濟，增添市場對復甦憂心。

不過，最新數據顯示，歐元區7月產業擴張情況及英國6月零售銷售成長優於預期，淡化全球經濟2度衰退疑慮，激勵周四歐股早盤勁揚逾1%，美股期指一度大漲逾百點。

英國6月零售優預期

柏南克在出席美國國會半年度貨幣政策聽證會說：「我們同時體認到，經濟前景依然異常不確定，我們將持續仔細評估當前金融與經濟發展，準備在必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在保持物價穩定情況下，致力於推動全面恢復美國生產潛力。」
儘管柏南克國會證詞試圖淡化2度衰退與通縮疑慮，並指出儘管近期復甦力道放緩，但仍能維持成長，2度經濟衰退風險不高。
儘管Fed最終將退出量化寬鬆的政策，讓超低利率政策與資產收購等救市措施退場，但必要時仍會出手救市。
但柏南克坦承復甦不確定性猶存、仍可能出手救市的說法，卻意外引起投資人不安，拖累周三美股收黑，3大指數跌逾1%，美元兌日圓昨再度回貶至7個月低點，兌歐元也同步走弱。
柏南克表示，未來可能明確釋放維持低利率的訊息，或再度收購房貸抵押證券、降低發給銀行超額準備金的利息，作為支持經濟成長的手段，但確切採取何種手段，仍須Fed理事進一步商討。
柏南克立即反駁說：「我並不這麼認為。我們需要持續評估這些可能的選項。如同我之前所說，我們沒有準備在近期採取任何特定措施，特別是目前我們還在評估復甦力道的情況下。不過我真的認為我們評估的某些措施有可能生效。」
白宮前經濟顧問林賽（Lawrence Lindsey）預期，年底前Fed將推出更多量化寬鬆措施。林賽說：「今年底美國很可能陷入通縮陷阱。」

巴西宣布3度升息

全球經濟復甦之路顛簸，連帶影響原物料大國巴西前景。巴西央行昨雖宣布升息2碼至10.75%，為今年第3度升息，但升息幅度不如市場預期的3碼，也增添市場對這個拉美最大經濟體成長將放緩的疑慮。
不過，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在部落格發布的最新文章中指出，美國經濟復甦力道雖然疲弱，但Fed政策合宜，全球經濟沒有2度衰退之虞。
分析師表示，儘管柏南克發言謹慎，但在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市再度走軟與製造業放緩下，美國經濟近期內顯然不樂觀，因此柏南克也只能先放話安撫市場情緒。
不過，歐洲產業持續擴張，大幅淡化柏南克發言衝擊。研究機構Markit Economics昨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歐元區7月服務業與製造業指數由6月的56意外上升至56.7，遠高於市場預期的下滑至55.5。
英國國家統計局昨也公布6月零售月增0.7%，優於市場預期的成長0.5%。

全球經濟 最新展望看法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瑞士信貸駐紐約經濟學家

索斯

美經濟半年內不會衰退

◎白宮 前經濟顧問

林賽

Fed年底前進一步量化寬鬆

◎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陶冬

Fed舉措合宜，全球無2次衰退之虞

◎日銀前總裁

福井俊彥

全球經濟前景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Source

希臘六大銀行壓力測試 五家可望過關

【經濟日報╱編譯謝璦竹／綜合外電】 2010.07.23 02:24 am

歐盟主管機關訂23日公布銀行壓力測試結果，投資人將密切觀察德國國營銀行的結果；另方面，希臘政府表示，希臘前六大銀行中，有五家將順利過關。 歐盟訂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23日下午4時（台北時間24日零時）發布金檢結果，歐盟各國91家銀行接受測試，其資產合計約占全部歐盟銀行業的65%。除了歐元區16國，英國、丹麥、匈牙利、波蘭與瑞典等國銀行也加入測試。 主持測試的是由各國金融監理機關合組的歐洲銀行監管委員會（CEBS），測試內容則設定三種狀況：2011年的預估經濟局勢、未來兩年經濟產出比預期低三個百分點，以及第二種情形再加上歐洲爆發主權債信危機的更糟糕狀況。CEBS明年起將成為歐盟改組後三大監理機關之一。 根據這三種經濟局面，壓力測試將評估這91家銀行是否需要增資，以及增資多少，才能達到維持第一類資本比率不低於6%的標準，以緩衝經濟不利時的可能損失。 另外，據彭博資訊，CEBS也要求銀行詳列其各國主權債部位，以取信於投資人。 多國部長及歐洲央行總裁特里謝之前均透露，歐盟多數金融機構應該都可以通過測試。最好的結果可能也是如此，即多數銀行都通過測試，但並非所有銀行都通過，以彰顯測試內容實在，足以模擬銀行在景氣惡化時的應變能力。 據美國銀行美林的報告：「歐洲壓力測試最終將被市場認為成功，只要測試結果幫助加速銀行業補充資本，但也只是漫長復原過程的起步而已。」 澳洲麥格理銀行列出可能不通過測試的銀行，包括德國郵政銀行（Postbank）、義大利大眾銀行（Banco Popolare）、葡萄牙的BCP與西班牙的Sabadell等銀行。麥格理也估計希臘六家受測銀行都無法通過測試，德國兩家曾接受紓困目前由政府控制 的銀行－Hypo不動產與HRE－也不會通過測試。 【2010/07/23 經濟日報】 Source

謝國忠專欄：刺激越多 問題越多

• 先探投資週刊
• 2010-07-22
• 第1579期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已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這迫使分析師和決策者們對是否需要新一輪的刺激發起了討論。討論的中心位於華盛頓，但是，很可能在第四季度轉移到北京。其市場影響是推遲了加息的時間。滯脹也可能因此加速到來。

成本高 收效微

應對二○○九年經濟衰退的刺激方案只能暫時提高經濟增長，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經濟深刻的結構性問題。

目前的低迷，正說明使用經濟刺激來解決結構性問題是徒勞的。不過，也許大多數的決策者和經濟學家認為，「二次探底」的原因是第一輪刺激不夠大，因此，需要新一輪刺激政策。

第一輪經濟刺激使利率跌至接近於零，並使得許多主要經濟體的財政赤字達到ＧＤＰ的一○％以上。它確實令全球經濟自二○○九年第二季度起開始反彈，但是，結構性問題使得增長難以自我維持。

許多分析師和美國的決策者倡議實行另一輪的財政刺激。但是，目前如此高的赤字，使得政府只能採用延長小幅的刺激措施，例如，發放失業救濟金或扶持困境中的州政府，這些只有緩解的作用，卻不會扭轉目前的經濟下降趨勢。

我從前說過，很多支援經濟刺激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導致二○○八年金融危機的流動性泡沫從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經濟。金融、地產和零售業被人為地吹高，因此，這些產業失去的工作崗位不能復得，我們必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對此，經濟刺激成本很高卻收效甚微。

就 連英國也放棄了美國式的刺激政策。新當選的政府正在採取嚴厲的計畫削減財政支出，從二○一一年的一○．一％下降到二○一五年的一．一％。英國的境況十分艱 難，其金融和地產行業在全球流動性泡沫時期迅速擴大，並擠出了許多其他行業。由於財政過分依賴這兩個行業，泡沫破裂後，政府的財政收入巨幅下降。如果英國 繼續像以前一樣花錢的話，它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希臘。英國政府的做法很顯然是明智的，英國政府宣布緊縮措施之後，英鎊短暫上漲。我懷疑，這只是暫時的。英國 的經濟比歐元區要空洞得多，它只能通過抑制其經濟活動和貨幣價值來平衡帳面。我預測，英鎊和歐元將在兩年內平價交易。  

失業難題何解？

全 球經濟的一個基本挑戰是，發展中世界的龐大人口獲得了可以和西方工人競爭的生產力，但還沒有獲得相同的財富可供消費。這個差距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 國家，貿易也隨之而來。這是從富裕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的一次財富再分配，這一進程的速度和發達國家的需求增長速度成正比。

這一財富再分配造成了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發展中國家的泡沫。要想擁有穩定的全球經濟，發達國家需要通過低財政赤字和低ＧＤＰ增長的方式保有財富，等待發展中國家來追趕。我認為，在今後的十年，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不應該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

在 增長緩慢的時候，失業率如何才能下降？宏觀經濟學的經驗法則裡說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必須高於某一臨界值，失業率才會開始下降。當就業增長時，收入 增加會帶來消費增長，繼而帶來投資和就業增長。正如我之前說過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全球性供給問題使得這一良性迴圈很難產生，工作機會也難以失而復得。創 造新的工作十分費時，經濟刺激也難以加快這一進程。

如果沒有經濟增長來提振就業，發達國家就需要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以降低失業率。 在歐洲，服務業似乎人手不足，失業率卻還居高不下。問題出在辭退一個員工的費用很高，因此，企業會盡量減少職工人數。恐怕西方的高失業率水平還要持續很長 時間。西方工資仍然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十倍，所以，只要有可能，跨國公司一定會將員工安排在發展中國家。

全球經濟的「二次探底」可能讓很多人認為中國不應該結束其刺激政策，甚至需要引入另一套經濟刺激方案。我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目前的緊縮措施可能會放鬆一些。這也並不正確。

中國：緊縮不可鬆勁

中國迫切需要緊縮其經濟。中國面臨的挑戰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增長放緩。中國近期的出口資料與全球經濟的「二次探底」並不一致。即使全球經濟放緩，中國的出口仍將可能繼續增加。

中 國已進入通脹時代，勞工市場收緊，工資快於勞動生產率增長，通貨膨脹已不可避免。事實上，只要工資上漲速度快於通貨膨脹，這就不是一件壞事，它是中國重新 走向平衡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提高經濟中勞動收入和消費的比例。但是，要想穩定經濟，利率必須超過通脹率，否則，通脹率將加速上漲，並引發危機。

雖然我現在認為美國不會在二○一○年下半年提高利率，但我仍然相信，中國會以每次二七個基點的幅度兩次提升利率。雖然這些舉措將平息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但不足以穩定通貨膨脹。恐怕中國將在兩年內經歷一場通貨膨脹危機。
（本文與中國《新世紀》周刊雜誌第總四○九期同步刊出）

本文詳情及圖表請見《先探投資週刊》1579期
或上http://weekly.invest.com.tw有更多精彩的當期內文轉載 
Source  

英央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國將迎來高通脹、低增長和高失業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世華財訊)　2010-07-22 11:35:29

英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Spencer Dale (圖：英國央行官網)

英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戴爾稱，預計英國未來將面對高通脹、低增長以及高失業三大難題，生活水平也難有改善。 

綜合媒體7月22日報導，英央行最資深的政策制定委員會成員、首席經濟學家戴爾(Spencer Dale)稱，英國將面臨高通脹、低增長和失業攀升三重打擊，且未來數年的生活水平僅會獲得“些微”改善。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稱，戴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預計通脹水平在2011年底前不會重回2%的官方目標，這較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年。他稱這部分是因為英國預算報告宣布從1月起上調增值稅至20%。

此外，他還稱，盡管緊急預算在避免該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以及防止利率攀升方面發揮過較大作用，但這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速放緩。他坦言，失業在未來數月出現攀升并不會令其感到意外。和此前數輪復甦相比，未來幾年的經濟需求將“難以置信的疲軟”。  (張萌 編譯)  
Source

《衛報》週評：英國聯合政府撙節支出措施惹疑猜

週四, 2010-06-24 22:28

節譯／葉興台
英國政府本週公布的預算報告將帶來可怕的政治和經濟後果。根據《衛報》的一篇評論，工黨政府先前承諾要快速大幅削減預算赤字，幅度為英國當代政府首 見。保守黨領軍的聯合政府希望砍更多，打算在5年內削減佔國內生產總值（GDP）8％的結構預算赤字，約1,160億英鎊（約5.4兆台幣），聯合政府也 打算削減政府支出80％。
英國撙節支出的程度比其他國家嚴厲得多，甚至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紓困希臘時，要求希臘執行的緊縮措施同樣嚴厲，而希臘卻是瀕臨破產的國家；也比加拿大在1994和1997年所採取的節約措施嚴厲兩倍，比瑞典在1993至1995年間的節約措施嚴厲3倍。
如果英國聯合政府打算這麼做，最好應尋求全國的共識，但如果公布預算報告前，內閣官員談話和所透露的訊息可信的話，目前所提議的撙節支出措施，接近 於經濟的焦土政策，這世英國民眾從未體驗過的。如果執行這些撙節支出措施，英國民眾不僅得準備接受巨大的經濟犧牲，還得視其為理所當然。聯合政府應徹底坦 白為何要採取這些措施，理由必須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措施本身必須有技巧地執行，而且得公平公正。
但目前情況並非如此。當然，結構性預算赤字必須削減，但英國還有時間可以進行改革。瑞典花了15年時間降低某些部會的支出20％，而非英國聯合政府計畫的5年。英國的財政狀況與希臘不同，英國的經濟較為分散多元，目前累積的政府負債，就國際標準而言並不大。
特別的是，英國債務結構的期限很長，約14年，今年多數的債務將出售給國內個人和企業，因此，國際主權債務危機對英國的衝擊有限。英國政府支付5年 期公債的利息佔GDP的比重仍可管控，這些是有關英國財政狀況的事實，不顧這些事實，反而盡扯不相干的事情，可能造成民眾的不信任。
英國聯合政府的官員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自己逼到絕境所需付出的代價，也不清楚若要採取這些撙節支出措施得做多少準備。例如，上面所提到每一點的反論 （counter-arguments）須仔細地辯論，而非用主權債務危機，或英格蘭銀行總裁並非永遠可靠的個人演說這類歇斯底里的談話，來叫人閉嘴。
英國正副首相卡麥隆和克萊格都知道他們的人氣將會滑落，但如果這個聯合政府真的認為，不這麼做情況會更糟，那就放手去做吧！這個聯合政府打算做的事 情缺乏必要性，可能把自由民主黨推回到1950年代自由黨的處境，那就是邊緣化，也會讓保守黨被重新定位為卑鄙的政黨。自由保守主義的再生，和聯合政府這 個獨特實驗所帶來的希望，將會瓦解。
英國財政大臣歐斯本的積極作為另人難以理解。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預估，工黨政府下台前提出的預算計畫較為可靠，在達到預算的可續性方面已經夠 嚴厲了，比這份預算計畫更嚴厲，還要大砍政府支出240至500億英鎊和調高稅負，根本是荒謬的，一定會遭到質疑。英國的經濟並無大幅削減政府支出的基 礎，就連堅決主張要砍預算赤字的官員，也對英國經濟前景感到懷疑。
現在改弦易轍還不算太遲，或者至少應吸取加拿大和瑞典過去撙節支出計畫中較好的作法。這兩國並未因為要維持AAA的主權債信平等，而大幅削減預算赤 字，也沒有像英國聯合政府所提議的那樣，對膨脹的公部門開刀。相反的，兩國所推出的措施，是為未來急需的公共支出成長創造一個平台，而經歷的痛苦階段，兩 國民眾願意接受政府削減支出，因此這些措施取得正當性。
加拿大和瑞典的經驗在於，短期削減支出是為了未來增家更多公共支出做準備，因此，兩國政府雖然在短期內削減退休金、失業津貼、其他福利措施和公務員薪水，民眾也大多願意接受。
Source

英國石油公司高管稱不會辭職

2010-06-07 中國新聞網

美國海岸警衛隊官員5日說，英國石油公司成功“蓋帽”墨西哥灣漏油油井後24小時內共收集6000桶原油，超出先前所預期的每天1000桶。

英國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托尼‧海達倫禾特6日說，自己不會因漏油事件辭職。


超預期


英國石油“切管蓋帽”控漏方案的實施5日繼續呈現積極進展。

美國海岸警衛隊司令、原油洩漏事故救災總指揮薩德‧艾倫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過去24小時內，共收集6000桶漏油。”

前一天，艾倫估計漏油收集量為每天1000桶左右。

“眼下目標是在保持現有收集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艾倫說。

英國石油租賃的鑽井平台“深水地平線”4月20日爆炸後沉入墨西哥灣，底部油井持續漏油。

漏油之初，英國石油一度在漏油點上方安放“控油罩”，希望借助虹吸管向海面船只輸送漏油。不過，由于井口壓力太大、溫度過低，漏油凝結成“油晶”，無法上輸。

“蓋帽”方案是“控油罩”方案的改良版。英國石油在全新漏斗狀裝置中設置排氣閥，控制裝置內壓力，防止“油晶”形成。

“他們現在做的是緩慢提高收集量，輸送漏油至海面，”艾倫說，“他們希望把收集量提高到最大值，隨後逐漸關閉排氣閥。”

艾倫沒有透露最大收集量具體數值。


不辭職


英國石油首席執行官海達倫禾特6日接受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採訪時說，盡管因漏油事件面臨巨大壓力，他沒有考慮辭職。

“這種想法從未在我腦海里出現，”他說，“很明顯，有人這麼想，但不是我。”

英國石油遭到美國政府和漏油地區附近居民嚴厲指責。海達倫禾特先前說，希望時間倒流，回到“深水地平線”爆炸前，阻止悲劇發生。

“我認為，如此嚴重的事件發生後，我們的應對措施可以理解，”海達倫禾特說，“我也感到憤怒和沮喪。”

針對眼下英國石油公司面臨的一系列訴訟，海達倫禾特表示，不擔心自己遭到指控。

“我不擔心遭逮捕，”他說，“現在讓我睡不著覺的原因只是漏油本身。”

海達倫禾特承認，漏油事件對英國石油公司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但也帶來頗多吸取的經驗教訓。“這不會停止深海油氣鑽探，但會帶來改變，”他說，“我們將充當先鋒角色，因為我們更有經驗。”


成現實


漏油之初，一些專家擔心浮油蔓延會嚴重損傷沿岸野生動物。眼下，羽毛遭浮油浸透的各種鳥類証明，擔心已經成為現實。

在路爾斯干迪安那州“福特‧傑克遜鳥類恢複中心”，英國石油公司雇佣工作人員為157只各種鳥類清理粘附在羽毛上的浮油，包括頗為珍稀的褐鵜鶘。

由于浮油粘附過緊，工作人員必須先讓褐鵜鶘在植物油中“沐浴”，隨後耗時大約45分鐘刷去浮油。

羽毛烘幹、完成身體檢查後，這些鳥類將被送往佛羅里達州安置。

褐鵜鶘屬珍稀物種，歷經20年種群保護，去年剛從美國瀕危動物名單中移除。

致力于恢複褐鵜鶘種群的生物學家占士‧哈里告訴路透社記者，漏油事件使他們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美國政府5日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清理人員已在墨西哥灣海域發現有547只鳥死亡。一些科學家說，一些鳥死亡後因為沉入海底無法統計。因此，實際死亡數量可能遠超現有統計數字。(蔣驄驍)
Source

8年敗光4.5億樂透獎金 回頭再當清潔工

• 

  2002年，19歲的清潔工麥可卡羅(Michael Carroll)中了970萬英鎊(約4億5千萬台幣)的樂透頭獎。(圖／取自Dailymail)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許多人都夢想中樂透頭彩，改變自己的一生，而英國一名8年前中樂透頭彩的男子，8年後還在當清潔工，看似什麼都沒改變，其實這8年他經歷了許多事，只是又被「打回原點」。

2002年，19歲的清潔工麥可卡羅(Michael Carroll)中了970萬英鎊(約4億5千萬台幣)的樂透頭獎，他先送給親友幾百萬英鎊，再為自己買豪宅、名車，然後，每天吃喝嫖賭，外加吸毒。

8年內，卡羅屢次觸法而跑法院，老婆也受不了他，帶著小孩離開。卡羅最大筆的花費是用在吸毒上，他常在家裡開吸毒趴，「每天」光是花在古柯鹼上的錢，就高達2000英鎊(約9萬3千台幣)，今年2月終於宣告破產。

卡羅現在回到家鄉Norfolk重新當起清潔工，每周還能領救濟金，他終於務實地說，他會像一般人一樣，好好工作領薪水。


↑卡羅現在又當清潔工，8年的靡爛生活，讓他從年輕小夥子，變成不到30歲就像發福大叔。(圖／取自Dailymail)
Source